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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