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勤县是阿里的东大门，是阿里地区离拉萨最近的县城，但邮车也要半个月才来一次，带来一个月以前的书信、报纸和杂志，那是当时获取外界信息唯一的通道。1965年出生在阿里噶尔县门士乡的索穷算是当地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在乡里上了几年小学后，他考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了三年预科之后又读了两年初中，最后的第六年进入边境地区小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到措勤县完全小学，成了县里不多的“有文化的人”。1984年，从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回乡时，索穷第一次路过拉萨，他意识到内心强烈的渴望，一定要到这里生活。“拉萨太好了，是藏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我是西藏人，我就要来这里。”
在广袤的高原上，“文化的绿洲和生态的绿洲往往是重合的”。阿里地区除了普兰、扎达、日土这几个县城，其他地方在索穷的眼中都缺少文化和历史。措勤县以牧民为主，历来居无定所，除了帐篷，“连一间房子也没有”，只有门东寺这一处古物，“文革”时期成为粮食仓库，才得以保留下来。七八十年代四川的建筑队在这里修了校舍和住房，只有一条街的县城就固定了下来，住在县上的人口只有百来人，其他仍然在牧区过着迁徙的生活。索穷就在小县城里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幻想着、勾勒着会发生在生活里的变化、冲突、异于自身的一切可能。攒钱，每个暑假搭上三天邮车去一趟拉萨，是最快乐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目的，就是觉得要去有人、有文化的地方。在八廓街附近找个招待所，逛书店、画廊，看寺庙和古建，跟陌生人聊天。”
不过索穷当时看到的景象，在老拉萨人央珍的眼中已经变化了模样。60年代生活在拉萨的央珍和姐姐玉珍对这个城市的判断是“洋气”，因为地缘的关系，西藏与印度联系密切，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而备受其影响。西藏贵族中多年来的传统就是前往印度甚至英国留学，因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西藏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60年代这种影响的延续性仍在，央珍记得那时的拉萨往往比内地物质更丰富：“英国的巧克力、呢料，印度的泡泡糖，都可以买到，看电影、跳舞，也都是平常所见的情景。在西藏待了几十年的廖东凡196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拉萨，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内地因为自然灾害物质很匮乏，没想到来了拉萨看见八廓街上商铺特别繁荣，他就推着自行车东张西望地看，一路上还有许多身着艳丽服装的藏族妇女在卖香，装在印度进口的铁箱里。”
那时拉萨的城区只有从西面布达拉宫到东面大昭寺一带，在今天的北京东路和与之平行的宇拓路上住满了城市居民，八廓街上满是商铺，但是不同于今日，“店铺里面是放着印度的音乐，有淡淡的香气，商人静静地坐在店铺里，没有靠吆喝招徕生意的”。藏族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要买内地商场里的东西，则去宇拓路。幼年的玉珍和央珍姐妹俩有时候还会被父亲带去甜茶馆。今天走进任何一家甜茶馆，大都是人声鼎沸，除了藏民在里面打牌、下棋、聊天，还有很多游客。但60年代的甜茶馆在央珍姐妹的记忆里“安静极了，大都是一家人在喝茶，或者男人们在低声地谈论新闻”。而且极少有女性会去甜茶馆，这些都是拉萨人的老规矩。在央珍眼中，过去的拉萨社会，所有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优雅”：“重视礼节，歌舞的动作幅度不会很大，说话嗓门不会很高，穿衣服也不会特别艳丽，房子的颜色绝对不会大红大绿……”
这些记忆因为“文革”的开始而中断。当1981年央珍成为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西藏学生时，这座城市又慢慢开始从“文革”的单调中醒来。跟内地一样，拉萨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掀起了热潮。有不少大学生怀着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来到西藏工作，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马原、裴庄欣、于小冬以及更早到来的马丽华、韩书力等外来者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一起，构成了规模不大但异常活跃的文化圈子。如今的布达拉宫广场一带，当时全是居民聚居区，不少拉萨市民把房子租给外地的艺术家，这一片因而成了颇有名气的画廊。南边的拉萨河则是青年们聚会聊天的天然场所，仙足岛和太阳岛一带都是茂密的树林，外来的青年也学着闲适的拉萨人一样到那里去“过林卡”（郊游）。
1981年，初中刚毕业的阿旺扎巴以画画的特长考取了西藏师范学院（1985年改为西藏大学）艺术系，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从小就被家里的宗教氛围熏陶长大的阿旺扎巴，一到拉萨立刻去了大昭寺朝圣。但进入学校不久，按照他的说法，却“很快转换了信仰”。那时正是陈丹青《西藏组画》声名大噪的时候，学校里所有的美术杂志、丛刊都是相关的介绍。在昌都长大的阿旺扎巴所受的启蒙教育来自在当地教书的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夏和中，他教给阿旺扎巴最基础的素描，但这一次油画产生的震撼效果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那种色彩、人物和生活的方式，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画西藏的。”阿旺扎巴从此立志要画好油画，“画画成了我的信仰。”因为当时是被当作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所上的课程包括了各个门类的绘画，但是阿旺扎巴却并不喜欢画唐卡。“我总觉得它拘泥于过去陈旧的模式，我在学校学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那些艺术家都是在不断超越当时的艺术巅峰，才造就出伟大的作品。唐卡好像复古一样，不是跟当下相对应的艺术形式。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你是这个时代的，你的艺术就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氛围。”
作为粗犷的康巴汉子，阿旺扎巴内心深处总觉得和拉萨的优雅、从容有一点“隔”，在那个逐渐升温的年代里进入藏地文化的中心，他喜欢拉萨的氛围，但画笔下的冲动总是指向遥远的昌都。1985年毕业，阿旺扎巴拒绝了去天津进修然后留校的机会，告别了学校里的李津、于小冬等师友，回到了昌都。同样在1985年，上学期间四年没有回过拉萨的央珍又回到故乡，在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当编辑。当时的这座城市，正经历着她记忆中最有活力的时期。民族的与外来的事物，统统像地下的潜流重新接上了过去的余脉，或者打开了新的空间。“以前机关单位里极少有人穿藏装，现在有人穿了。老建筑上抹的灰泥都去掉了，民族的色彩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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