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之眼》中，他描述了这样的病人如何在一个被疾病改变的世界里挣扎着维持自己的身份，在无序的心智状态中重新寻找秩序和成长的机会。比如才华横溢的女钢琴家莉莉安，因为大脑视觉区域的萎缩，突然失去了阅读乐谱和文字的能力，但她仍然能写信，能根据多年的记忆完美地弹奏莫扎特。随着视力进一步损毁，她渐渐无法再处理其他视觉刺激，但她学会了如何记住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并更多地通过触觉应对一个越来越费解的世界。
帕特在纽约经营一家艺术画廊，交友广阔，却因为一次中风突然进入慢性植物人状态。虽然她终于康复过来，但患上了失语症。她无法说话，也无法理解话语，但学会了解读姿势、表情，可以用手语与人交流。她渐渐发现这种交流比以前更加融洽和自然。
霍华德，一个加拿大犯罪小说家，一天早上起床发现报纸上的字突然变成了天书。他还能写作，却无法看懂自己写的任何东西。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他继续写作（尽管他的编辑得大声地把他写的东西读给他听），并完成了一部新的侦探小说和自传。
也有突然获得某种知觉的案例，比如一位叫苏的女神经学家，天生内斜视，一辈子都在二维的平面空间里生活，直到40多岁时经过治疗和锻炼后重新获得立体视力，她向萨克斯医生描述“一切平常之物突然看起来如此非凡”的狂喜。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萨克斯本人因为眼部肿瘤而失去右眼的视力，并因此失去立体视觉，不得不学习如何适应一个平面的二维世界：
“台阶和马路牙子看着就像是地面上的水平线一样。远与近、深与浅的概念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有时远近混为一体。”他写道，“下楼是特别危险的事。我不得不用脚的感觉去探每一阶楼梯，因为它看上去就是平的。视觉是如此的倔强，有时我的眼睛会与脚打架，坚持说，看哪，它就是平的嘛，你不必再迈一步了。”
萨克斯医生相信故事的力量。他倾听故事，也讲述故事，病人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他每一次讲述别人的故事，都会变成他自己的叙事的一部分，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且使他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时带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同情与温暖。事实上，他的人生就像一次人类心智故障的实验，有时候是被迫无奈，有时候是他自己甘之如饴。
他的第一本书《偏头疼》，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偏头疼患者。每次发作的时候，短短几分钟时间，他的视觉会消失、崩塌，既恐惧又神奇，然后重新出现，重构。正是偏头痛的病症本身驱使他向神经科学寻求答案。
上世纪80年代，他在挪威的一个偏远山区登山时遭遇公牛，大腿肌肉撕裂，膝盖错位，在剧烈的疼痛中，他的第一反应是睡觉。但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命令他：“不行，你得继续走下去，找到一个你能跟上的节奏。”这段经历被写入《单腿站立》——现代西方文化倾向把幻觉视为“疯狂或大脑出差错的征兆”，但幻觉却救了他一命。
201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有“脸盲症”。据称世界上2.5%的人患有“脸盲症”，他们无法识别人脸，只能依靠姿势、步态、动作以及穿衣打扮来认人。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的脸盲症越发严重了，从不认识最亲近的人，到现在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我好几次差点撞到一个大胡子男人，并为此而道歉，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大胡子男人就是镜子中的自己。”
但是，他一生最深刻的“失去”，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所失去的爱的机会。萨克斯年轻时曾经向父母坦承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却被母亲的怒气和拒绝深深伤害。在经历两次失败的恋情之后，他在羞怯与拘谨中度过了40多年的独居生活，直到75岁生日时才遇到能够倾心相爱的伴侣。根据他的传记《行走中》所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纵容友谊和亲密在他们之间自然地成长——“2009年12月，我刚做完膝盖和后背手术，比利要去西雅图见他的家人。走之前他来看我，对我说，我对你产生了深切的爱情。我的眼中充满泪水，他吻了我，然后走了。”
心智边缘的人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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