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一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然而没过多久，Barbra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的新西兰签证已经下来了，她将在一个月后启程。
我说既然你想好了，就多保重吧。
她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庆祝一下，你也来吧。
我想了想，反正晚上无事可做，就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所说的几个朋友一个没来，我有点疑惑但没多问。
吃完饭她拉着我要去唱卡拉OK，一进卡拉OK就点了好几瓶红酒。
很快我看出这姑娘是想要借酒撒疯，她跟我不停干杯，然后自顾自地咕嘟咕嘟喝下去。
我没去劝她，一个女人想要把自己灌醉一定有她的理由，我只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就行了。
她用话筒指着我说：“Mark，你不真诚，你没喝醉。”
我说：“我不能喝醉，喝醉了没人送你回家。”
慢慢地，红酒的酒力开始发作，她东倒西歪怪腔怪调地哼哼：“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哼着哼着，
她开始呜呜地哭，身体止不住地往沙发下面滑，我只好扯住她，她顺势倒在我的肩上，伸开双臂，说：“Mark，你抱抱我吧。”
我很为难，只好象征性地抱了她一下。她忽然勾住我的脖子，哭得更凶了。
我结了账在Waiters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拖上了车，她蜷在车后座上泪水横流。
进了她的家门，我替她擦了脸把她安置在床上，她猛地冲进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呕吐。
我跟过去，她抱着马桶，眼泪鼻涕和吐出来的脏物糊在原本干净的小脸上，我在旁边看着，不知所措。
吐了一阵她站起来在水龙头前洗了个脸，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Mark，我没事了，今天真对不起，你回去吧。”
我说：“那好吧。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我转动门把手的时候，听到她在后面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我回过身去，她倚在卧室的门框上，目光迷离。
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那种style，说实话，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怂恿我留下，我知道那是来自心底深处最真实的骚动。
不过，在这微妙的骚动过后，我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必须走，我有太太，我结婚了。
而且，你太年轻。”她摇摇头，很失望的样子。
她说：“算了，我不为难你，你走吧。”我转过身去打开了门，听到她在身后叹了口气：“你老了，你连失控的能力都没有。”
是的，我老了。象我这么个男人，从七八十年代在国内的循规蹈矩战战兢兢，一脚踏进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秩序里，几乎没有须臾感受到人们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前沿地带的自由与开放。
我从来不知放纵为何物，好象从未年轻就已经衰老。
可是，长久以来，我分明感到自己骨子里依然有种不安分的东西，它象岩浆一样暗潮涌动，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沉寂下来，而是暗自积聚成一股能量。
我经常能感到这种能量在身体里左冲右突，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我必须与之进行长期斗争。
我担心总有一天它会到达极值冲出我的躯壳，完全超越我的控制力，诱使我去跟现在的一切既成事实作对。
尽管我总结自己当天晚上的表现算得上无可挑剔，应该说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可是有好几天的时间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Barbra那张小脸，我为突如其来的“洛丽塔情结”感到心慌。
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一个月后Barbra将独自一人去那个前途未卜的地方，我的心里很凄凉。
我为Barbra租了一套小公寓和一辆切诺基，切诺基是她点名要的。
她开起切诺基来非常好看，对，就是“好看”这两字。很大一个车和很娇媚的一个女孩，放在一块，效果奇特。
在她身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差，总能让我感到出乎意料，这深深吸引着我。
不过，客观地说，她身上有着一切在物质骤然膨胀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的缺点。她爱虚荣，会为KENZO、GUCCI甚至秀水街的假名牌魂牵梦绕。
她有时还会旁敲侧击地提醒你她需要什么，并且制造足够的理由让你觉得你没有不满足她的道理。
可是就连这点小小的伎俩也让我觉得她是那么可爱，我不介意在陪她逛街时做她的ATM。
只是有一次，在LV店，她看中了一个手袋，吵着要我当生日礼物送给她，这手袋跟我在去年圣诞节送给太太的那一个一模一样，这勾起了我心中强烈的愧疚感。
这一次，我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有点生气，说我小气，我不想解释。
那天晚上，我躺在北京公寓的床上，昏昏欲睡中无比想念我远在异国的妻女。
看看时间，正是纽约的早晨，家里应该正弥漫着咖啡和煎蛋香。我拨个电话过去，是女儿接的，她正在变声期，声音有些沙哑。
她说爸爸我和妈妈都很想你……
有片刻我怀疑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我和Barbra的关系简直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关系。
在外人看来，我一定是怯懦胆小愚不可及。
我在心里不停对自己说，上帝啊原谅我吧，我并没有真正碰这孩子，我依然忠贞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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