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个夜晚，几个耶鲁医学院学生在mory‘s酒吧喝酒，席间谈起一则阴森诡异的传言，关于他们宿舍楼地下某处有一个摆满了大脑的房间。那天夜里，一年级新生克里斯托弗·沃霍尔（现在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偷偷潜入地下室探险，穿越重重破旧管道、“冷战”防空洞备用的食品供应桶，还用回形针撬了锁，终于进了一个破败的房间，在赤裸的灯泡照耀下，只见一排排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盛在玻璃罐里的大脑和肿瘤。至此，哈维·库欣留给他的母校耶鲁的遗产——“肿瘤登记所”才得以重见天日。
哈维·库欣，号称“现代脑外科之父”，对他的成就最生动的描述是：“在他之前，动脑外科手术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要丧命，而在他之后，十有八九都能得救。”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他单枪匹马将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降低到了10%。
克里斯托弗·沃霍尔发现的这些大脑都是库欣的“肿瘤登记所”的样本。从1903年开始，库欣坚持凡是他切除的肿瘤都必须保存起来以为研究，并要求他的病人们在每年的手术周年日向该登记所汇报他们的病情。很多病人在死后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大脑作为他的研究所用。
1932年，63岁的库欣从哈佛医学院退休后，带着这些肿瘤和大脑样本回到母校耶鲁，另外还有7000多册医学古籍，在这些古籍的基础上建成了耶鲁医学院图书馆。但是日久年深，这些大脑标本与古籍都随着岁月尘封于地下，偶尔有顽皮的耶鲁学生闯入，在房间的白板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庆祝自己成为“大脑俱乐部”的一员。
如今，这些样本都经过清洗、整理，被移往耶鲁医学院图书馆的地下室。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装修，整间屋子变成了一个以“哈维·库欣”为主题的展览室。近500个大脑标本上都有小标签，细致地写着它们的来源、日期与捐赠者姓名，搁在充满设计感的架子上。
除了大脑标本之外，展览室里还有库欣当年留下的上万张黑白照片，镜头无一例外瞄准了一个个面无表情的病人的脑袋——圆的、扁的、凹的、充满疤痕的乃至橄榄球形的……很多人还把手脚也举到了镜头前——在没有CAT和MRI等数字成像技术的时代，库欣正是利用这些照片作为诊断工具，因为大脑的疾患常常通过脸部和手脚的症状（如堵塞的血管或者指甲的病变）而暴露自身的位置。虽然纯粹是医学性的记录，但这些照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却呈现了惊人的“现代性”。这些病人如此坦诚地自我揭示，不仅仅是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初时的记录，也是人性最脆弱状态的记录。你不禁想问，这些病人是谁？是谁拍摄的？他们的脑袋上那些可怕的伤疤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
“有时候你需要长时间的尘封和遗忘才能意识到某些事情的意义，意识到这么多年医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年那些病人是多么的勇敢，而哈维·库欣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创新者。”
这个展览室里还保留了一张哈维·库欣在耶鲁读本科时的照片，拍摄于1889年，当时他正在一个耶鲁的老体育馆走廊处做一个危险的腾空后翻动作，这是他忙碌激烈的一生中难得的一个孩子气的瞬间。
哈维·库欣出生于1869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富裕的家族，三代行医。
库欣在耶鲁读书的年代，恰恰是耶鲁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教学机构向一个现代型大学转换的关键时期。古典人文学科虽然仍然占据核心地位，但各门科学学科都在迅速扩展，谢菲尔德科学院得以创建，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化学家本杰明·西里曼，地质学家詹姆斯·黛娜，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查利斯·马什，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耶鲁的校史上仍然记载着当年哈佛的新校长艾略特如何试图从耶鲁“偷走”这些当时最好的科学人才。
很难说库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耶鲁科学气氛的影响，那时的他似乎更热衷于运动，他是学校棒球队的队员，还喜欢变戏法。但他确实在这个校园里操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患者是一只流浪狗，他在实施麻醉术后取出了狗的大脑。
从耶鲁毕业之后，库欣先后去了哈佛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又在英国生理学家查理·谢林顿爵士的实验室里实习了一年。当时他已经意识到神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萌芽——人类已经测绘了海洋和大陆，但自身的神经系统的测绘则刚刚开始。在谢林顿的实验室里，他帮助做了一些测定各个脑区所控制的身体特定部位的试验。他找出了所有脊髓神经通到皮肤的各个分支，并把每个有关部位的功能都绘成图表。这样医生只要发现身体哪个部位患病，就能知道大脑的什么部位有肿瘤。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最先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
在行医初期，脑垂体是库欣最主要的兴趣之一。当时人们对这一器官的认识还很模糊。由于怀疑身体的畸形发育与脑垂体分泌的激素有关，他研究了马戏团的巨人、侏儒和肥胖妇女的病史。有一年夏天，他趁着妻子不在家，聚集了满屋的侏儒做了一系列关于发育情况的试验。1912年，他发表了《脑垂体及其病症》一书，论证了豌豆大的脑垂体就是人类成长机制的主要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