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本身就是又一个身份混乱的名词。因此，尽管19世纪后期的英国汉学家裕尔已经相信赛奥凡尼斯的记述可视为“考定赛里斯人和中国人为同一民族的最后一个环节”，21世纪中国学者张绪山的论文在累牍考证后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地域范围内，我们知道已有几个地区早已掌握了育蚕术：和田在419年掌握了育蚕术；6世纪初叶，这项技术不仅已传到拔汗那（费尔干那）和粟特地区，而且还传入了木鹿绿洲和里海东南岸的古尔甘。因此，无论认为从和田还是中亚其他地区获得育蚕术，都是可能的。至于具体地点，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尚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的考订。”
东方蚕种在中西史料中的走向几乎像陆上丝绸之路里的沙丘一样飘忽不定，不过侧面留下的好消息倒是：中国真的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否则很难如此四面开花。普罗可比版蚕种故事中“印度修士”的出现给这一原本可能不是秘密的谜案笼罩上另一层迷雾：蚕种西传或许根本源于海路。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因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而为后世敬仰，但书中对蚕种西传的记述倒更近似于诗而不是史。在吉本笔下，“印度修士”与“波斯人”被融合为“波斯教士”，他们“对宗教或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对其祖国的热爱”，“骗过了一个富有嫉妒心的民族”，从当时东方丝国的都城南京出发，借海路千里迢迢完成了“手杖偷运蚕种”的使命。故事的大结局是：“查士丁尼之后即位的皇帝时期，出使拜占庭的粟特使节承认育蚕制丝业方面罗马人并不逊色于中国人。”
在吉本生活的年代，欧洲人还想象不到将蚕种藏在手杖中长途跋涉的成活率，因为欧洲再度尝试重现这种神话还要等到近100年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齐思和对比吉本的描述及依据的拜占庭史料后得出结论：吉本的记述“开启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性偏见”。吉本的影响甚至延续至20世纪前期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éétiemble）的著作中，在他1988年的名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里仍可见到这样“镜中世界”般的文字：“如果在6世纪中叶，丝绸的秘密已泄露给西方，那是由于两名景教修士蓄意所为。他们以非法走私偷运的方式把珍贵的‘蚕种’藏在一根空心竹杖中，成功地把活蚕种一直带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使查士丁尼皇帝创建了养蚕业，由此而诞生了欧洲的丝绸工业。正如我们今天各个国家都争相利用间谍诡计而窃取核武器或电子计算机的机密一样，当时的基督教修士们的情况也如此，他们无疑都有意冒着被处死的危险而完成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惩罚那些泄露制造最漂亮丝绸秘密的人。”
普罗可比曾说有“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间隔2000多年后安田朴又提到的“景教修士”，这些确实能颇具诱惑力地令西方设想早年东方已对西方信仰有所崇敬，恰似当时东方梦想西方的“真玉”世界。公元431年，聂斯脱利派（Nestorian）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教徒陆续遁入东方避难，正值“才高八斗”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却不能善终于山水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6世纪初，聂斯脱利派已在现今的印度及其邻近地区颇具影响，传入中国则是在唐贞观九年（635），后来的中国史书称其为“景教”。《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考证：“聂斯脱利派教徒向东逃亡，经叙利亚、两河流域和波斯向东传播。5世纪末景教已在中亚的嚈哒人中发展起来。498年，波斯王卡瓦德与其兄弟争夺王位失败逃亡嚈哒，受到嚈哒人景教徒的善待和帮助。5世纪末6世纪初，出生在埃及的希腊商人科斯马斯在游历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时，曾听到巴克特里人、匈奴人（嚈哒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中大量基督徒活动的情况。549年，嚈哒统治者曾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往萨珊朝首都，请求波斯境内的景教首领马尔·阿布哈一世（536～552）任命这一教士为所有嚈哒基督教徒的首领。景教徒活动的地区，正是传统上希腊罗马人称之为‘赛里斯’的地区，将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育蚕术传达到拜占庭，是可能的；而且他们长期活动在波斯境内，有资格被称为‘波斯人’。景教初传中国时，景教徒曾被称为‘波斯僧’，景教被称为‘波斯经教’，可以为证。事实可能是，景教徒在得到拜占庭皇帝的许诺之后，从中亚某地得到蚕种，然后从里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之路到达拜占庭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再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因此，我们不妨推断，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十余年后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的先声。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联盟期间（568～576年），突厥－粟特人使节的往来穿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