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下撤就出事了。爬的时候何川领爬，通过绳索下降的时候也在最前面。他第一段下降结束后等着另外两人下降，其中一名队友的保护绳碰到岩壁使一块岩石脱落了，盘子那么大的落石正好砸到何川膝盖上方。他的腿瞬间肿得像面包一样，整个左腿弯不了，膝盖周围皮肤里全部充满了组织液和积血。“当时我以为完蛋了，因为我不知道骨头与膝盖有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腿受伤行动不了，就是灭顶之灾。太高了，另外两个人没法带我下去。”在等待另外两个同伴下降的时候，何川腿上的疼痛缓解了一些，这时他尝试用脚尖去蹬面前的石头，发现能发上力，说明他的骨头结构是完整的，很有可能只是肌肉受伤。“我觉得太幸运了，没有砸到膝盖。”换了一名队员开路后，他们继续下撤。下降的时候，三名队员利用一根绳子下降，绳子的顶端套在岩壁上的固定保护钩，三人全降完这段之后，再将绳子抽下来用于下一阶段的下降。然而婆缪峰的岩壁有很多裂缝，绳子抽下来的时候经常会卡在岩缝里，这时还需要一名队员重新再爬上去把绳子从岩缝里整理出来，下降后再抽出来。外加何川受伤，他们的速度大大降低。
三人都累坏了，原本打算轻装快速上下的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水也开始紧缺。下撤的第一天晚上，三人只能坐在稍微平缓的岩壁坡上休息。“睡也睡不着，就坐着看一晚上星星，等第二天天亮气温暖和了再继续下山，非常艰苦，但我很开心，因为我捡回条命。”就这样，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才顺利降到岩壁底端。
婆缪峰的经历让何川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风险。“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件事有风险，但好像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只有我面临那一刻的时候，才开始知道风险与自己有关。无论如何安全是第一位的，要让自己安全回去。”那块落石只在何川的大腿上留下了像肉疙瘩一样的伤疤，但却没有影响到他的心理。他觉得风险分为两种，像落石或雪崩属于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只要攀登就无法排除，不如去接受它。另一种人为的内部风险，则可以通过提高技术、经验和心志来排除风险。“能不能成是上天注定的，我能做的是自己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这件事做好。人这一辈子，总归得面对死亡。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只能延长寿命的一点点，但不能改变本质的东西。所以生死由命，无所谓。我没想做什么事业，没想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把握上帝给我这一次活的机会，好好利用好这个机会，过得快乐。攀岩就让我快乐。”
一般来说，攀岩者完成一座山峰或岩壁的攀登后，就不会再次去爬，继而转向其他的山峰。但何川两年后又去爬了婆缪峰，不过只爬到5000米高度。2014年8月，何川和队友孙滨一起攀爬布达拉峰，在岩壁上第一天爬了200米的两人挂好吊帐正打算睡觉，准备接下来几天冲击这座海拔5428米的高峰。夜里何川带的电话响了，电话另一头告诉他伍鹏在婆缪峰攀岩时出事了。原来出事后，伍鹏的队友从山顶撤下来，向外打的求救电话，而何川那时在山上正好有信号，就接到了这个电话。何川带着队友迅速从布达拉峰下撤，前往婆缪峰。当地景区管理局找了很多人去搜寻遗体，但他们不会攀岩。何川最后和队友从4800米的岩壁底部向上爬，在50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伍鹏的遗体。
伍鹏登顶那天夜里下着大雪，他们登顶后决定迅速从5400米处下撤到5200米的一个沟槽处。当时攀登队伍食物和饮水都已经开始短缺，大雪带来了低温，夜晚大家在沟槽处坐着休息时把安全绳解开了。何川只听说第二天清晨伍鹏的神志不是很清醒，出发时从沟槽上坠下山。
何川回忆道，伍鹏和王茁2004年也曾打算去爬婆缪峰，但当时天气不好，等待几天之后他们就将装备藏在岩壁根部，约好了再来爬。同年年底，王茁就去世了。“婆缪峰一直是伍鹏的一个心结。”
这一次，何川没有迷茫。“伍鹏走了，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做的是去攀登、去白河开线、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希望看到的。”在“盗版岩与酒论坛”上，大家为伍鹏的家人捐款。现在登上论坛，“Kristian”和“自由的风”依然是部分版块的版主，“自由的风”发表的很多攀岩技术文章依然被顶在最前面。
何川与华山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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