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个作家对文学正在终结有所自觉，我才会想去读这个作家的作品，才会觉得他的作品是有意思的。”马塔斯说，他一直在写写作者的故事，正是因为文学的失势。
巴托比到底是谁？在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笔下，这个苍白、内敛的抄写员，一开始做事高效、勤恳，却在某一天突然开始拒绝一切。他常常凝视窗外，既不工作，也不离开办公室半步。直到最终因流浪罪被投入监狱，绝食而死。他常说，“我不想要改变”，“我宁愿不”。
当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把这位抄写员引入自己的书里时，“巴托比”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症候群，代表那些用“不”来回应世界的作家们。在他写作的名为《巴托比症候群》的书中，患有这种“病症”的作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千奇百怪的理由拒绝继续写作：比如他写到了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不再提笔的胡安·鲁尔福，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再写作，他总是回答：“因为我叔叔塞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又写到一个叫克莱芒·卡杜的人，他向往成为成功的作家。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了表示对他写作之路的支持，邀请老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到家里吃饭。意想不到的是，卡杜因为过分的紧张和兴奋，不仅整晚一句话都说不出，最后还有点儿像马尔伯夫年纪轻轻便在家中亲睹福楼拜风采的情形，他发觉并认定自己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从此，他不再想写作的事儿，而是开始画画，每一幅画的都是“家具”，并重复地提名《自画像》。
马塔斯用了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历数着他眼中的“巴托比”们——一共写了86篇像批注一样的文字，或是讲述，或是点评了包括鲁尔福、兰波、塞林格、格拉克、沃尔泽、儒贝尔等在内的众多在文学界中真实存在的人，以及一些完全虚构出来的作家们的作品和轶事。他们或是在创作了所谓登上文学巅峰的作品后断然封笔，或者著作等身之后，淡然渐退文坛，或者干脆在文学圈外旁观，根本就从未提笔写作过。相同的是，他们对文学有着同样消极的看待。于是，这本书看上去简直有点儿像是简短的文学评论集。
但是这些文字所批注的对象——或许是一本书——它并没有真的存在。“写到一半我才发现，我是在为一本不存在的，我想写但没有写出来的书作注，这实在很妙。”当然，他所希望的，正是让人从虚构中看到真实。他认为，这种虚构的方式比现实主义作家直接在小说中讲述一个接近于真实的故事来得更有效，也更接近真实。
马塔斯喜欢写有关文学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说中，中心人物大都是作家身份，即便不是，他们也基本都在从事与写作有关的事，故事则大都关于这些写作者与文学世界的交汇。比如，他早在1985年出版的小说《便携式文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中就杜撰了一段包括马塞尔·杜尚、乔治亚·奥基弗、阿莱斯特·克劳利等人在内的秘密文学群体的古怪经历。这是继他1973年出版了处女作之后，最先使他得到广泛认可的一部作品。
此后近30年，马塔斯出版了近30部包括小说、随笔、论文集在内的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其中大部分作品都还没有被译作中文出版。在已经译介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巴托比症候群》在内，《似是都柏林》、《巴黎永无止境》、《垂直之旅》都是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其作品、生活，作为小说中重要的血肉填充在有关从事写作的主人公的故事主线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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