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刘武、吴秀杰和他们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同事们，都在苦苦寻求着有关东亚现代人起源的证据。这里所说的现代人，也可以称为晚期智人，他们的骨骼和牙齿特征已和今天的人类非常相似。
我们究竟从哪里来？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其实相当晚近。直到18世纪，一般人还认为人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在17世纪初，爱尔兰阿尔马区大主教厄谢尔（James Ussher）根据对《圣经》的严格分析，将创世纪的日期定在公元前4004年。1865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Neander）河谷采石场偶然发现的一块人类头骨，才使人们意识到，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与我们不同的人类。而随后在非洲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将人类的历史提前到几百万年前，在所有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中，最著名的莫属1974年在东非发现距今320万年的露西。据说，发现她时，科学家的营地上正播放着《在镶着钻石的天空中的露西》这首歌曲。被考古发现所催生出的人类学，根据脑容量与所使用的工具，将人类分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几个阶段。
学界对人类的起源与最初扩散并无太多分歧，他们大致描述的情景是，起源于700万～600万年前非洲中北部的撒海尔人乍得种，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从中东向东南亚的爪哇不断迁徙扩散，并在此后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占据了整个旧大陆。争议的焦点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论辩双方为“走出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前者认为，现代人类源于20万～10万年前非洲的第二次迁徙，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多地区进化说”则认为，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是由早先从非洲扩散至不同大陆上的古人类独立、连续地进化而成。刘武的老师、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正是“多地区进化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支撑这一学说的直接证据，来自各个地区所保存的从古人类各个阶段直到现代人的化石记录。然而在这些化石记录中，尚缺乏其中的关键环节，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里，刘武也坦率地指出：“必须承认目前蒙古人种（东亚现代人）连续进化理论还缺乏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对现有的化石材料尚需进行更为精确的年代测定。”
此后将近20年里，刘武一直在寻找着论据链条中所缺失的那一环，从2011年首次挖掘，直至2015年10月15日研究结论在《Nature》杂志正式披露，在湖南永州道县乐福堂镇塘碑村福岩洞里发现测年约为12万～8万年前的47枚人类牙齿，成为充实证据的关键。接受采访时，刘武的态度显得兴奋而谨慎：“我们这次发现最大的意义，是发现了‘fully modern’（完全现代）的现代人，虽然还没有直接触及现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但结合道县以及这么多年国内化石的发现，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发现牙齿还要靠运气
2011年9月，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县文物管理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在福岩洞的第一次正式挖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意愿当时还是在读博士，他的导师袁家荣因为在1993、1995年两次主持发掘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片和水稻而蜚声学界。
玉蟾岩距离福岩洞仅6公里，同时出土的大量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文化遗物，也表明湖南道县确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事实上，包括湖南、广西、贵州、广东在内拥有众多喀斯特岩溶（溶洞）地貌的华南地区，为古人类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极佳场所，近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发现的人类化石也证明了这一点。1992～2005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慰文等人在贵州省盘县大洞发现4枚人类牙齿化石，这些测年为30万～13万年前的牙齿，古老与现代特征并存。2007～2008年，刘武的同事金昌柱带领的考古队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一件古人类下颌骨前部残端和两枚牙齿，年代测定为距今11.3万～10万年前，智人洞的发现具有明显现代人的特点，但仍呈现进步与古老并存的混合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