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功能，是真实记录与还原当下的书写状态——你的情绪、速度与情感。”
在朝阳区百子湾的一间造纸作坊里，穿着一身麻布衣衫的贡斌，举着一罐叫作苏门答腊黄金曼特宁的咖啡粉，执意让我闻一闻：“浓郁的味道让你想到热带雨林，名字起得也好，一个朋友喝后说让他产生一种金碧辉煌的幻象。”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的一次拜访，当时，他也拿着一罐咖啡让我感受。贡斌对植物的迷恋与深知，却令人印象深刻。自然，这与他从事5年多的古纸复原，不无关系。
生长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多数人大概如我一样，只从历史课上接受过如下常识：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在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由一个叫蔡伦的宦官发明。少数人可能还感受过造纸工厂的喧嚣，又或者体验过某个村落流传至今的古法造纸，但事实上，人们早就对这种充斥我们生活的东西，习焉不察。然而，贡斌认为充斥市面的所谓的纸，与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文明高度的纸，纯然属于两个系统，前者带来的环保与污染问题，影射出现代文明的痼疾——用不断进化的新技术，来解决错误方法所造成的问题，并因此产生新的问题。简单来说，“‘paper’不是‘纸’，前者属于木浆体系，仅能完成传播的功能；后者属于韧皮纤维系统，能真正实现‘纸寿千年’意义上的传承功能”。而从事实层面做出的合理推断是，那套材料与工具造就的传统工艺，从元代起就已失传，“现在市场上能看到的文物修复所用的造纸工艺，都是明清系统的工艺”。贡斌要做的，是接续与还原元朝以前的传统造纸工艺，找到他理想中的“真纸”——这种真，成了他面对世界的基本前提，也一度引起我探究的热情。
其实，早在2012年，贡斌的德承贡纸坊刚刚成立一年多，他的古纸制作还在试验阶段时，我就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他。朋友带着我到了那间有着老式窗户、摆满各种纸张的造纸作坊，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从切料、捣浆、抄纸、压榨到晾晒各个环节的设施。在大厅旁边的小间里，贡斌还让自己的搭档——专门负责试纸的画家伊西成，拿墨点在刚刚生产出的纸上，让我们观察吃墨的程度与晕染的层次。“纸的功能，是一种真实的还原，为什么说‘见字如面’？一张好纸，我能从笔锋的运转中，感觉到你的情绪，你的速度，你的情感。”
如果说几年前还是一种醉心于试验的状态，而今贡斌，做纸已经成为一种宿命，之前的所有经历都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在2009年开始研究造纸之前，贡斌跳了十几年的霹雳舞和现代舞，又跑到贵州大山深处做了三年的儿童公益项目。如今看来，“以前做舞蹈，对节奏的把握，在做纸中特别重要。同样，我那会儿去山里和孩子们玩，所有的东西都为了寻找那个真，发现人与自然那种相互给予、相互成就的关系”。贡斌说。
霹雳舞与“彩虹计划”
尽管在聊天的过程中，贡斌会随时用手打一段节拍，甚至哼一段旋律，很难想象，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十几年里，他是一位跳过民族舞、霹雳舞、劲舞、现代舞，做过唱片、剧场的舞者。
与现在的许多北京孩子一样，贡斌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被母亲送到区少年宫下面的艺术馆，学习唱歌和跳舞，不同的是，那时的老师不收费，只视天分施教。大约有两年时间，贡斌每天放学后，都要先去老师家练习舞蹈基本功，之后再回到家中。
改变命运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86年，彼时，中美民间交流增多，包括贡斌在内的几十个孩子，被选中赴美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舞蹈合演活动。机缘非常巧合，一个下雨天，贡斌本想跟其他孩子一样不去练舞，却被母亲硬拉过去，结果恰好赶上区少年宫下来挑人。几天之后，12岁的贡斌，拿着报名表，穿着母亲织的一件白毛衣，和一群孩子跟着北京市少年宫的老师现学现练了一段舞蹈，由于对动作的模仿和捕捉能力很强，那天只有他被当场选中。此后，他们在美国老师的带领下又排练半年，才赴美表演。
美国之行不可想象。带队的老师是谭盾的室友，从纽约、华盛顿到洛杉矶，所到之处都有礼物，挑不过来的冰棍，地上可以亮的灯，市长家的游泳池……无数新奇的体验震撼着贡斌，也让他感受着世界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这趟旅行也让贡斌错过了两年一次的舞院招考，加上之后的受伤，他只得就读普通中学。因为调皮，所在的慢班被剥夺了高考资格，他只能上职高。毕业后，他卖了三个月的衣服，后来又为上警校去夜校补习，一度远离了跳舞的梦想。
1992年，夜校同学带他去北京有名的夜总会——月坛健康城跳舞，贡斌一下被巨大的电视墙和劲爆的音乐震撼。“所有的血在往上升，那种感觉太自由了。”很快，他被那里的老板看中，从此踏足上世纪90年代异常生猛活跃的体制外舞蹈圈子。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启的年代，夜总会与迪斯科，几乎成为某种消费、娱乐与先锋文化杂乱并处的生态圈。贡斌一边和沙宝亮、杨坤等后来鹊起的歌星赶场子，一边和“魔岩三杰”、罗琦等摇滚圈的人喝酒、茬架。“那时候大家都是穿着军大衣，什么时候都夹着酒瓶。”一次帮朋友打架被扎后，贡斌跟着陈爱莲艺术团去了东莞，随后奔袭大江南北演出。“有时观众会上来和你一起跳。有时你正在跳舞，突然枪响了。”
逐渐地，他开始感觉很多东西越来越表面，越来越不真实，更重要的是，舞蹈最初带来的快乐与自由也在减少。他渴望寻找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寻找事物最初的状态。2006年，贡斌决定以个人身份，前往贵州织金县官寨乡下面的10所小学，开展他的公益计划。贡斌陪着路最远的孩子一起回家，让每个孩子命名一块在上学路上发现的石头，让他们每人画一幅彩虹，并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梦想。2006年12月，在摄影师江俊民和策展人舒阳的帮助下，孩子们的画作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的“织金彩虹计划”主题展上展出。观众可以认领那些容易实现的梦想，同时也可留下自己的彩虹梦想。用策展筹集的钱，贡斌为那里的孩子们买了安全帽，修建校舍和道路。
贡斌公益计划的一项，是教会孩子们当地的民间技艺，其中就有蜡染、刺绣、雕版印刷以及手工造纸。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并学习贵州当地一些民间的造纸工艺。没有想到的是，造纸成为他日后生活的重心所在。
溯源：带着问题寻找答案
2009年，贡斌一边帮朋友做些广告及演出的策划，一边开始研究古法做纸。两年之后，他成立德承贡纸造纸坊，不久，正式放弃舞蹈，开始全力做纸。
某种程度上，自蔡伦发明以来，传统造纸术的基本特点并未太多改变，也就是《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所概括的：“植物纤维原料，经过切断（剉）、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步骤，制成的纤维薄片，称之为纸。”
经过最初的阅读资料与实地考察，贡斌对手工做纸的基本环节已然了解。但是他发现，“现在修复的古书画用纸，集中在竹纸和今宣纸系统”，远至宋代。像《五牛图》这样的书画，则采用唐代的古宣纸。目前必须恢复那个年代的材料体系，才能真正解决种种修复问题。
材料与工具互相配合，最终形成做纸工艺。要了解古纸材料，除查阅零星记载的文献材料，还要首先熟悉那些古纸的质感，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在学习过程中，一些前辈朋友慷慨拿出收藏实物，供贡斌研究。尤其是陆宗润老师，每每拿出唐宋明清的书画真迹，教他仔细观摩。贡斌觉察到自己的进步，源于“拿真东西上手，感知纸张上字与纤维的变化。那种感觉就是你做纸过程中需要寻找的，就像练武，到一定程度，一搭手就知道怎么回事”。
科学分析古纸的纤维成分，为复原提供更直接的参照。贡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他后来不断念叨的“奶奶”王菊华。86岁的王菊华长期供职于中国纸浆造纸研究院，是国内造纸领域的权威专家。有一次，贡斌带着试验样品，去中国纸张研究中心检测材料状态，发现与古纸图谱不一致。为了搞清原因，研究中心专家向他推荐了王菊华。看到贡斌试做的古纸，王菊华非常高兴，不但帮他分析问题，还向他推荐领域内更多的专家。
王菊华几乎参与鉴定了国内所有重大发现的古纸成分，《五牛图》正是由她分析确定，画心纸原料为桑皮，命纸则为100%的檀皮。而在一系列颇具争议的“西汉纸”的考古鉴定中，王菊华将其认定为纸的几种主要雏形：薄小纸、麻纤维片与树皮布，从而捍卫了蔡伦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历史地位。据她介绍，东汉时期的造纸原料主要有楮树皮（构树皮），材料为麻的破渔网和破布，史载“用树皮做的叫皮纸，用破渔网做的叫网纸，用破布做的叫麻纸”。唐以后，麻的种类进一步扩大，树皮种类也扩展到桑皮。竹纸与草纸则盛行于宋代和明清。贡斌恢复的元以前的古纸体系，主要为楮树皮、桑皮、麻与竹子的纯料体系。
“材料是永远的老师。”在摸索过程中，贡斌发现许多民间的造纸工艺，多半未加思索地沿革旧法，而这种旧法并未真正接续当时的工艺，更多时候出于惰性与便捷，而被篡改。一个简单的例子，造纸的树皮，最合适的收取季节应在冬季，桑皮则在清明之前。原因在于，冬天水里细菌少，水质洁净；此外，用以使纸浆均匀悬浮的植物纸药，性状更为稳定，不易挥发。多数民间手工造纸者对此无知的原因在于偷懒，立春过后，树皮易剥，无需蒸的环节。然而，“就差这一个工，质量却差远了”。
蒸煮提纯植物纤维的过程，更能看出现代与传统工艺的差别。为提高效率，上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将树枝连皮带壳，放入火碱中一次蒸煮提纯，以去除树皮中含有的木质素、果胶及其他非纤维成分。贡斌则采用碱性更弱的传统的草木灰、石灰与日光漂白结合的“分级蒸煮、逐级提纯”的方法。后者虽然费时费力，但对比之下，“现在看不出来，但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前者就会出现问题”。对此，王菊华给予科学解释：“强碱之下，纤维素易于溶解，但聚合度降低，纸张抗虫害、抗老化能力，乃至强度都会降低。”
纸药也被视为蔡伦的一大发明。这种多采用黄蜀葵、杨桃藤、仙人掌等制成的神妙之物，不但有效提升了纸浆悬浮的均匀度，便于抄纸，而且由于其作用时间有限，有助于人们将经过压榨脱水后的一叠湿纸，毫不费力地揭开晾晒。然而，伴随造纸术产生的纸药的传播，却开了个历史的玩笑。造纸术西传之时，纸药并未传去，以至于时至今日，西人仍不会使用。王菊华讲起一段往事：某年，一个德国专家到院里访问，提出疑惑：“你们的纸抄好后粘在一起，压榨成一块饼之后还能揭开，简直不可思议。”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抄一层纸，垫一层布。然而，纸药东传日本，却得以更多研究发展，日本人分析成分后，进而制出替代的化工产品，销往世界。
即使使用纸药，不同长短的植物纤维，要达到相似的悬浮效果，用料的量相差很大。经过试验，贡斌发现：“三亚皮、青檀皮，一两捆就行；构皮需要四捆，桑皮则要八捆。在这个材料体系里，所有成本都在成倍增加。”
所以有新的发现，在贡斌看来，是因为与一些“带着结论寻找答案”的学者相比，他更多时候是带着问题寻找答案。一些时候，更为奇妙的感觉，则似乎与他习自舞蹈的节奏感有关。
而让贡斌有更多宿命之感的，是一些颇为神奇的巧合。2014年底，贡斌在一个养蚕基地收了15吨一年生的桑枝。经过第一次的蒸煮剥皮，剩下的料不足800斤。再经过草木灰与石灰的分级蒸煮后，原料进一步减少到300斤。一直忙活到2015年下半年，正当他们想用这批料来做唐纸时，国家图书馆拍下的一卷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经，找上门来修复，这批原料仿佛恰为这件文物而备。
还有一次，贡斌在拜读陈大川先生的《纸：由洛阳到罗马》时，发现里面提到一本书，由一位在清朝做官的德国人所写。他马上给德国朋友发信询问，结果不到两小时，对方回复：那本书在他朋友爷爷的旧书店里找到了。“只有一本，放在旧书店的角落里，从没有人动，就像在那等待我一样。”贡斌说。
有时晚上睡不着，贡斌甚至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是为了明天的日出而活，如果把这些纸做出来，随时可以放手。”
让贡斌产生更大使命感的人，是作家钟阿城。2013年，阿城通过朋友找到贡斌，那时他正在写作《洛书河图》一书，觉得国内当时的手工纸均无法代表中华文明的高度，想看看贡斌能否做出真正的古纸。两人谈得投机，阿城当晚就把贡斌带到家里，让他拿些古画真迹用以研究。时间临近年关，纸坊的工人都已回家，贡斌一个人在那研究试验，结果没到两个月便做完了，成功复原出宋以前的古纸。阿城看后特别满意。
由纸开始，塑造真的体系
“德承贡甲午夏制楮皮纸，取徽州楮枝五吨，法宋元制浆分级蒸煮，端簾手工抄制，成纸二百九十三枚。”这是贡斌让人用小楷，在一次造纸样品上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大约有十几张，从而看出德承贡纸原纸的类型及产量。
目前纸坊各类型原纸从几刀到最多二百刀，产量不过几千张而已。产量既小，加上为求完美的投入，成本上升在所难免。我曾经问他，这样造出的纸固然很好，但限于产量与价格，普通人能用到吗？
贡斌回答：首先看他对此有无正确的认知。关键在于人和心。这个时代，大家还知道什么是真的东西、好的东西吗？有一次，贡斌和一个老师喝多了，特别感慨：在欧洲中世纪，所谓那么黑暗的时代，人们还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现在这么好的时代，大家知道吗？
问题依然绕不开传承与学习，要回到人本身。“学什么？什么人教？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要学，则首先要用真的东西，贡斌以学习厨艺为例：“如果为了便宜省料，用地沟油来练，你也练了，菜也熟了，但那是人能吃的吗？”
感慨在于，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教与学的双方都有不恰当的企图心，在所谓名正言顺的理由下，行苟且之事。这样一来，一代代人都在虚妄的体系里，寻找所谓的真，只会更加肆意无惮，自欺欺人。
似乎也是为了践行做公益之时对教育的思索，2014年贡斌在张御群等人的提议下，在纸坊成立“好学会”，下设识字班、习字班与如是抄经班，让学员们以特制纯料的纸，学习识字，以及书法、抄经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与法度。如是抄经项目，目前由李敬居士负责推广，去年还曾被“世界佛教论坛”邀请做现场表演。
在印刷术盛行之前，文明的传播主要赖于抄写。国人抄经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1600多年前，而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专门抄经的经生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古人抄经并非单一把字写好即可，是包含笔墨纸砚、技法以及仪轨在内的综合汇集。为此，贡斌找到制笔大师李小平，用其复原的“隋唐缠纸笔”，作为抄经用笔，同时又寻墨找砚。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对材料体系的还原与使用，构建一种真的价值与文化体系。
某种意义上，做纸也在改变着贡斌的气质。“一张纸，从过去到现在，巨细无遗，什么东西没有记过？同样，人的内心也应该慢慢达至平常，没有分别心。纸让我在面对不同人时，逐渐变得平和。”
贡斌告诉我，他自小是个较劲的人，总皱眉头，喜欢盯着太阳看，直到眼中影像从一个太阳变成两个。做纸的过程，自是修炼，但性格使然，仍能感受到他容易激动的一面。和王菊华等老师吃饭的时候，谈起有关部门的机械与琐屑，他依然不愿妥协。
“以执著破执著。”接下来，贡斌正在筹备手工造纸技艺传承研究中心，在此之下，造纸研发基地、研究论坛等诸多庞大的计划，都已进入视野。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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