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控制的方法是写作。用清晰的、外科手术一样的精确细节描述这些幻觉，变成一个观察者，甚至探索者，而不是自己体内疯狂的、无助的受害者。一波接一波的幻觉汹涌而至，我以逃命的急切心情奋笔疾书……尽管幻觉一直在继续，不断变异，但我总算维持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萨克斯医生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单腿站立》中提到科学的“机缘”——有时是一个梦喻，比如凯库勒的蛇；有时是一个启示，如牛顿的苹果；有时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即事情本身会突然揭示出它的重要性，比如阿基米德洗澡时的“意外发现”。
那次可怕的嗑药幻觉就是他的机缘——幻觉消失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他的第一本书《偏头痛》。
一个讲故事的人
奥利弗·萨克斯1933年7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父母都是外科医生，母亲更是英国第一位女外科医生。这个庞大的犹太家族中出了许多科学家、数学家和医生。奥利弗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点早产，生下来只有4磅多一点，也不是天资最为聪颖的一个，但他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充满兴趣，在家里建有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整日沉迷于金属、原子、力线、元素周期表、冷光、放射线。而且，他喜欢写作，总是拿着一支自来水笔，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弄得满身都是墨水迹，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墨墨”（Inky）。
据他的朋友回忆，在牛津大学学医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期末，解剖学的成绩榜下来，奥利弗发现自己名列榜末，郁闷之中去了一家酒吧，四五杯苹果酒下肚之后，跌跌撞撞进了另一个考场，那是全球的解剖学论文比赛。当时考试已经开始，十几个学生正在奋笔疾书，萨克斯醉酒加迟到，却凭那篇关于大脑结构与功能的论文拿到了大奖。
1960年，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前往美国，独自在那里定居了半个多世纪，直至今年8月30日病逝于纽约家中。据他的助手说，萨克斯走得非常安详，“身边围绕着他所爱的人”。如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的：“我无法装作无所畏惧，但我心怀感激……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是一个有情众生、有思维能力的生物，这已是莫大的荣幸与历险。”
阅读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行走中》（On the Move），你会惊叹这个人度过了多么精彩的一生——童年时代对音乐和化学的热情，年轻时代在牛津的漫游，初到美国时放纵不羁的生活，骑着摩托车穿越托潘加大峡谷。他曾经走到北极，差点在寒冷的夜里冻死在山脚下。他曾经独自坐船到太平洋小岛，徒步穿越瓦哈卡的丛林。在他得知自己癌症扩散，只有几个月可活的时候，还计划去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狐猴研究中心一趟。“狐猴与灵长类动物的祖先在起源上极为接近。我乐于想象我自己的某个祖先，在5000万年前曾经是一只小小的树居生物，就像今天的狐猴。我喜欢它们跳脱的活力与好奇的天性。”
他说，“好奇心”是定义他的根本特征。他对世间万物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植物、章鱼、水母、金属、火山、化学、音乐、颜色、重力波……
当然，最让他着迷的，是人类的大脑。毕竟，我们感知世间万物，都是通过大脑对于感官系统接收的各种信息的重构，比如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先由大脑过滤信息、选择焦点、解释图像、最后才投射到视网膜上。这种重构的过程是当下科学探索的前沿，而拓荒者则常常是中风、创伤，以及神经性退化疾病的受害者——因为我们一般很难感知大脑的运作方式，除非当它出问题的时候。
萨克斯曾经试图逃离大脑所造成的混乱。他早年离开伦敦，除了逃避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外，也是为了逃避他哥哥以及他的精神疾病所制造的混乱、疯狂和诱惑，他希望在一个新的地方创造一个属于他的有序的科学世界。
但是，他却一再地被命运带往另一个方向——在一个医学叙事几乎绝迹的时代里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大都来自病案史、教科书，以及他本人作为神经科医生在与病人的实际接触过程中对他们进行的观察与治疗。随着他的名气越大，越来越多的病人给他写信，所以他的故事经常是这样开始的：某天，我收到某君的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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