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拥有一个稀有的姓。几十年来，每认识新的朋友，总不免对他的“汉”姓很好奇。有朋友问：“是不是旗人？”大概因为满洲人有汉旗。又问：“是不是蒙古人？”在报纸上开专栏时，有读者还以为他是外国人，以为“汉”是音译过来的。“奇怪的是，明明是汉，反而没有人认为我是汉人。好像认定，如果是汉人就不必在姓氏上表明了。”事实上，汉宝德出生在山东日照县皋陆村，汉氏祖辈是明洪武二年（1369）自江苏海州移民而来，他8岁那年就跟着父母逃来台湾了。但他一直清晰记得，家中那扇黑漆大门上挂着两只大灯笼，上有“安仁堂”、“汉”的字样。汉家世代经商，但门上的红色对联永远是“耕读为荣，勤俭持家”。
“也许我的姓与众不同，使我老觉得自己很特别，所以从小时候起，就不喜欢人云亦云。很妙的是，在意见上，我永远是与众不同的少数。”事实也是如此，汉宝德一辈子都在做“与众不同”的事：读建筑系时，同学专心画图，他却热衷办杂志、写文章；担任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时，他把台湾建筑教育系统整个颠覆了；在高举现代建筑大旗时，又突然转向历史建筑保护，甚至离开建筑圈去创立博物馆和艺术大学。
现代建筑对汉宝德的第一波冲击，是在他上世纪60年代初到东海大学任助教时。当时的东海大学在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学校，它是纽约基督教联合基金会所设立并资助的学校，1949年之后，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如燕京、齐鲁、金陵等在大陆停办，他们就利用这个基金在台设校。校园设计专门请当时已经名扬海外的贝聿铭主持，力求赋予一座现代校园以中国传统风貌，部分采用了四合院样式，配合了当时东海大学以师生见面听讲为主的博雅教育。校园里另一代表作是贝聿铭与建筑系主任陈其宽设计的东海教堂，正面是三角形的西方教堂意象，侧面是中式意味的曲面屋顶，是结合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典范。具体到建筑教学上，陈其宽更是引进了包豪斯的教学方法，放弃了传统的学院派教育观，开创新建筑教育先河。
等到1967年汉宝德自哈佛大学学成回台湾，他被东海大学聘为建筑系主任，有机会亲自开启建筑教育改革。比如最重要的设计课程，他力推学生使用模型来构思空间，而放弃用透视图来显示美观。可是，那时候台湾没有一所建筑学院用模型，以至于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硬纸板、裁纸刀，他专门找了工厂，依照美国带回来的样版订做。他还引入了评图制度，在学习过程中给予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此外，排除了体制上的限制，改建筑系为五年制，并且持续地译介美国学界的新信息，聘请了不少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夏铸九评价，这一时期汉宝德确立的东海建筑系制度与方向，可以说是在原来由陈其宽引入东海大学建筑系的包豪斯式现代建筑教育的基础上，做出的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的现代建筑论述的移植。夏铸九说，那个时候东海大学还是隐藏在大度山的相思树林里的一所小型大学，但汉宝德的教育改革，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前来投奔，大家戏称“上山求道”。尤其是收登琨艳为徒的故事，更是传奇。登琨艳当时只有农专学历，就凭一张用毛笔写的求师信，汉宝德便收了他做“入室弟子”，带他到家里，从画图一直教到做人处世，那是一种现代社会罕有的亦师亦父的关系。
台湾建筑评论家阮庆岳当年也曾是这批“上山求道”青年中的一员。他告诉本刊，当年汉宝德推行建筑教育改革，开办汉光事务所，创立《境与象》杂志，在青年一代眼中是思想新锐的代表。于是在台北读建筑的阮庆岳趁暑假去汉光事务所打工，东海大学在台中，汉光事务所在台北，每周五中午才能见汉宝德来事务所。在阮庆岳印象中，汉宝德那时候刚刚40岁出头，常穿着长袍，咬着烟斗，样子颇严肃，事务所的年轻人在崇敬之余也不大敢和他搭话。那时的汉光是“纽约白派”风格的代表，通过一系列案例把这种前卫风格在台湾推行到一定高度，是台湾现代主义建筑的引领力量之一。到了80年代，汉宝德作为现代建筑的旗手突然转向了历史建筑的保存和修复，汉光事务所也更多地进行地域主义风格的尝试。阮庆岳指出，汉宝德转型的背景是自70年代开始的台湾“乡土运动”的兴起。此前文化界一直是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以西方引领的现代性为指标的革新力量，另一派是坚守“中原”中心性的传统势力。但70年代初台湾退出联合国，随即与日本、美国断交，知识分子开始反省台湾的本土认知，几次论战后，在80年代基本明确了本土价值。自此开启的现代性转型，从一面倒学习西方的“横向移植”到延续自身文化脉络的“垂直生长”，这一趋势也与全球性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相吻合。不过，在阮庆岳看来，即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汉宝德的转型也是相当剧烈的。
大乘的建筑观
建筑评论家史建还记得80年代读到汉宝德《大乘的建筑观》一文的震撼，堪称是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檄文。那时候大陆还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还是单向吸收的姿态，少有这种从民族角度、东方角度对西方的有力量的直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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