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要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约束自我权力，为市场腾出空间，重构市场秩序，真正强化市场选择，减少对落后企业的救助。对一些绩效很差的企业，在增强社会安全网的基础上，要义无反顾地加速出局，淘汰过剩产能，没有死一批倒一批，就不能生一批，所以说腾笼换鸟，不杀一批，怎么腾得动？不可能让所有企业都平稳度过这场大经济调整和大危机的冲击，一个不落地都转过去，这是转不动的，包括金融主题的改革也很重要。
第三就是社会改革，比如公共服务建设、社保体系建设。部分地区落后企业又出现了工人下岗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基础社保，加强社保托底。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很重要的一块，现在整体方案还都没出，“十八大”虽然已经把一些改革方案罗列出来了。但综合性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绝对不是各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想象，所进行拼盘式的这种改革。所以随着我们整个第一步的反腐倡廉、利益结构的重构、中央权威的塑造、改革共识的凝聚，那么下一步，重点改什么、怎么改、顺序是什么、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哪些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这都需要重新梳理。
在大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平衡是决策者要面临的关键的问题。比如经济下滑，到底滑的底部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勇气和政治勇气，接受一些经济进一步回落？如果没有这种远见，判断错了，就有可能导致短期救助过度，导致中期进一步扭曲，改革越来越退出。目前，很多人认为改革应该让步于稳增长，这种判断问题就很大，不能为了短期数字增长停止改革。中国经济本身是有空间、厚度和韧劲的，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不是那么脆弱的，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庞大的，内部循环也能支撑经济实现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能看到这一点，一些改革的推进就可能更干脆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全局性改革现在是否已经开始？
刘元春：上一轮国企改革布局是从1995年开始，全面实施是在1998年，大量的国有企业转不动了，开始进行全面改革改制。经过1998到2001年这一轮大的制度调整，才真正实现了2001年之后的增长奇迹。所以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虽然从“十八大”开始规划，各个地方也出台了改革方案，但是真正全面实施有可能到明后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市场出现分化，国有企业出现分化，整体绩效出现下滑，从而导致很多传统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被削弱，这样一来，改起来会更快、更彻底、更到位。
当然，改革时点是要选择的，如果传统利益集团的势力在经济下滑过程中还没有得到消解，贸然进行改革举措，而没有研究大改革的逻辑关系、先后顺序、技巧，效果也不会很好。在改革方面也要认清时点，把握机遇，不是简单的往前冲。对于大改革的期盼不能太简单化，更不能太理想化，这必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会有曲折和反复。大破大立，不破不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最近几个月股票市场的巨大波动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利益集团的势力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消解，为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带来了一些机遇。将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之后才能够真正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大改革进行顺利，中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结构变化？
刘元春：第三产业作为拉动经济的主体，工业驱动转换为第三产业驱动，消费和投资会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需求拉动最主要的两驾马车，由于工资成本的上涨，很多高端产业的盈利空间会密集上扬。
实际上，这一格局已经开始出现了，但这种结构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出现一定反复性，也会随着新的产业革命的不确定性而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方向，而没有一些精确的规划。如果把很多人猜测或想象的结构作为战略目标，做精准性的调整和方案，反而会使中国在处理这种结构调整的风险和不确定过程中处于狼狈的地位。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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