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它又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而在中国，生育潮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我们无法放任前者，就像我们不能忽视后者。而除此外，这问题还涉及伦理和法规，以及在一个有性别选择嫌疑的文化下，在一个“只要有空子就去钻”的社会中，放与收之间的尺度把握。
我问我的受访者：你们有没有想过收养？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有。“中国人嘛，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只有两对夫妻例外。其中之一，甚至曾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一对都不到20岁的‘小孩’生了个男孩，准备把孩子抱给别人养”，然而，家庭会议后，两人没有收养那个孩子，“毕竟是男孩，怕对方将来反悔。”这对夫妻后来取卵数次，有了自己的孩子。另一对夫妻，甚至去了孤儿院，了解后发现，收养手续比想象中繁琐多了，最终，他们努力数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海外试管中介公司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其实大部分肯接受捐卵试管的妈妈是二婚，她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靠捐卵怀孕只是为了了结丈夫的一个心愿。她说：只要有可能，一个女人，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曾有失独者与这家医疗机构联系，咨询过费用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我看到一个靠代孕才拥有了自己孩子的妈妈在微博上贴了纪伯伦的话：“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我给她打了电话。这位妈妈的故事很简单，高龄，卵巢早衰，38岁那年，在中国最好的医院，一位全国知名的生殖科医生告诉她，“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有些女人就是没法拥有自己孩子的。”她不死心，去了日本，8个周期的促排，积攒下10个可用的受精卵，然后移植，失败，再移植，还是失败，移植到还剩下4个胚胎时，她怕了：胚胎的打分很好，是不是自己子宫有问题？她托人联系了美国的一个代孕机构，考察，各种文件签署，各种交涉，对象有律师、对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代母……胚胎被从日本邮寄到美国，其中的两个被选出来，植入代母的子宫–那是个已经生过3个孩子的墨西哥裔女人，婆婆跟她住在一个街区，她怀孕时，婆婆可以帮她照顾孩子。然后是等待，32周，孩子出生，一男一女，两个宝宝大约花了百万。这位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我问到，会不会觉得试管或是代孕侵犯上帝的尊严？她说，不会呀，孩子们不都是上帝带来的吗？
超负荷
上世纪90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生殖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不过，时间很快够证明，在这个比西方更看重血缘和传承的东方国家，建立这家名叫集爱的专业诊治遗传与不育的专科医院是多么富有前瞻性。
1978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出现，无异于人类应对不孕的核武器。在中国，虽然在1988年就有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但在集爱之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性技术而非实用技术存在于这个国家。1998年9月，集爱在中国上海正式接收就诊者，这是中国第一家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种成熟治疗手段使用的医院–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10%-20%的人需要求助于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这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据说，最初，集爱的候诊室有舒适的沙发与空旷的候诊大厅，与当时始终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相比，简直异数。不过，17年后，当我在一个细雨的周一早上8点半到达候诊大厅时，那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运时期的火车站。2011年，有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过一个医生，并配以细致的说明–“他一天要看40个病人”。而就在我去集爱的那几天，我知道，“有的医生一天几乎看了92个病人”，以至于，赵伟鹏–那位集爱的创院院长说，“这不行的，这个是超负荷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
候诊
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是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在北京，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1500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而谈到2012年新成立的上海曙光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100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200例，第三年500例。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900例，第二年1600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一千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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