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最后的时光，殷海光仍对老师的教诲感念不已：
事隔二十多年，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因此，如果我要写文章，我也极力避免在受左或右的影响甚或支配的刊物上写。–《致卢鸿材》1968年7月5日
在殷海光心中，老师也是一位“纯洁而独立”的思想者。
“洗澡”
转变发生在1952年。
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全面检讨自己，并说：“我从前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
文章点名批评自己的两个弟子，“反动”的殷海光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王浩（此时王浩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原名）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实际上，殷海光到台后，频频批评国民党政府，不见容于“蒋匪帮”，甚至被蒋政府逼离任教多年的台湾大学。
这篇“忏悔录”很快流传到海外。殷海光在报上读到，思绪起伏不已，黯然神伤。
悲伤之余，殷海光仍设身处地去理解他的老师。当牟宗三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指责金只有“纯个人兴趣和纯技术观点”，精神无所主，殷海光立即撰文批评他不理解大陆知识分子，只会说风凉话。
胡适难以相信金岳霖的转变出于真心，他评论道：“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事实上，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金岳霖并未感到屈辱。相反，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有罪，悔改之意坚决而彻底。
1952年2月-3月，金岳霖先后3次在清华文法学院师生大会上做思想检查，检讨自己对“资产阶级旧哲学”的留恋和思想错误，态度诚恳热情，受到师生欢迎。
冯友兰多次检讨不过关，组织让金岳霖去冯家做工作。一进门，金岳霖就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就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1951年发表的《了解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中，金岳霖把自己归为“搞旧哲学的人”。对旧哲学“包袱”，“我们不能有别的打算”，不能“试图减轻一点或减少一点”，而必须把包袱扔掉。“在循环往复中，我们要不断地改造。”
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季羡林自传语），每一次自我检讨，对金岳霖来说都是一次精神净化。他多次在文章中、在私下跟哲学所同事说，“洗澡”让他神清气爽。1958年，他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初有一点痛苦，但习惯了就不觉得痛苦了，甚至有一点令人振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思想尘垢被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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