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在汉语中原本就可以化为双关的“东西”，因此横亘在欧亚大陆及其海岸线外丝绸之路本身的走向自己就可以道出它最主要的用途。
为什么汉语中只有买卖“东西”而没有“南北”？《辞源》里的标准解释是：“此义云物产于四方，约言之曰东西，犹记四季而约言春秋。”《辞源》的解释来自清代梁章矩《（浪迹丛谈）续谈》，但民间流传更广的解释来自清代翟灏的一则笔记，大意是：明崇祯帝向辅臣周延儒提出这个刁钻问题，周延儒答：“南属火，北属水，若在黄昏做晚饭时向别人借水借火，没有不给的；‘给’不能叫交易，因此交易物只能叫东西。”这一说法后来衍生为更加通俗的“东木西金”版本：东属木，西属金；木、金可以放在篮子里，而火、水不能用篮子装，所以“物”称“东西”，不称“南北”。
至于“东西”何时开始成为“物”，中国学术界至今难以定论。最早的定于汉代，但更集中的意见是唐代，当时东、西所以成为“东西”则被解释为：唐有“洛阳”、“长安”东、西二京，长安又有东、西二市，“东西”作为俗语完全可以再现商贾或市民逛市场时东张西望的景象。不过，这种说法在近年受到了挑战。有学者提出：宋以前文献中“东西”一词出现的频率远不及更传统的“物”，“动使”反倒在五代时期频频被用作“物”的同义词，因此“东西”更可能是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动使”口音讹传。
事实上，就“货物”含意而言，中国史籍中最早的其实多是“南北”。南北朝就有《北史·魏收传》载：“南北初和……求南货于收。”至今一些怀旧的店铺还有“南北行”、“南货店”等名称。倘若依据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判断，明代之后其实是“东西”更安全的时期。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说“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东矿西珍”不久超越“南北”成为明代海外贸易方言中的“东西”，并进而引申为市肆交易“四方物产”的专称。至少到嘉靖年间苏祐撰写《逌旃璅言》时，已经出现这种今人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说法：“世称钱物曰东西，称男子曰南北。……意盖乡语相传有自来矣。”
即便汉代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辟时很可能暂且只有东、西之说，丝绸确实都被路途两端视为好东西。以至于当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为这片贸易区命名时，他也使用了“丝绸”。李希霍芬很细心地在著作中对“丝绸之路”采用了“Seidenstrasse”与“Seidenstrassen”单复数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用该术语指称汉代之外的情况，但“丝绸之路”已经如同代替了“南北”的“东西”一样，成为描述欧亚贸易史最常见的词语。
丝绸甚至原本不是“丝绸之路”上最早流通的物品。倘若溯本清源，在东方语汇之外，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因马匹与皮毛交易而被称为“马毛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该称为“胡椒之路”。出现在贸易线路上的还有比马匹、骆驼或山羊更不能称为“东西”的奴隶交易。探寻“丝绸”这种人与自然共同成就的物品何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导贸易砝码，实际上也是在探寻东西方以心灵而不是纯粹足迹丈量彼此间隔的过程。千年间商队们走过的路并非偶然地覆盖了——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所说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实现麦金德“枢纽地区”假说的核心条件是物资的流动。一方面欧亚间的地理枢纽为商队们提供了便利，同时他们携带的货物也成为这一枢纽最核心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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