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的技巧日益娴熟精进，他却逐渐面临更大的困局：在画中找不到自己的面目。1986年，因为感觉不到突破和出路，老树停了画笔。但日子却并不寂寞。那正是文化热的时候，像当时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老树读萨特的书，写现代诗和小说，留着长发，在大学校园里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办各种讲座，谈诗歌、电影、文学、音乐……他明白这些都是发泄的渠道，那个时代的情绪里充满了焦虑、紧张和迫切真诚的“补课”的渴望。“‘不知所以’，是很多人的状态，至少是我的状态，充满热情，也充满焦虑，甚至不知道在焦虑什么。每天晚上都熬夜，眼珠子红红的。有时候我半夜出门骑车乱转，也不管方向就这么一直转……等到天快亮了，嗬，快到保定了！”当时美国作家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一书非常流行，老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书中的主要观点：“它让我明白了人可以分解为几块——作为动物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自觉的人，和作为一个群体动物的人。‘我思故我在’，笛卡儿那句话，当时我们很迷恋。”
那是老树作为“个体”的初步自觉，但回想起那个年代的自己，老树觉得就和时代一样天真热情，却处于“发癔症”的状态。直到1992年去广东生活了4个月，带给他震撼性的转变。“北京可能还有很多人在高谈阔论理想，但是广州那边却是高度世俗化了，就是饮食男女，老百姓真的像个平民的样子。我们过去老动不动就说‘我是国家的主人’，可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吗？从广州回来后我整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变了。还是可以保持思考和敏锐，但是不要老是瞎妄想，莫名其妙地瞎激动。而且1992年对我而言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像自我暗示一样的意义，我正好30岁了。古人讲三十而立，我也该明白点事儿，务实了。”
老树开始“踏踏实实”地干活儿，除了研究摄影、在大学里好好讲课之外，业余还“下海”，跟朋友成立公司做出版。这些当年看来或许有点俗气的事情，变成了实在的、为生活而做的努力和经营。“你只有经历了，才能看淡。就像人们说的那几个阶段，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是山’，那得是一个过程。”老树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点点世俗的琐碎与反思中清晰起来。他清楚了自己的趣味和追求，也明白了自己的界限。他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做好分内之事外，他愿意尽可能躲开现实，不爱出门，这是躲开现实的一个很实际的手段。
重拾画笔的契机是2007年。老树的父亲因为胃癌到北京治病。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老树怎么也睡不着，拿起丢了20年的画笔，想画点东西。那时候民国的影像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潜藏已久，他说：“我提笔就画了一个民国的小人，光头，靠在树底下，很简单。”撂下笔，老树睡了两三个钟头，早上起来陪父亲去了医院。手术很成功，他终于放了心，回到家里歇一歇。这时候一看先前草草而就的画，忽然觉得很有点意思：“尽管用笔还不像今天这么精良，但我意识到这么画出来是自己的面目。多少年我都没看过画展了，也不大注意别人的画。好多东西都忘了，这倒好，完全进入了自然表达。就这么着，继续画。”于是便有了与从前风格大不同的“老树画画”。那些忘掉的技巧，慢慢地在熟练的过程中复苏，但它们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也不再成为他自我怀疑的理由。“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很放肆，我想把自己的好多东西都画出来，画我的经验、记忆，还有想象。想象着自己躺在水边，看着天，云彩一会儿过去一朵，一会儿过去一朵……那就画一张吧！”
老树的画必得配上老树的诗来看。他早已不写80年代那些现代诗，他采用古体诗的形制，大量运用反转、戏谑的手法，把俚俗与雅致杂糅在一起。那些诗明白晓畅，结尾时常出其不意，讽喻、批判和疏离也往往在轻松的句式中被消解。“现实里其实有很多不满，然而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好在我从来就有个特点，善于自嘲。我写的那些诗就一直在自嘲，偶尔装一装很超脱的样子，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就像80年代末期‘撒娇派’的宣言里说的那样：‘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我们就撒娇。’”
凝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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