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
10月9日，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仙逝于北京，享年102岁。在农村改革领域，这个名字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
杜润生上一次集中见诸报端和电视是在三年前，当时住在北京医院病房的他迎来百年华诞，同时还有无数活跃在农业领域的官员及学者，以及记者。镜头里，他已双耳失聪，并插着鼻饲管，他的学生陈锡文、周其仁等齐聚麾下，给他戴上了一顶卡纸皇冠，老人虽神情木然，却仍旧不失坚毅硬朗。
如今，很多耳熟能详的京城学者都与“杜老”有着关系，而在他治下的西皇城根9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是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的中枢，也以自由之风留名。那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曾经容光焕发、跃跃于改革的前阵，9号院里最鲜明的特征是，老人反而听取年轻人的，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中国，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光亮。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在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领导解放区的土改。1953年，杜润生调入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农工部”）担任秘书长，辅助时任部长邓子恢，“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他当时就力主多样化的合作社和多种经济并存。
1983年，他再被重用，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那段以农业改革为重点的历史节点，他从1982年始连续五年主持中央“一号文件”。
当时“家庭承包经营制”、“包产到户”、“统分结合”等改革思路，不是没有争议，但在杜润生充满智慧的运作下，最终在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一统中国的背景下跳脱而出。他的众多弟子在回忆起杜老的贡献时都提到了一点，就是他深谙政治话语的同时又广为纳谏，最终开辟出一条蹊径。正如他在1980年著名的75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里加出的一段：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在80年代曾跟“9号院”有诸多来往，在他眼里，杜老的智慧和宽厚令人赞许。
三联生活周刊：杜老在农业领域一直受到相当高的评价。我想问，如果没有他，难道1982年的“包产到户”等改革就不会实现吗？
文贯中：应该说“包产到户”估计在那时是大势所趋，如果不是杜老，会不会那么快，是有疑问的。那时有的地方已经先斩后奏了，比如安徽已经在试验“包产到户”，它本身不是杜老的发明，但他敏感地看见了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他知道至少第一步该这么走，但要有些办法来缓解“左派”的固化思维，还要说服东部很多反对的富裕省份，所以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危险的是领导人很有可能在最后突然转向，一旦领导人最后发声说反对，那你就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初期位于西黄城根9号的农村政策研究所，即9号院内自由之风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你对此有什么印象吗？
文贯中：我和9号院没有隶属关系。但我自己觉得里面的人很有想法，当时反而是年老的人来听取年轻的人的意见。因为当时国家处在一个重建秩序的阶段，老人习惯要恢复到从前，年轻人就对此嘲笑，老人自己也觉得在新的形势下老办法不管用。那段时间老人特别喜欢听年轻人的话，像股潮流。
那时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水货都进来了，我们要拯救的（国家）比我们活得好。杜老迅速意识到这个时候年轻人走在前列，但是将新鲜观念纳入到正统的体制语言体系里，这个工作他做得特别好。比如说，要是直接讲“包产到户”未必容易被接受，于是就说是“统分结合”的双层制。他心里知道，从“包产到户”到家庭农场，一定是个必然的趋势，回到人民公社是逆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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