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珍珠港事件”的情报促使美国与国民党合作，催生了中美合作所；而共产党的谍报活动更加“不动声色”，依靠渗透、策反以及统战等方式获取情报、发展系统。尽管方式不同，但国共两党针对日本和伪政权开展的隐蔽战场工作，都有力地配合了公开战线上的武装斗争，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美情报合作
1942年4月5日，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奉命率领代表团离开纽约，启程飞往中国。这一旅程历时将近一个月，他们先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答。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也加入进来。他们乘坐的是中国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往重庆的飞机，飞机先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进行了惊险的飞行，最终于5月3日抵达重庆。
接送梅乐斯到使馆的车子是一辆褐色雪佛兰，他们先乘坐这辆车拜访了杨宣诚将军，之后便是与戴笠的见面。此前，梅乐斯从萧勃那里看过戴笠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显得要年老一些，而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也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会见中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
梅乐斯此行的使命是促成中美双方的情报合作。“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情报人员萧勃就曾建议美国信号团为中方提供通讯方面的帮助，但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同样被束之高阁的还有国民党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当时军政各方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美国驻扎在珍珠港的海军舰队，他们急切地将此情报传达给美方，但美方低估了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的技术与能力，对此最终未加理睬。
然而这一情报很快得到了验证。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美国海军舰队遭受重大损失，震惊之余，他们开始意识到中方情报的极大价值。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皆由军统承担，因而对军统和戴笠备加重视，尤其是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海军需要搜集大量的日本海军情报，还要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则成为必须。因此，美方考虑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
萧勃与梅乐斯在华盛顿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了建立中美合作的可能，初步会面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赞同；萧勃则通知了重庆的军统，蒋介石批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来，双方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基本内容包括：建立双方的情报交换关系，共同成立合作机构，定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确定双方交换日本海陆空军情报以及有关作战资料；美国负责训练游击队、情报组、气象组、破坏组和突击队，并利用美国设备和中国人员建立气象站和电台等9条方案。
中美合作所发挥的作用究竟如何？答案当然存在分歧。从1944年到战争结束，虽然中美合作所在地面情报搜集方面向美方提供了4139件情报，在敌方电讯破译方面向美方提供了11万多件破译情报并且破译了日方多种密码，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间谍王》一书中却描述说：“梅乐斯对海军情报局从军统那里收集来的情报质量非常失望”，“多诺万将军对罗斯福总统汇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情报或行动来自中美合作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