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吉建才被认定为活佛的过程听起来十分传奇。他告诉我，他出生在1947年夏天，长到5岁时得了一场病，总是不能痊愈。村里一位在修行的老人算卦，让他一定要去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朝拜，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奶奶就骑着马，背着帐篷，带他前往七八十公里以外的古瓦寺。他在路上就开始显现出灵异的现象，比如路过一片牧场，便捡起一块石头，说“这是我的马圈”，后来证明那果然是他前世的一片财产。到达寺庙后，僧侣安排房间住宿，曲吉建才却偏偏指着山上的一片房子说他想要住那里。那是前世活佛居住过的地方，那位活佛已经去世10年，按照规定还不能有人居住。奶奶拗不过曲吉建才，扎了帐篷住在活佛住过的院子里。
第一次来到这间寺庙，曲吉建才对里面供奉的格鲁派祖师却都能叫得出名字。看到种种这番情况，当时寺庙的喇嘛们觉得曲吉建才很有可能是转世灵童，便搞了一场活佛的确认仪式。喇嘛们在桌子上摆放了前世用过的经书、小佛像、念珠、钥匙包等七八样东西，又放上一套看上去完全一样的僧人物品，让曲吉建才来辨认。曲吉建才说他毫不费力地就把前世用过的东西留下，其他推开。主持仪式的喇嘛刚要宣布结果，一位喇嘛又出了一道难题。他对曲吉建才说，这个钥匙包里面有100来把钥匙，现在管家不在，他们也不知道哪一把是前世活佛房间的，希望曲吉建才能给挑出来。曲吉建才选了一把，众人跟过去，果然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扇房门。据说，曲吉建才从活佛房间出来时，路过管家的房间，突然跑进去，拿着一个牛角鼻烟壶做了一个抚摸的动作。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喇嘛说那个鼻烟壶其实是前世送给管家的礼物。
当时寺庙里还有另外一个认定的活佛，但一直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才能。僧侣们决定再来一场辨认物品的测试。按照习俗，两个人如果又同时都答对，还一个分辨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到寺庙最高的金顶，两个孩子同时都推下去，没摔死的那个就是灵童。结果另外一位活佛主动退出了测试。就这样曲吉建才成为寺庙活佛，在当年9月进行了坐床仪式。第二年他进入寺庙学习，那时他不过5岁。
从5岁到10岁曲吉建才都在古瓦寺学习，每天的功课是藏文的文法、修辞、书法、经文和宗教仪轨。他的经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当他背诵经文时，他便拿着棍子站在后面，背不出来棍子马上就要落下来。1956年，寺庙普遍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中央代表团来到寺庙，年仅9岁的曲吉建才还做了接待。那时他和桌子一样高，为了让他讲话时露出头来，喇嘛们在他脚下垫上了厚厚的毛毯。
1957年，曲吉建才主动提出想去藏传佛教的学术中心、拉萨哲蚌寺进修。那时川藏公路因为局部动乱不通，他辗转宝鸡和兰州，从青藏线到达拉萨。在哲蚌寺，他住在一个叫作“木雅康参”的院落里，那是相当于一个同乡会的住处，里面还住了许多来自同一地区寺庙的僧侣。曲吉建才的活佛地位较高，在旧时代相当于四品官的噶伦级别，所以他在这里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比如一般的喇嘛都是住在一个4平方米的小屋，他的屋子能有十几平方米。“木雅康参”里历史上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这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多年后他回到这间院子，看到小小的辩经台和背后的度母像，还能想起他当年与师父们辩论的场景。
1959年，曲吉建才又进入了色拉寺小学。他开始接触简单的汉语，“上课”、“下课”、“打铃”、“放学”之类的词语，由军管会的干部为他们上课。饥饿是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早饭和午饭是二两糌粑加酥油茶，晚上是糌粑糊糊，里面加上一点放了很久的骨头渣子。1963年底，他参加了自治区青少年活佛学习班，每月有30块钱的工资，日子渐渐没那么艰苦。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又都被打乱了。
曲吉建才在活佛学习班的同学，随着“文革”后落实政策，很多都到了佛教协会工作。在曲吉建才印得满满当当的名片上，第一个头衔是古建总建筑师，第二个是自治区政协常委，第三个是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副秘书长。“文革”期间下乡劳作的经历，意外提供给他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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