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恐专家们认为，现在已经很难确切知道恐怖分子何时会发动袭击。面对新型恐怖活动的挑战，原有的法规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了。欧洲国家的情报与社会管控体系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如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议》便为恐怖袭击提供了“方便”。《申根协议》规定在申根国家内部不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方面增加了监控难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边境管控力度，妨碍了对乘客及其行李实施有效安检。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修改《申根协议》。
欧洲要想有效防范恐袭，无论是在经济成本方面，还是在人员自由流动的理念方面，都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像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约翰·索厄斯所说，目前恐怖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安全威胁堪比“冷战”。
“战争”还是“斗争”
欧洲国家对恐怖主义并不陌生。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例如因意识形态而有左翼、右翼、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或依性质划分，则有社会性的、宗教的、国内、国际恐怖主义。
这些发生在欧洲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其组成分子主要来自国内团体或组织，多数基于有限的政治目的或特殊诉求，欲以激进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因此欧洲各国普遍认为，恐怖主义所涉及的是内部，而不是对外的安全问题。更由于欧洲国家重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价值，因此只是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内部治安问题，对恐怖主义罪行仅建立刑法层面的联结。
换句话说，在传统欧洲国家看来，“恐怖主义”是一场犯罪。这种定性与美国完全不同。
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源头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敌对。因此“反恐”是一场战争（War）。对抗恐怖主义蔓延最有效的办法是主动压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先发制人。但多数欧盟国家则很难接受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欧盟国家认为，恐怖主义在欧洲只是一种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恐怖主义发展的背后有更为深层复杂的文化、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等因素，采取长期的政治途径才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反恐并不是“战争”，而是“对抗”或“斗争”——不是“War”而是“Fight”。
由于越来越多在欧洲行动的恐怖分子已是欧盟公民，欧盟官员也并不喜欢以美国的方式对自己的公民“发动战争”。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坚信恐怖主义现象是对特定政策与军事部署，如中东和平进程与伊拉克战争等议题的反应，而不是如美国所描绘的对西方的敌意反应。
因此，在反恐手段上，欧洲国家更倾向于选择预防性而非压制性手段。他们通常视武力为最后手段，对于美国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的做法则感到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行为一方面损害反恐行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更担心其成为国际社会的坏榜样，让其他可能意图侵略的国家获得出兵理由。
今年初，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爆发后，多国政要参加了在巴黎的反恐大游行。但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了这次活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欧美之间在“反恐”态度上的分歧。
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曾这样阐述欧盟的安全理念——“欧洲人相信单凭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增加不对称威胁的风险。新的全球安全原则必须结合预防、保护和压制（repression）战略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欧盟凭借其独特的建立在冲突预防、对话和慎重对待暴力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基础上的安全文化，将在这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但在经历了2004年的马德里“3·11”恐怖袭击、2005年伦敦连环爆炸，欧洲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已悄然变化。反恐的军事力量逐渐加强，不再将其完全限制在民事领域。就在巴黎遭受袭击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戴高乐号”航母将前往波斯湾，与部署在约旦和阿联酋陆上基地的法国空军战斗机一起执行对叙利亚东部的空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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