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把唐代姓瞿昙的天文学者统称为印度僧人，但根据李约瑟的考证，这些作为天文历法专家的印度僧人与其他印度佛教徒并不一样，他们不大可能是独身者，而应该是俗家的技术人员，因为他们的家族在200年内还有踪迹可循。瞿昙氏家族成员曾担任过唐朝太史令、太史监、司天监，领导和主持了唐朝官方的天文机构。从665年起，到776年止，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等皇帝，先后达110年以上。他们在唐代统称瞿昙监，擅长印度天文历算，也精通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代表着主张中国天文学走中西结合道路的一个学派。在这一家族中，瞿昙悉达获得了最大的荣誉。他翻译了印度历书《九执历》。《九执历》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度历法，其中有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预报等方法，还对时间有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它将周天分为360度，1度分为60分。又将一昼夜分为60刻，每刻60分。瞿昙悉达对《九执历》的翻译，已经带有中国历法的特点。“比如在求积日章中，再由求日之干支的方法。在推太阳近地点运动时，以15度为一段，与中国以节气的分法完全对应。这些都证明《九执历》是瞿昙悉达依据印度法数改编的一部自成系统的历法。”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
真正让瞿昙悉达留名后世的还是他编撰的《开元占经》。这是一部集印度天学与中国传统天学大成的作品。《开元占经》一共120卷，约60万字。瞿昙悉达编辑此书的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皇家星占服务，但书中包含的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宫廷星占的政治需要，而成为中西天文学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著作。书中不仅汇编了中国历史上各家星占的原始数据材料，并系统辑录了中国古代各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结构及其运动的理论，为后世研究古代宇宙理论提供了素材，并载入了《九执历》，使印度的天文历法融入到中国的皇家历法中。
但如此丰富的中西天文学知识，却因为政治上的狭隘目的而长久湮没于世。因为《开元占经》名义上依然是用于皇家星占，唐朝政府害怕它流传出去对统治不利，因此对此书一直严加控制，严禁在社会上流传。直到明朝，中国民间都没有发现此书的藏本。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才由安徽一位道士程明善从古佛腹中发现，随即刊刻出来，《开元占经》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
《大衍历》与《九执历》之争
李约瑟在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章节中提到，中国天文学与西方显著不同之处是“官制”，这一点曾让西方人感觉颇为惊异。19世纪维也纳一位学者弗兰茨·屈纳特就这么说过：“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致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天文学确实获得了在西方从不曾有过的地位。历朝历代的朝廷都很重视设置皇家天文机构，国家天文台从未中断。从秦汉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监，到明清两朝的钦天监，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皇家天文学家的官职可以达到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待遇。因此，每一次西域天学的进入，既是科学知识上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现实世界中权力格局的争斗。每一部在史上留名的天文历法，都曾陷入巨大的争议漩涡。每一个对天文学的西学东渐起过重要作用的代表性人物，都不免身陷争议漩涡之中，甚至召来牢狱之灾。唐代是天竺天文学进入中原的鼎盛时期，历史上一段关于天文历法的著名公案也发生于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