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 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4)

时间:2015-10-10 19:25:35 

尽管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是完全西式的,金岳霖还是在《论道》中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概念”。他承认,《论道》的“道”,“我可以另立名目,而另立名目之后,这本书的思想不受影响”,“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论道·序》)但在这个蔚为大观的形而上学世界,金岳霖不仅要满足他那乌托邦式的宇宙想象,还要把自己的爱国情怀浇灌进去。因此,他以“道”来命名这本著作,用“无极”、“太极”、“出入”、“几”等有中国味的词作为《论道》的重要术语。

冯友兰谈《论道》时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到了1949年,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金岳霖面前。这个新世界的建立者统一了中国,展现了一幅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美好蓝图;新世界的指导思想,是金岳霖称赞有“理论的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斯巴达情怀与乌托邦激情,在新世界结合得如此完美,且第一次从抽象世界落到了地上,让《论道》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形见绌。

开国典礼上,听到毛泽东用自己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金岳霖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做一个新人”,还是与新世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有差距。

1969年,这位七十多岁的学者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学者涂纪亮回忆,在哲学所的批斗会里,师生们都知道他是“正直且要求进步的学者”,发言者在他的论著中找不到“反动”言论,“只好空空洞洞地给他扣顶大帽子”。“与会者也明白这是例行公事,表面文章,跟着喊几声批判口号,内心中仍是敬重金老的。”

孩子

1980年代末,汪曾祺的散文名篇《金岳霖先生》,让许多人认识到这位学者的纯真:上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待朋友温和,熟悉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老金”;养了一只大斗鸡,和斗鸡同桌吃饭;喜欢收集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水果送给孩子们,自己再去买。

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要研究逻辑,回答孩子气十足:“我觉得它很好玩。”

1926年,在清华教书的金岳霖和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同居。一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说有紧急事要请她和丈夫赵元任过来。“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秦丽莲不慎怀孕,老金要我给她做堕胎手术?她赶紧声明:“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那边答:“我想大约不犯法的吧。”

赵元任夫妇当即进城到金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盯着她肚子看。岂料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有一只鸡3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原来,金岳霖天天给鸡喂鱼肝油,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难产了。杨让两人把鸡抓着,手一掏,就出来一个葫芦形状的蛋。金岳霖见状,赞叹:“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事后,金岳霖遵守约定,请赵氏夫妇去烤鸭店大吃一顿。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那风雨如晦的岁月,他的孩子气也一如既往。他每周必去王府井搜罗大水果,以供观赏。别人每次走进他客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排列整齐、姿态奇异的大水果。他保持着斗蟋蟀的爱好,园子里和屋内摆了几十盆蟋蟀。喜欢跟孩子玩耍的金岳霖,每天经过院子,总有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

心思纯真的金岳霖,一旦皈依新思想,便一往无前。

1960年,金岳霖撰文论证逻辑具有阶级性,引发逻辑学界的激烈争论。在一次讨论中,他甚至来了火气,对反对其观点的弟子周礼全上纲上线,说周反对“推论有阶级性”是“立场问题”。直到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才为争论画上句号。

在“文革”期间的一次会上,金岳霖又提起那场争论:“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在场的人暗自替金岳霖捏把汗,唯恐他会说出“大逆不道”的话。“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听到“闹情绪”3个字,大家松一口气,金岳霖那股认真劲,反倒“大事化小”了。

在很多人看来,金岳霖的较真显得有些可笑,但在学者王晓渔的心目中,“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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