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翟芸瑶这样的未成年人在美国主要进入走读私立高中就读，根据美国法律，必须在当地为他们寻找寄养家庭作为监护人。翟芸瑶换过几所学校，寄养家庭也换了几家。比较确定的一家主人是一位拥有进出口货物运输业务公司的女性。她的丈夫去世多年，住在一栋独立别墅里。根据知情人透露，当寄养家庭的主人看到媒体报道翟芸瑶的案件时，一点儿也不惊讶。她回忆翟芸瑶从她家离开时，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甚至解脱的感觉。翟芸瑶经常夜不归宿，怎么劝说也不听，非常令人操心。翟芸瑶对寄养家庭也不满意，曾经在网上写过跟寄养家庭的矛盾。
寄宿家庭由学校或者中介机构寻找，加州的收费标准是每个月1200到1500美元，这个价格并没有太大的盈利空间，对小留学生的照顾和监护全凭寄宿家庭主人的自觉。邓洪告诉记者，早期的寄宿家庭很多是以发展教徒为目的，他们是退休的老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愿意在孩子身上投入很多。现在更多是盈利的目的，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心思，是很难衡量和用合同规定的。
Laura在案发的罗兰岗地区生活了十几年，她告诉记者，一位朋友就带了个小留学生。“也是私立牛津高中的学生，是和学校直接合作获得的客源，学校费用不多，她对孩子的照顾也不好。除了带学生，她在家里摆了两桌麻将赚抽成，我们去打麻将，有时会碰到孩子放学。如果我是家长，不会愿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Laura说。
寄养家庭跟小留学生很多时候简化成了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即便是小留学生的父母，也未必真正理解寄养家庭的含义。住在洛杉矶的Ann照顾两个小留学生已经4年了，相处得很愉快。她不但变着花样为他们做中国菜，早上还会叫他们起床，给他们洗衣服，甚至倒水喝，如果住在美国家庭，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做。小留学生依旧享受着国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其中一个英语不好，沉溺于游戏，学习不用功，可是Ann不会把这些情况和学校关于学生未来规划的资料和建议告诉孩子的家长。她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家长从来不跟她联系，并不重视她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在家长看来，她完全就是个保姆。
在有经验的留学中介看来，只能依靠一些硬件指标弥补软件服务无法评估的问题。总部在洛杉矶的国际教育机构“逸童教育”的顾问总监陈山告诉本刊记者，住在人均收入高、犯罪率低的社区，家长素质相对就高。再有就是看家庭成员的背景，比如父亲做消防员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美国消防员非常崇高，说明人品很好，或者是名校毕业，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家长，责任心和能力会比较强。
把青春期的孩子托付到一个陌生家庭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更何况双方还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翟芸瑶与寄宿家庭的摩擦不是特例。北美驻华联合事务所负责代理美国和加拿大200所私立中学在华的招生，它的山西地区负责人李宏说，中国学生的不满意首先是吃不好，美国饮食很简单。而且中国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到了寄养家庭被要求做家务、剪草坪。美国人说话很直接，不喜欢的地方就直接说出来，中国人很难接受。
美国寄养家庭对中国小留学生的印象也越来越不好，在美国不能抽烟喝酒，而且不能撒谎，小留学生可能觉得撒个小谎无伤大雅，可美国人非常讨厌这一点。再有就是家务分担，使用浴室和其他公共空间之后要清理干净。还有沟通问题，把中文里调侃式的脏话或者威胁人的话用在英语里，美国人会认为很严重，一旦较真起来，可能会记录下来影响升学。
语言不通、寄养家庭如果不发挥监护人的责任，因为文化差异，远在中国的家长未必会对小留学生的遭遇重视和理解。他们成了家长空投到美国的降落伞，全靠自己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可能走上了歧路。邓洪告诉记者，翟芸瑶同案的杨玉菡第一次来美国时被斯坦福所倾倒，立志要进入这所顶级大学。可当她作为小留学生来读高中时，受到了欺负，甚至被剪掉了头发。跟翟芸瑶一样，她第一选择也哭诉要回家。她妈妈说，我不想听你说那些，你就是要好好学习，争取进入斯坦福。一次被打之后，她一周没有上学，反思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要强悍，要跟其他小留学生抱团取暖。混在一起的结果就是，白天睡觉，晚上玩，想不上学就不上学。
牛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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