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打通印度、西亚作战的前提是锡兰作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示陆海军进行锡兰作战准备，集中兵力在印度同英国作战。6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日军陆海军提出，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此时日本尚未夺取太平洋制海权，而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舰艇大部分从地中海撤退到红海或印度洋。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
但如果进攻加尔各答，日本陆军只能提供两个师团的兵力，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实际上，对印度的进攻与当时正在策划的“五号作战”（即四川作战）相冲突。该方案计划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为实施“五号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增加到97万。
田中新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五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这是目前促进战争结束的重要方策。”
西进印度洋、中东还是进攻重庆？日本参谋本部在反复权衡后，仍旧认为中国的作战更重要。征服中国，是挽回在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唯一希望。
从整体大战略考虑，日本陆军当时已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不可能击败美英联军。只有轴心国联合作战，首先压服英国，继而使美国丧失斗志。但英国屈服的前提，是日本首先使重庆屈服。“德国打败苏联，通过打通印度、西亚，日德意联手才能置英国于死地。”在中国与英国的战略排序上，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考虑。
但事实上，所谓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东北13个师团，中国其他地区22个师团（不含20个旅团）。在东北以外的22个师团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的10个师团和驻守沪宁杭的3个师团，正在同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驻守武汉的日军第11军承担着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驻守广东的日军第23军要承担配合日军在东南亚的作战。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已自顾不暇，不可能集中军力进行四川作战。
如果实施“五号作战”，只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但1942年下半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失去优势，不仅不能抽调兵力进攻重庆，反而需要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这一年底，“五号作战”计划被终止。两个月后，西进印度洋与德意会师的计划也被日军大本营放弃。
西进印度洋，是“二战”时期日本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如果这一战略成功，德意日在中东会师，将会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遭受重挫。但日本西进的主力是陆军，而陆军主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没有余力实施对印度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虽与德意缔结了同盟，但仍是各自为战。和盟军的协同作战不同，两大轴心国始终没有在军事上联手。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一段京剧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做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南进是日本战略另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