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太史监官员瞿昙譔等人上书，称“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意思是《大衍历》抄袭《九执历》，但算法不全，数据不精。《大衍历》是唐代名僧一行奉诏主持制定的。一行在编撰此历法时，博采众长，将自六朝以来传入中原的各家历法都吸收到新历中。编撰《大衍历》是一项工程浩大的集体创作，不仅本土的几十位天文学者加入编撰，甚至来自天竺的拘摩罗家族也参与其中。他们为《大衍历》贡献了一个推算日食的方法和一种占星的手册。《大衍历》制成后，成为当时最为官方认可的名历。
此次针对《大衍历》的上书者，除了瞿昙悉达的儿子瞿昙譔外，还有当时的天文学名家陈玄景、南宫说等人。他们是太史监的两位主要官员。陈玄景曾系统地整理一行编订《大衍历》所留下的资料，并且将二卷《九执历》的立成表与《大衍历》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书。南宫说曾参与《大衍历》的测量工作。他们共同支持瞿昙譔提出申诉，此事在宫廷中的震动非同小可。朝廷派出两位高级官员来决断此事，采用的方法是检验观象台天象记录档案，以比较两种历法的准确率，结果是《大衍历》遥遥领先。
“历法疏密，验在交食。这是中国古代检验历法好坏的传统标准。”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争议既起，朝廷就仍然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是非。《大衍历》是一代名历，并且是刚刚制定的，在当时自然与天象最为相合。而《九执历》有些天文数据是较粗疏的，而且测定年代已久，差误已较明显。因此，以交食疏密来判断是非，已经决定了瞿昙譔这场官司非输不可。”在交食检验中失败的三位申诉者都遭到了严格的惩处。瞿昙譔被调离太史监，25年以后，直至肃宗继承帝位的第三年，才将瞿昙譔调回司天台任秋官正，算是对历法之争有了个交代。
如今再来回看这段本土历法与天竺历法的诉讼公案，会发现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诸多谬误之处。陈久金在研究史料后认为，瞿昙譔等申诉“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是有根据的。“《大衍历》在编写中，确实吸收了《九执历》的一些算法，但又只提出了方法和概念，并未在历法中使用，而且一些天文数据的算法并不如《九执历》精密。一行在吸收《九执历》精华的同时，非但不予肯定，反而对《九执历》和天竺历法多处持批评和贬抑态度，这是引起纠纷的重要原因。”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瞿昙譔作为瞿昙悉达之子，站出来挑战《大衍历》，一方面或许因为父亲和家族的名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难得的科学求真精神。瞿昙譔当时并不是位高权重的官员，史书记载仅称其为“善算者”，但他敢于提起申诉，不从占星结果，而是从天文算法的角度挑战官方名历，并能获得两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可以说是在中国皇权控制、星占为主的天文学背景下，难得的一次从科学角度来审视历法的契机。但最终结果：“唐朝政府不察实情，盲目以候簿来判别是非，并给控告人严厉惩处，导致《九执历》被贬斥和埋没。西方天文学中的部分概念和算法当时已经传到中国，并已译成汉文，而没有得到充分传播，这是很可惜的。”
占星与天文学
“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最强大的推动力。”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但这也是近代西方经典天文学进入中国时强大的阻力。破解天象，找出合乎政权统治的解释是中国天文更正统更要紧的任务。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么写道：“中国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