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会有各种纠结，后辈的取舍却很简单。东西方的玻璃因为不同的成分而命运各异，东西方的丝绸则在近似的原料上摆开了不同的道场。目睹过玻璃与丝绸在中国唐代之前的纠葛，看到它们在唐元之后的种种兴盛和沉默也就不足为奇。
致使中国早期玻璃品质不及西方同类的重要原因是助熔剂，但西方记载的“海生植物灰”或者说“草木灰”其实也早潜藏在中国古代的丝绸业内。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就载有“草木灰浸泡兼日晒法”：把业已缫制的生丝放进楝木灰与蜃灰的温水中浸泡，然后取出在日光下暴晒，晒干后，再浸再晒，如此连续数日，一方面利用水温和水中碱性物质脱掉丝上多余的丝胶和杂质，另一方面利用日光紫外线的漂白作用使生丝产生独特的光泽和柔软的手感。这种练丝工艺在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几乎历代均曾采用，直至现代大部分生丝的精炼使用的仍然是碱性药剂。
类似的物质在中西相遇而不相逢，其间的错过令人想起曾经令东西方都多少有些错觉的“东方琉璃世界”。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据佛经载“身蓝琉璃宝色”。关于“玻璃”一词，曾有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李志超提出对应于拉丁语的“vitrum”，中国古籍中的诸多译法（“吠琉璃”、“毗琉璃”、“髀头梨”、“颇黎”）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在汉语中音译加上了意译的结果。语源学总是一种多少有些占星式的学问，遇到跨语系的词汇时更是如此。恰如东西方早就各自看到头顶星空中的织女星，却衍生出了不同的神话。不过，“契合”或者说“偶遇”也是确实存在的，比如“vitrum”原意本为“靛蓝色”。
无论是琉璃还是玻璃，在中国都曾被赋予过一项中国特有的使命：作为舍利容器。“舍利”俗称“佛骨”。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建塔安奉舍利始自三国时期的东吴。有关东吴至唐代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中曾说：“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玻璃舍利瓶的采用，却是中国的创造。据日本学者高田修对印度、阿富汗境内100座安置舍利的佛塔的考察研究，盛放舍利的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的，没有一例采用玻璃舍利瓶。”“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玻璃瓶的舍利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印度用瘗坛瘗埋的方式，更符合中国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