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崩盘，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之中。刚开始，在政治性的公开场合中，柏林人总是显出那种俾斯麦所谓的“漠然无关的样子”。庆典纪念日，城里也会插满旗子、布满装饰，但里头的人，在灯光的变幻下，并非政治家，并非热情主义者，也并非敌人，他们只是柏林人。他们批评灯光设备更多于批评装置灯光设备的原因。他们以一种叔本华式的态度，将这些当作玩笑：“在生命总是同时具有正反两面性的前提下，偶尔得意歇息的任何一片落叶，都不能太认真于过程。”他们模仿与嘲讽塑像，嘲讽成功商人的名字，嘲讽寂寞单身女子染色的眉毛，嘲笑老迈的马，嘲笑世俗夫妻以及嘲笑圆筒大礼帽，在政治面前他们保持沉默。然而，他们却与柏林这座多舛的城市一样，无法摆脱卷入政治的命运。
柏林梦魇
1934年8月，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到达柏林。他记录道：“初到柏林的十天让我陷入了郁闷之中。部分原因大约在于今昔对比实在让人感慨万千。”“现在的他们就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不断地和我强调德国唯一的命运都寄托在了元首的身上，祖国一定会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之下重获新生，德国需要重新武装起来，成为一个强大而富有刚强气质的国家，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把国家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毒害中拯救出来，重树德国尊重权威的传统理念。我很难相信这还是我当初遇到的那些受我尊重和喜爱的德国人。……所有自由的权利都被希特勒迅速剥夺殆尽，但是他们不再看重这些事情了。”
纳粹权力的触角在向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伸展。在柏林的街头，整团或整连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在街头昼夜不断地巡逻，他们的高筒皮靴在地上跺得震天响。任何人走在人行道上，如果不停下来向他们擎起的纳粹标志和党旗致敬，便有可能被当场痛打一顿。1934年的时候，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在德国经营买卖，生意却是越来越不景气。冲锋队的暴徒会故意拿黄色油漆在他们的商店玻璃上喷上各种侮辱性的标语，以此来告诉顾客“这家店不是为雅利安人开的”。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担心冲锋队会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极少会有犹太店主敢呼唤警察，就算偶尔出于无奈报警，警察来了以后也不敢给他们提供保护。
然而，让柏林人在政治上保持缄默的重要原因是，希特勒已经开始初步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消灭了失业现象。在他上台前一年，德国登记失业人口达到了600万；上台以后，20个月之内，就使失业人数降到200万。之后两年，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到不足100万，最终失业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柏林到处是为新发行的10亿马克公债作宣传的海报，纳粹借助这笔公债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包括高速公路网、桥梁、河道、住宅，改进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并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各城市的郊外和农村建设“新住宅”。这些庞大的工程吸收了大部分失业者，也养肥了一大批纳粹的褐色新贵，其中最肥的一位是纳粹党第二号人物、纳粹经济复苏四年计划的指导者“黄金戈林”，他每月仅花费在阿德隆饭店的宴会费就达3万马克之巨，而希特勒的月薪“理论上”才仅有1500马克。夏伊勒写道：“我很快就发现，对德国人而言，如果能够拥有一份工作，午餐的时候能够吃饱，这份意义就太重大了。我曾经走访过柏林郊区一些大型工厂——感谢希特勒秘密的重新武装政策，这些工厂都在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德国的工会组织一直是欧洲各国中最为强大的，它们的支持是魏玛共和国最坚强的后盾。现在这些组织的发展都遭到了纳粹的压制，我原本以为工人们会对纳粹的做法深感不满，没想到他们对此完全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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