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3天前，S一边整理着一下午拆的两个比拳头略大的青灰色毛线球，一边跟旁边的人说：“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
发病率
仿佛一夜之间，生殖门诊变得人满为患，是因为不孕症发病率在增加吗？主因应该并非如此，彭献东这样回答我。彭是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医生，是中国最早进入辅助生殖领域的那批医生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现在觉得医院里不孕症的病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现在他们来医院了。“从前这样的人一般不去医院，他们或者看中医，或者领养个小孩完了。”
不过，医生们也都不否认，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肥胖、工作压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衰退的表现之一是精子质量的衰退。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台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标准中规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目的正常值是6000万；在2000年的第四版精液分析标准中，只需要2000万每毫升的浓度，就可算正常了；再过10年，2010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标准中，正常标准又被下调到了1500万。
对这种衰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龄。2013年，《柳叶刀》杂志在一期关于“生育力”的专题中特意提到，英格兰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龄第一次超过了30岁。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1960年代，我们祖父祖母的年轻时候，平均初育年龄是22.02岁；到了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平均初育年龄为24.44岁，而到了我们该生育的时候，根据一份2012年的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作为注脚的数据还包括，1999年，北京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67岁，同年，上海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7.9周岁，而香港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是29.8周岁。
上世纪，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不孕症将会成为21世纪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不孕症大国，差不多每6个宝宝中就有一个是利用过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而在美国，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怀孕或者保持妊娠问题。美国大约有740万女性一生中曾接受过不孕服务，不过，在美国接受如IVF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病例低于3%，大约有85%-90%的不孕症是用手术或者药物进行治疗的。
世界卫生组织对不孕症的关注，几乎与它对“避孕”的关注始于同一时期。官网上，WHO对不孕症有两个定义：临床上，“一对夫妻进行规律的无保护性生活达到一年时间，而没有怀孕”，便可被诊断为不孕症；从人口学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愿，5年，却没有怀孕，被定义作不孕。WH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4850万对想要孩子的育龄夫妇无法在5年内如愿，其中1920万对夫妇不能拥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2930万对夫妇无法再要一个孩子（后者的数据不包含中国）。”
中国的不孕症发生率如何？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76-1985年全国总的不孕率为6.89％。今天呢？2010年，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上海地区的不孕症发生率在9.3%左右。2011年协和医学院的一份博士毕业论文中，那位医学博士通过对安徽、河南、四川3省6县市的抽样调查，得到了一个结论，平均的不孕发生率为7.4%，而大于30岁结婚的人群中，不孕症发生率为12.5%。2012年的一篇新华社报道中，同样提到了12.5％，不过，那篇报道只是模糊地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对全国的情况，接受我们采访的医生大多认为，这个数字大概会在10%左右。
人们猜测，中国的不孕症发生率应该不会显著高于或低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值。2010年，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和瑞士的默克雪兰诺公司共同启动过一场全中国范围内的不孕不育流行病学调查。不过，调查的结果如何，却始终是个谜，默克雪兰诺公司也婉拒了本刊的采访邀约。
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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