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籍中“赛里斯”与“赛林达”的纠缠足够彰显印度在东西方早期贸易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此地不止牵涉“景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多默（St.Thomas）据传曾于公元初年传教至印度，而且留下了一批被称为“圣多默基督徒”的追随者。因此在早期罗马教会的心目中，传说中的印度不仅是神秘的香料产地，更是天赐的传教福地。当时香料从东方向西方转运还需要陆路的支持，但密藏在陆上丝绸之路下的海上香料之路已经具备了除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精神附加值。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年代间，印度成为西方世俗力量与教会共同穷追不舍的目的地，原因正在于此。早年来自印度的任何信息都会被罗马重视，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与耶稣会的教士先后都选择以这片陆地作为向远东传教的跳板也就不足为奇。
与海上香料之路相伴的是包括罗马玻璃器皿在内的西方奢侈品的输出，这种输出或许同时促生了中国南部沿海的仿罗马玻璃器皿制造业，却未必帮助中国丝织品巩固自己在西方视野中的神话地位。“丝绸”是现今汉语对于西方语言里“silk”之类称谓习以为常的译法，但“silk”原本并不包括织成的“绸”，仍停留在普林尼的“树上羊毛”原材料范畴。1851年在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的玻璃映照下夺得金奖的“荣记湖丝”只是生丝，沈寿以中国生丝为材料创作的刺绣作品在旧金山世博会上得奖还要等到1915年，因此，当公元6世纪那些神秘的“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力阻来自波斯的丝绸贸易时，他们想到的更可能是以中国生丝织造的更为廉价的萨珊或粟特丝绸。
所幸，无论是否有萨珊或粟特丝绸混杂其间，而且无论中国的蚕种已经以何种渠道外传，事实是当拜占庭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丝织市场之时，唐代的中国丝织业反而因与西方的交流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在纹样上，出现了对后世中国丝织品影响深远的“联珠动物纹”；在织造上，则出现了结合西域技术的益发堂皇的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中唐或晚唐周舫绘制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一众身着丝罗的唐代仕女，有学者认为她们臂上若隐若现的镯子实际为萨珊玻璃。倘若确实如此，这张画本应成为东方丝绸与西方玻璃器珠联璧合的绝好例证。
在包括张绪山在内的很多现代中国学者看来，无论何朝何代，中国从未有记载禁止育蚕术外传的法律和政策，西方史籍对东方蚕丝的神秘印象更可能来自于当时这一行业本身与出口贸易无关的种种民间禁忌。地处长江以北的中国蚕丝发源地原本就有蚕神崇拜与禁忌，当蚕丝业因北方战乱不得已进入气候条件更加莫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此类禁忌益发琐碎。据《西吴蚕略》、《吴兴蚕书》、《广蚕桑说》等书记载，不论蚕室内外，禁忌名目极多：蚕初生时忌室内扫尘、忌灸爆鱼肉、忌油火纸于蚕室内吹灭、忌侧近舂捣、忌敲击门窗、忌槐锡箔、忌蚕室内哭泣、忌秽言淫辞、忌未满月产妇作蚕娘、忌灶前热汤泼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躁腥爵香等物、忌当日近风、忌西晒日照、忌温热时猛风骤寒、忌寒凉中突然过热、忌不洁净人入蚕室、忌蚕室近污秽、忌吸烟、忌油漆，并忌一切烟熏等等。诸多禁忌原本旨在维持蚕室整洁安静，保持蚕室最佳温度与湿度、预防传染蚕病，只是在不明根底的外人看来，未免有些莫名的古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