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大概没有一种关系的特殊性能够超越医生和病人。在疾病的威胁下，人们寻求帮助，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交托于陌生人之手。今天，人类医学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医生与病人，这对同一战壕中的伙伴却被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关系所羁绊。在中国，医患矛盾已经成为最尖锐的社会话题。大洋彼岸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研究显示，在最近30年中，美国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以及对医疗质量认可度急速下降。
作为医疗行业的医学处在一张极为复杂的关系网中，医院、政府、制药企业、法律等角色都在对我们所能获得的医疗施加影响。体制性因素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病人眼中医生的“不近人情”，和医生眼中病人的“不可理喻”。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医生和患者三者的关系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中。直到100多年以前，临床医学的治疗手段还十分缺乏，面对疾病，医生与病人处于近乎平等的弱势。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医药是可以尝试的另一个工具，与治疗仪式、家庭疗法相比并非更为有效。这决定了病人掌握着对抗疾病的主动权，他们并不对医生抱以过高希望。
现代临床医学在20世纪初的突飞猛进使医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公众的眼里，医生所能完成的种种不可能似乎已经接近于上帝，而医学界则陷入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疾病都将被征服。医生们在向疾病的冲锋中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整个20世纪，医学作为国家治理中备受重视的领域，和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迅速扩张。医学不断为人类的“缺陷”贴上新的疾病标签。医学接管了人们的外貌、精神，同时浸入到生命每一个进程。我们在医院里出生，在医院里死亡。医学甚至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征服衰老和死亡。
但是这个时候，病人们却发现医生们越来越难以信任。
上世纪60到70年代，一系列医学伦理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病人权利的运动。在处理医学决定时，医生家长式作风受到批判，以“共享决定权”为原则的新的医患关系产生了。
然而，完完全全的平等并不是拯救现代医患关系的良药。现代医学的专业性意味着医患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巨大知识壁垒，平等也就无从谈起。病人对治疗效果的预期往往远远高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医学风险认识又远远低于医生。缺位和无效的沟通既给临床治疗制造了巨大成本，又使医患的情感遭到巨大打击。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吗？医学人文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医学的价值。从17世纪病理解剖学的确定开始，西方医学不断地沿着一条还原论的逻辑发展演进。生理学家则把人体这架机器拆开，研究每个部件的功能，从500年前用肉眼细致观察器官和组织，到300年前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和细菌，到50年前用电子显微镜直接拍摄蛋白质分子和病毒的形态。在临床医学，各种生理指标、数据取代了人，医生绕过人，直奔疾病而去。“治病不治人”成为现代临床医学的常态，它以根除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为目的，忽略了病人身心的痛苦和诉求。
幸运的是，一些医生已经对现代临床医学的痼疾做出了反思和回应，以重新理解治疗、重新定义医生的角色为出发点，将医学重新拉回关注人的轨道。我们的记者拜访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病科、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和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们，记录了他们的反思、努力和困惑。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势必建立在医患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之上。毕竟，“若不能触动对方，他们（医与患）就无法运用医学的力量救助患者；若不能找到理解彼此想法的方法，他们注定要失败”。
文 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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