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各个国家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都在大幅度收缩，原有的一些需求不见了，建立在这些需求上的供给就过剩了，带来的后果是价格下滑、企业倒闭、人们收入水平恶化，从而导致股票市场低迷。但政府又希望能把市场救起来，采取了一些救市政策，导致全球股市与全球基本面脱离。最近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标普500等都在同步下滑。所以目前的问题，不能够单纯地从一个国家来思考，要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在全球经济萧条、经济分化的格局里，中国问题与世界因素密切相关。
下滑中看到希望
三联生活周刊：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GDP、投资、消费、出口以及货币和价格指数均表明整体状况比较低迷，你对中国目前的特征有怎样的观察？
刘元春：今年低迷的程度和去年相比有一些变化。比如，今年连续两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价格是下跌的，也就是需求不足，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就是萧条，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里只有三个时段出现过这种现象，一个是1998到2000年，另一个是2009年，然后就是今年。按照以往，GDP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发生这种分歧往往是萧条性开启的标志；而投资增速、消费增速都在回落，总需求低迷，总供给也比较疲软，宏观经济整体通缩的压力大幅度上扬，各类绩效指标持续弱化，局部区域出现断崖式的变化，不仅工业利润大幅度下滑，财政增速也出现明显回落，部分县级财政运转困难；除了各类参数在变化，景气指数也持续回落，克强指数已经创五年新低，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发电量和货运量，一个只有0.22，一个只有4.2，尤其货运量这个参数非常低，这些都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出现了分化，但也有向好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出现塌陷，同时看到沿海和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省份情况非常好，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利润下降很厉害，但是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绩效都很好，今年一季度，发改委发布了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报告，20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1%，是工业总体增速的5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初见成效，就业也还不错，所以是低迷中孕育着生机，下滑中看到了一些希望，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是并存的。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下滑，除了与世界因素密切相关，内生性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我们讲到前期的刺激政策。凡药三分毒，肯定有后遗症。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所采取的过度刺激政策就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加剧了经济的扭曲。比如说，地方投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大规模出现，银行贷款增长迅猛，原来我们的贷款总量也就是25万亿元，但是到2011年、2012年，达到了50万亿，现在已经达到80万亿；因为刺激政策，我们在2009年、2010年，M2增速达到30%，货币供应太多，导致债务被累积起来；我们对一些落后企业、大产业的救助，导致一些落后产能进一步放量，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性的需求下滑。原来我们的出口增速20%多，现在负增长；原来我们的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10%左右，但现在我们只有不到3%；我们的制造业原来是50%用于出口的，现出口一下子少了差不多1/5，少增长1/5。这个窟窿谁来填？所以我们经常用内需填外需，这个转型很痛苦。
第二，中国自身的一些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出现了拐点。我们的经济人口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有10.2亿经济人口，此后逐年下降，招工成本会出现大幅上扬，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其次是工业化红利，2012年、2013年，我们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0%，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少于第三产业，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行进，工业化实际上已经达到很高的状态，中国制造业的生产产能、覆盖面很难像以往那样继续膨胀，而工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动机，我们一般认为，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是越增越慢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制度红利，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背景的一种大开放、大改革形成的制度上资源配置的优势已经耗尽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就是标志。另外，改革进行到现在，形成了一个新权贵阶层，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和市场，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的一些新工具，获取大量的资金，他们不是资源配置的促进者，而往往是市场秩序的扰乱者。
因此，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所依托的一些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经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加上政策面因素再加上国际上的因素，导致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艰难期。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艰难期要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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