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特驻伊朗大使馆被愤怒的示威者焚毁之后，利雅得宣布与德黑兰全面断交。曾经的OPEC“安全阀”沙特王国，正在从经济、政治和外交陷入全面困境。
2015年12月28日，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至每桶36.62美元的同一天，沙特阿拉伯政府公布了最新的财政预决算文件。该文件显示，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低，2015年沙特财政收入锐减约42%，国内生产总值（GDP）缩水13.35%，均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全年财政赤字预计将高达97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为此，财政部宣布自2016年起启动为期五年的改革计划，大幅削减对淡水、电力和燃油价格的补贴，并在若干行业引入私人资本以降低开支。但为稳定也门和叙利亚局势，2016年政府仍制订了57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占GDP的25%。
短短一星期后，2016年1月2日，为抗议沙特政府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尔（Nimral-Nimr），巴林、伊朗、伊拉克等国爆发了数百至上千人不等的抗议游行。在德黑兰，示威者纵火焚烧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并从黎巴嫩真主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门胡塞武装等政治党派和团体处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法国驻美大使甚至表示伊朗“理应做出此回应”。同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37.6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2008年同期的25%。
麻烦不仅来自近在咫尺的“什叶派新月”，在华盛顿、伦敦和柏林，利雅得当局传统的支持者正在转变他们的态度。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指责沙特政府对其境内的极端主义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放任巨额资金流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控制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则含蓄地批评沙特当局处决尼姆尔“可能加剧该地区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及批准页岩油出口两项举措，华盛顿明确给出了不会在经济上力挺利雅得的信号，这使得沙特王室及其支持者越发感到存在被抛弃的风险。
自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Ibn Saud）举行历史性会晤以来，石油红利以及美国的军事、政治支持使得沙特保持了70年的繁荣，也使伊本·沙特家族古板而严苛的统治一路维持至今。但随着既有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环境不断发生改变，动荡的因子正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孕育。81岁的萨勒曼国王在登基将满一整年（1月23日）之际，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局。
“内政高于一切”
前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肯普（Geoffrey Kemp）在其所著的《战略地理与中东变局》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中东地理政治的“四边形板块”理论：这一地区身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西邻地中海与撒哈拉沙漠，北有黑海、高加索、里海和中亚草原，东面是兴都库什山脉和南亚次大陆，南方则直面印度洋。世界近代史上两条至关重要的战略通道——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海路捷径苏伊士运河，以及“心脏地带”强国俄罗斯向印度洋挺进的路线——皆位于这一区域。是故即使没有大油田的发现，这个“四边形”也仍将成为海陆霸权争夺的焦点。
另一方面，中东“四边形”内部的地理面貌又极为复杂：波斯高原、阿拉伯半岛中部和西南部均为隆起的山脉所覆盖，其间分布着大片沙漠、干旱荒地以及作为点缀的绿洲；主要河流仅穿越面积有效的区域，不易形成广泛的农耕文明，而适于游牧部落的扩张。破碎化的地理特征、多民族混居的复杂面貌乃至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对立，都使得中东世界难于像中国或印度那样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治下；即使是在习称的“阿拉伯帝国”存在的6个世纪里，它的军事封建性特征也远比它的统一性更加突出。而在19世纪之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以及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大博弈”，今日中东的分裂格局已经大致形成：英国控制运河所在的埃及以及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半岛东部边缘地带，以利雅得为中心的半岛腹地内志（Najd）由伊本·沙特家族统治，半岛西侧的狭窄平原和麦加、麦地那两圣城——所谓汉志（Hejaz）——则继续留在土耳其版图之内，但受到什叶派领袖哈希姆家族的影响。
“一战”结束后，英国外交部一度意图扶植哈希姆家族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但遭到法国的抵制。伊本·沙特利用这一时机，两次出兵击败汉志，于1925年底将其彻底吞并，使其统治下的疆域扩展了近1/3。随后他又征服了半独立的阿西尔地区，镇压了贝督因游牧部落领导的伊赫万暴动，并与英国扶植的伊拉克王国、阿曼教长国以及马斯喀特苏丹国划定了东部边界，最终在1932年形成了统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并奠定了在整个半岛的优势。
然而地理环境依旧在制约沙特王国统治能力的上限：借助新修筑的高速公路网和一系列短程航空线，伊本·沙特家族成功地将起家之地内志与东部地区的大城市连接到了一起，并使纵贯全国的东西向石油―天然气管道（从红海直通波斯湾）可以处在有效保护之下。但在高速公路两侧的沙漠地带以及管线以南的地区，利雅得的控制力极其有限；西部沿海的麦加、麦地那两圣城则由于全世界朝觐者的往来，带有更多的国际主义气息，并在文化上高度亲近埃及和叙利亚。只有对一个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外部企图心的政府来说，这才能够称为良性资源。
但统治沙特王国的偏偏是一个高度内向、重视国内控制力超过一切的政权。这首先反映在其信奉的伊斯兰教教义中：伊本·沙特曾借助逊尼派中的“非主流”瓦哈比派（Wahhabism）来完成其统一事业，这一教派鼓吹苦修，主张废除对圣贤、圣陵、圣物的崇拜，反对吸烟、饮酒、赌博、歌舞，禁止华丽服装和金银珠宝，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被视作异端。为巩固起家的正当性资本，伊本·沙特对瓦哈比派进行了类似英国国教的改造，通过给予宗教警察“穆塔瓦”以极大的自主权，来换取宗教界对王室的支持。这种政教合流、各取所需的模式使得沙特君主维持了超过80年的绝对权力，依据伊斯兰教法（Sharia）治理国家，并形成了极为特殊的王位继承办法——自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以来，六任国王皆为其子嗣，兄终弟及，迄今尚未传至第三辈。
但在国界以外，瓦哈比派教义的特殊性，它对伊斯兰教早期历史遗迹的拒斥和毁坏（沙特政府曾先后拆毁了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故居以及数十座早期清真寺），乃至它与什叶派的矛盾，在整个中东收获的批评都多过赞善。主张世俗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以及鼓吹激进“圣战”的各路新兴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同样对利雅得当局怀有不满，1979年11月，马赫迪教派领袖乌塔比指挥300多名狂热分子冲入麦加大清真寺，劫持大批人质达5天之久，近千名沙特军警和平民被暴动者打死打伤。这一事件给沙特情报机关首脑图尔基·费萨尔亲王（哈利德国王之侄）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越发确信：假如不把这些激进分子“礼送出境”，极端主义活动造成的冲击必将祸及王室本身。
从那时起，“以邻为壑”就成为利雅得当局应对一切激进“圣战”运动的基本模式：一方面，政府在国内继续厉行严苛的压制措施，对一切违反瓦哈比派教义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加以打击；另一方面，鼓励激进个人和团体在世界其他地区广泛活动，甚至给予其直接的资金支持，以避免其注意力转向沙特国内。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图尔基亲王领导的沙特情报机关每年为反苏“圣战者”提供3.5亿～5亿美元的经费，巴基斯坦边境的“圣战者”训练营几乎完全依靠此项收入才得以建成。沙特政府还支持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介入阿富汗局势，并在本国境内建立起多个“圣战者”招募点，将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政治冒险家送往东方。与沙特王室关系密切的奥萨马·本·拉登，则是在1984年前往巴基斯坦参战，并在本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打造了“基地”组织的基础。
只有从“内政高于一切”的角度，方能解释沙特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激进势力的暧昧态度，以及在反恐战争乃至2014年以来对抗“伊斯兰国”的斗争中的消极作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波斯湾沿岸围绕沙特形成了以伊朗为领导者的“什叶派新月”，令利雅得这个瓦哈比派孤岛日益感受到压力。倘若被视为“准什叶派”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得以平息内战，并与黎巴嫩、约旦、伊拉克以及伊朗结成统一战线，沙特就将被“什叶派新月”彻底包围，西部的汉志地区也会出现分离主义的危险。只有纵容甚至支持“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反阿萨德政权的势力，才能暂时缓解北方面临的压力。但沙特当局并不像土耳其那样怀抱成为地区领导者的野心——瓦哈比派教义的封闭性和内向特征都决定了它难以成为一种兼容异质性的国际运动，利雅得对地区秩序乃至本身的国际定位亦缺少概念，所求的无非是继续祸水外流、以邻为壑，求取内部的一时安宁，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鸵鸟政策”。
美国与石油
1945年2月14日，刚刚结束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乘坐“昆西号”巡洋舰抵达苏伊士运河大苦湖，与69岁的伊本·沙特国王会晤。这次特殊的情人节会议缔结了一项对两国关系具有根本性塑造作用的协议：沙特承诺在之后的60年里以低价向美国提供充足的原油；作为回报，美国将在沙特建立空军基地，保护其油田设施以及国土安全免遭伊朗或苏联的破坏。尽管低油价的承诺最终未能获得兑现，但从那时起至今，美国在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两个空军基地——分别负责保护横贯油气管线的起点和终点——始终未曾停止运转。华盛顿还在1951到2006年之间陆续向利雅得出售了总额达8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并在2010年一次性签署了60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
支撑这种合作关系的是沙特境内惊人的石油储量：截至2015年，沙特已探明的原油储量约为2680亿桶，仅次于委内瑞拉，占据全球总储量的近1/4；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030万桶，仅次于俄罗斯，出口量则高居全球榜首。1980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实现国有化之后，利雅得当局已经可以完全控制本国石油工业的产量，包括全世界探明储量最大的加瓦尔油田（总储量超过700亿桶），以全球最低的成本支撑近10%的市场份额。Aramco同时还保有日均200万桶左右的富余产能，可以在地质灾害、战争、经济制裁等意外情形导致其他产油国中止出口时，迅速补足全球产量，从而扮演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安全阀”角色。而正在开发中的沙伊巴赫、库莱斯等三大新油田板块至少还可以提供日均250万桶左右的产能，相当于一个中等原油出口国的规模。
对华盛顿而言，沙特稳定的原油输出保障的不仅是美国本身的经济安全，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自由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和风险，这一点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背景下尤其关键。而“安全阀”功能的存在，还使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其他产油国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前夕，以及2012年伊拉克石油产量出现波动之际，华盛顿均大批向沙特出售军火，鼓励其增加产能、稳定市场。作为回报，利雅得不仅向美国资本开放其金融和贸易市场，还甘愿放弃争夺地区领导者角色的企图，以换取华盛顿接受其以邻为壑的危险政策。如此便形成了一幅极为讽刺的图景：在美国急于控制中东动荡源头的关键时刻，其亲密盟友却在充当极端主义的温床。对这种情形，美国并非没有考虑过加以改变。
2004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在佐治亚州举行的“自由与合作通向繁荣和安全”峰会上提出了“大中东倡议”（The Grea tMiddle East Initiative）的主张，明确宣称“变化不应也不能从外部施加”，应当尝试引导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动力来推进政治变革，从整体上完成21世纪中东政治秩序的再造。为此，小布什政府计划将刚刚征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改革试验的第一批对象国，随后是巴勒斯坦、黎巴嫩、沙特以及巴基斯坦，进一步还将扩大至边缘地带的叙利亚、埃及、苏丹甚至伊朗。倡议中的改革措施包括实现男女平等、开放党禁、信仰自由以及完全市场经济，最终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思潮赖以滋生的土壤。利雅得长期以来“祸水外引”的机会主义政策，将由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从外部加以规制；以利雅得―华盛顿特殊关系为核心的中东战略框架，也将逐步让位于新的多边协议，最终降低美国调控中东事务的成本。
从2004到2008年，小布什几乎以其整个第二任期来实施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将变革深入到沙特阿拉伯的目标，无奈时乖运蹇，几乎一事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仅是原因之一，无形战争所需的长期而持续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的决断对进入第二任期的布什政府都是问题；断然提出“大中东倡议”本来是为了避免危险更大、震荡时间更长的持久战，不料实施过程本身也成为拉锯战。而华盛顿为了给倡议制造更多正当性依据，罕见地公布了沙特政府卷入“9·11”事件、沙特驻美使馆每年耗资数千万美元用于宣传公关等负面新闻，反而使两国间的关系陷入波折。一些新保守主义智库甚至鼓吹肢解沙特王国，将伊本·沙特家族的势力范围逐回到内志腹地，重建独立的汉志，并在红海沿岸建立一个由什叶派控制的新产油国，令两国间的互信遭到极大挑战。
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能源市场本身的大洗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油价在12个月内骤降75%，并使国际能源市场的需求长期低迷。尽管2011年大中东政潮全面爆发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回升至每桶100美元左右，但好景不长——美国“页岩革命”的最终爆发，使原油市场的供给量在短期内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自2014年春天起，全球原油价格急剧跌落，逐步下滑至每桶50美元以下的低位。而沙特以及其他OPEC国家为继续保证市场份额、避免被页岩油抢占红利，始终拒绝减产，宁可坐视油价继续下跌。2015年全年，原油价格继续下滑35%，跌至每桶40美元以下的谷底。尽管部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已经因利润率过低宣布减产，但美国能源自给率的大幅攀升已经成为结构性趋势；即便油价会在2016年逐步回暖，短期内也难以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的黄金时代，这对因大打“价格战”而元气受损的沙特显然不是好消息。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本身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之后，利雅得和华盛顿传统的共赢关系就转变成了竞争，这对两国政治合作的前景影响意味深长。
也门危机
讽刺的是，尽管长期以来能源出口占到沙特全国财政收入的75%、出口收入的90%，但该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却长期处于低位。伊本·沙特家族的子孙们控制的国有企业垄断了大部分经济部门，采油、电力、通讯、交通、农业各领域均不对外资开放，造成腐败横行、效率低下。除去占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外，整个国家几乎没有其他财源。在上世纪90年代油价徘徊于每桶30美元左右的阶段，沙特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1.3%；直到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能源市场进入需求大于供给的“黄金五年”，沙特的国家财政才破天荒地实现了零赤字。而过去10年的数据显示：只有当油价超过每桶60美元时，利雅得的经济运转才能实现大体平稳。
即便如此，在油价处于高位的2004年，沙特的人均收入仅为邻国卡塔尔的1/3。除去公共开支繁重、补贴过多外，最大的命门在于人口增长过于迅速。从1994到2002年，全国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了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达到3000万以上的水准，并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继续增长。目前，有40%的沙特人口在15周岁以下，年轻男子的失业率超过40%，并且很难迅速实现就业——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课程里有三成左右是伊斯兰教法。这一状况和内战爆发前的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已毫无二致。无怪乎尽管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利雅得当局依然要处决在2011年曾呼吁推动政治变革的尼姆尔，以免出现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同样是出于对政权安危的担忧，沙特政府投入了对南邻也门的军事干涉，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财力。也门拥有2500万以上的人口、超过800万支轻武器、无数相互厮杀的部落武装以及任意扩散的“飞毛腿”弹道导弹，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长期内战遗留下的轻武器和除打仗外别无所长的青年随处可遇。倘若有一股力量将他们组织起来，穿过利雅得以南的沙漠向东方和北方挺进，恰好将会深入沙特阿拉伯政府控制力最弱的地区。届时，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青年将与他们的同龄人合流，从而使伊本·沙特家族的统治面临灭顶之灾。而对一个财力逐渐吃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的沙特来说，在南方抵挡住胡塞武装的压力，并向幕后的伊朗展示力量，几乎成为势在必行的选择。无怪乎在沙特驻伊朗大使馆起火后，利雅得在第一时间即宣布与德黑兰断交——对恐惧于“什叶派新月”阴影的瓦哈比派教长们来说，这不过是回到了“内政高于一切”的逻辑。
文 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