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联是唯一能为中国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国家。中苏之间有两条交通线，一条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另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山西，连接陇海路。抗战爆发后，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阵痛。他决定在上海开辟淞沪战场，将日军吸引到南线，其中一个原因即为了减轻北方军事压力，保障中苏之间仅剩的通路。
苏联对中国援助有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在《在华使命》一书中，崔可夫谈到了斯大林对他任务的嘱托：“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
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始终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强烈要求日本协同德国进攻苏联。当时日本陆军上将山下奉文带领考察团访问德国，据随团作战科成员高山信武回忆，希特勒把山下叫去说：“1941年6月16日，德国将对苏开始作战，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自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更加急切地希望日本尽快进攻苏联。7月10日，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收到德国外长的急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披露了这份电文：“您应根据我给松冈（日本外相）的传言，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因为参战的实现是愈早愈好。和过去一样，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铁路为当然目标。随同苏联的崩溃，三国同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巨大无比……完全消灭英伦三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进攻苏联，以实现“北进”的基本国策。他认为，进攻苏联可以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战场脱身——“现在我认为，可以北进到伊尔库茨克，即使北进到那里一半左右，就会影响蒋介石，或许会实现全面媾和。”
松冈的意见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按照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以及全部的航空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中国事变”已使帝国勉力支撑，4年耗空国力，对苏开战是“火中取栗”，断送“帝国大业”。他坚决反对对苏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是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了解日本兵力实际情况的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虽没有完全否决“北进”计划，但提出要等待德国将苏联抵抗消耗殆尽时去“摘桃子”——“当苏联像熟柿子似的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加以进攻。那会大大发扬日本的威信的。”
经过激烈争论，日本御前会议否定了对苏联的“北进”计划。这一结果，经苏联情报人员迅速通报给斯大林。
由于日本不再成为背后的威胁，苏联部署在东方的庞大军事资源得以西调。1941～1944年，苏军从东线总计抽调陆军45万人，12个海军步兵旅共14万人，火炮和迫击炮5000余门，坦克3300辆。
崔可夫将军从中国返回后，直接指挥了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后来在《来华使命》中写道：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抗战还使日本西进战略胎死腹中。日本的所谓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进而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
1941年12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防卫计划”，首次提出将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列入日本太平洋战争外围作战和防御范围的设想。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上奏中也指出，在发动南方作战（即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最大的愿望是要求德意向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中近东地区进军，控制红海，进入印度洋，迫使英国屈服，歼灭美英海空兵力。
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对峙，有攻占中东之势。
日军海军也随即向西发展。4月5日至13日，日本海军在印度洋攻击锡兰岛科伦坡英国军事基地，击败英国东方舰队。丘吉尔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对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如果日本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德日就有在中东会师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