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调合并克里米亚到突然自叙利亚撤军，短短两年时间，普京重复了在俄罗斯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战略扩张—急剧收缩”循环。他的政治地位虽仍足够稳固，但化解经济困境才是当务之急。
与5个半月前突然宣布出兵叙利亚一样，这一回，普京又搞了个大新闻。
3月14日下午，在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要员举行会议时，普京出人意料地表示：鉴于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的干预任务已“基本达成目标”，他决定从次日起逐步撤出目前驻扎在赫梅敏（拉卡基亚港）和大马士革两个空军基地的36架俄空军战斗机、20架直升机以及约4000名正规军，以推动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轮叙利亚和谈。3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第一批苏-34型攻击机飞离赫梅敏的画面。俄国防部副部长潘可夫同时还表示，鉴于“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尚未被消灭，撤军并不意味着莫斯科放弃在叙利亚的安全义务。俄罗斯军事人员和防空武器将继续留驻在赫梅敏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维持其日常运作，并参与政府军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进一步攻势。俄军派出的无人机也将继续起飞监视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阻止反政府武装利用停火期交换防区或大规模补充军火。
近半年的军事行动过后，普京实现了他最初希望达成的两项目标：稳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控制区，避免反政府武装切断政府军在哈马省和大马士革省的交通线；重新确立俄罗斯作为中东事务主要参与者的地位，获得与美国、欧盟平等对话乃至展开政治交易的机会。第三轮日内瓦和谈的成型，与政府军控制范围的巩固以及俄罗斯的推动委实不无关联。不仅如此，叙利亚危机的持续发酵还使得美国与欧盟的内部意见分歧趋于激化。围绕是否应当“重返中东”，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军队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令中东各国质疑华盛顿对全球安全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正在进行中的总统选战，部分也受到叙利亚危机的影响，争议候选人特朗普甚至放言应效仿普京，把叙利亚恐怖分子“炸得魂飞魄散”。在欧洲，汹汹涌入的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甚至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最大的一次政治分裂，默克尔、奥朗德等领导人的支持率屡创新低；相比之下，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已回升至74%，正准备角逐第四个总统任期，境遇相去不啻天壤。
但这并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普京以“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军事干预叙利亚的理由，却在“伊斯兰国”猖狂依旧之际宣告抽身，不免令人怀疑莫斯科国际承诺的有效性。对巴沙尔政权未来的命运，普京也未能做出担保，暗示了他和奥巴马一样无法承担旷日持久的军事干预带来的资源消耗。更重要的是，以叙利亚“支点”撬动欧美解除对俄经济制裁的“杠杆战略”，目前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前途难测。在国际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压力下稳定住节节下滑的国民经济，对普京而言才是更严峻也更现实的考验。
空中打击上限已到
采用传统分析方法的观察家往往会高估叙利亚之于今日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诚然，塔尔图斯港已经成为俄罗斯海军在欧洲以外的唯一基地，地中海东岸也不止一次充当过“心脏地带”强国俄罗斯向海洋进军的立足点，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权势投射和战略资源供给足够充分的基础之上。一个在中亚和近东站稳脚跟，并能持续输出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大俄罗斯”可以利用叙利亚充当向南欧和地中海渗透的踏脚石，一个被阻挡于高加索周边、前出通道遭到土耳其阻遏的“小俄罗斯”却用不起如此奢侈的工具。换言之，当驻地中海的原苏联第5分舰队在1992年底宣告解散之后，塔尔图斯港已经沦为了一种象征性存在。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便可窥见其中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构成苏联海军水面舰队中坚的“现代”级和“无畏”级驱逐舰在14节速度时的续航力分别是1.4万海里和1.05万海里，足以伴随航母驶入开阔大洋；到了今天，俄海军在建的新型护卫舰“戈尔什科夫”级和“格里戈洛维奇”级的续航力仅为4500海里和4850海里，缩水50%以上。它们只适于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巴伦支海这样的半封闭区域建立制海权，却永无可能觊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航线。5个半月的叙利亚干预行动中，俄海军常驻塔尔图斯港的两艘巡洋舰“莫斯科号”与“瓦良格号”舰龄分别长达33年和27年，已是苏联时代硕果仅存的遗产。在造船工业基本丧失新建7000吨级以上大中型舰艇能力的背景下，俄海军在地中海的部署和活动频率只会进一步降低。
水面舰艇续航力的下降，意味着俄军难以在第一时间将实施军事打击所需的人员和物资投送到遥远战区，即使勉强为之，成本也势必极为高昂。莫斯科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缺陷：2010年，俄海军曾以13.7亿欧元的价格在法国订购了2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企图弥补远程力量投送的短板。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拒绝继续执行合同，致使俄军在叙利亚行动中只能动用老旧的“蟾蜍”级登陆舰运送人员和装备。载重量达150吨的安-124型战略运输机在俄空军中也只剩下2架，不得不改用较小的A-50来运输弹药和补给品。事实上，普京选择以空中打击而非地面参战的方式干预叙利亚局势，已经考虑到了俄罗斯军事机器的现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周边国家尚可大举出击，但在遥远的叙利亚已无法确保后勤补给。
即使是负担相对较轻的空中介入，所费也相当不赀。著名防务资讯企业简氏资讯集团（HIS Jane’s）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为维持部署在叙利亚的36架固定翼攻击机、20架直升机以及至少1500名军人的日常活动（以每天出动30个架次、每个架次投掷5枚炸弹计算），俄罗斯国防部每天要支出230万～400万美元的费用，保守估计每个月的日常开支在1亿美元以上。换言之，不到半年的行动已经耗费了至少6亿美元的军费，相当于俄今年国防预算总额（412亿美元）的1.4%，这还没有计算消耗精确制导弹药、海基巡航导弹以及海上舰艇换防的开支。而俄军承受的损失虽然相对较小（1架攻击机和1架直升机被击落），但随着作战时间继续延长，装备故障率和人力开销势必进一步增长。在俄国防部已经迫于经济不景气，计划将军费总额下调5%的情况下，降低行动费用至少能确保新装备的研发和军人福利不受冲击。
而从空袭的实际效果看，俄军5个多月的援助使得叙利亚政府军成功稳定了对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控制，这一地区内的人口占目前叙利亚总人口的近2/3。在哈马省和大马士革省中部，空中掩护令政府军维持住了几块分散的大面积控制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线，使其不致被反政府武装彻底围困。但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角度看，空中打击的效果只能说一般：据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OHR）统计，截至2016年3月中旬，俄军的空袭共造成1567名“叙利亚自由军”（最大一支反政府武装）士兵和1276名“伊斯兰国”士兵死亡，另有200～1000名平民死于空袭，但配合俄军作战的政府军和伊朗什叶派民兵战死人数也在1000人以上。换言之，空中行动的效率上限已经封顶。
经历了整整5年筋疲力尽的战争，叙利亚政府军虽然能勉强稳住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却根本无法撼动“伊斯兰国”在中、东部腹地的战略优势。俄罗斯本身也在援助控制北部地区、要求独立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向拉卡省反攻，足见其早已接受了政府军无力收复全部领土的既成事实。而在政府军捷报频传的2016年1月，“伊斯兰国”对东部名城代尔祖尔的围困仍在继续，“自由军”在拉卡基亚省的战线也并未全面崩溃。在和谈即将展开、巴沙尔或许会被取代的情况下，莫斯科没有理由继续投入成本。
另一方面，在长达近半年的军事行动期间，俄罗斯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体量足够庞大、目标又完全一致的盟友来分担在叙利亚的安全义务。德黑兰是莫斯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要支持者，但伊朗同时还须兼顾也门战局，能投入的物力、财力相对有限。本身面临“伊斯兰国”威胁的伊拉克政府在反恐问题上与俄罗斯立场一致，但巴格达当局需要首先收复本国被恐怖主义武装控制的领土。在独联体各国对联合出兵中东反应冷淡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议员伊戈尔·莫罗佐夫甚至在去年9月主动对媒体放风称：“中国的一艘护卫舰已经抵达地中海，航母正在随后驶来。”旋即被中国外交部所否认。对原本就视叙利亚问题为杠杆的莫斯科来说，扩大军事行动有陷入“阿富汗化”的危险，莫如尽早抽身、节约成本。
经济困境的“表”“里”
与2008年在南奥塞梯、2014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杀伐决断相比，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选择无疑带有更精明的算计，这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前两次战争适逢国际能源市场的“黄金12年”，以油气出口作为经济支柱的莫斯科不仅有能力承担额外的军事开支，面对政治和外交压力也是底气十足。时过境迁，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际制裁与油价雪崩式下跌，俄罗斯GDP规模已经由2013年时的2.15万亿美元缩水至2016年初的不到1.3万亿美元，人均GDP下滑至全球第75位。俄罗斯央行在3月中旬发布的数据称：全俄GDP在2015年全年萎缩超过3.7%的情况下，预计在2016年内还将继续缩水1.5%，最早要到2017年底才会重新进入增长周期。在布伦特原油价格始终徘徊于每桶30～40美元的情况下，普京被迫承认：此前以50美元油价为基准编制的2016年度财政预算案未免过于乐观，需要根据实际做出调整；俄罗斯经济的疲软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人们需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
对这位在1999年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铁腕强人来说，承认政策失误并不是很常见的情况。他曾经指责“外国敌人”要在俄罗斯制造“南斯拉夫式的局面”，通过分离主义让俄罗斯分裂；也指责过“邪恶的阴谋家”通过打压油价掏空俄罗斯的国库，唯独没有怀疑过由他本人在21世纪初一手打造的“能源出口至上”经济模式。正是普京亲手摧毁和逐退了以“野蛮生长”姿态在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七大寡头，将过去由私人逐利者掌握的油气“现金牛”（Cash Cow）转移到国有企业或更可靠的代理人手中。能源红利被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和安抚军队，使政府支持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油气资源在国际政治中亦被当作“胡萝卜加大棒”加以运用，一方面在需求急剧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待价而沽；另一方面藉此在东欧和高加索重建影响力。在油价超过每桶80美元的2006～2013年，俄罗斯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即所谓“金砖四国”），普京亦以罕见的“总理-总统”走马灯模式，牢固地维持着在政坛无可替代的地位。
但不祥的因子也就在歌舞升平中滋长。能源产业的“二次国有化”意味着出口油气获得的现金大部分流入了能源利益集团以及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寻租人手中，国家预算收入、黄金和硬通货储备量、GDP增长率以及本币汇率也都与油气价格直接挂钩，抗风险能力极为低下。从2000年到2014年，石油-天然气占俄罗斯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不足50%上升至70%，政府岁入的50%和GDP的17%来自能源产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却持续萎缩。尽管莫斯科一直在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积累黄金等方式调节市场，但完全无法抑制初级产品部门畸形繁荣带来的“荷兰病”——本币汇率上升，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落。早在2013年，全俄GDP就因为“荷兰病”爆发出现了1.5%的负增长，而那时油价还处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
未能借助能源红利实现制造业复兴只是“普京经济学”的缺陷之一。另外，这位曾经的克格勃特工也需要现金流来维持国民和强力集团（军人、警察、特工）对政权的信心。从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各级公务人员（占全俄劳动力总数的38%）的收入就以超过GDP增长率的速度持续增加，叶利钦时代出现巨额赤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补。至于强力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取代七大寡头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操盘手，并在事实上垄断了全国金融资本。对能源红利漫不经心的挥霍与“荷兰病”交互作用，使俄罗斯经济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出现了极其古怪的失衡——人均工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关税增幅超过8%，GDP数值却在缓慢下滑，国内外投资额、基础设施建设量以及工业出口总额无不处于缩水状态。
合并克里米亚招来的国际制裁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为偿还到期外债，俄罗斯企业不得不卖出卢布并买入美元，造成上千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卢布汇率也持续下滑。普京原指望本币贬值和进口商品减少能带动制造业复苏，却忘了俄罗斯经济一直是在低失业率、高产能利用率的古怪状态下运行，几乎无法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银行、零售商和中型企业在汇率“血崩”中遭遇了洗劫，进口贸易额下滑35%，商品零售总额下滑10%，全国贫困人口在两年内增加了50%、上升到2200万，通胀率高达16%。而在能源出口这项经济命脉也遭遇惊人的“熊市”之后，强悍如普京也只能发出“勒紧裤腰带”的号召，变得无所适从。
不过，简单地将当下俄罗斯经济的处境与1998年那场大萧条相比未免危言耸听。彼时，莫斯科刚刚结束伤筋动骨的经济转轨，GDP在7年里累计缩水超过40%，外汇储备贫弱，抗冲击能力几近于无。而在本世纪初长达12年的能源“牛市”中，莫斯科至少积攒了4000亿美元的硬通货和黄金，短期内不会出现崩盘。俄罗斯能源企业以卢布支付开采费用，获得的出口收入则以美元计算，这意味着在卢布汇率和油价同时出现下滑时，企业的实际收入受到的影响并不像账面数字那么惊人。不仅如此，卢布崩盘甚至还缓解了困扰俄罗斯多年的“荷兰病”——随着本币快速贬值和消费减少，到2016年初，俄罗斯黄金和外汇储备大致与前两年的进口额持平，卢布汇率逐步稳定，通胀状况也有所缓解。唯一的差别在于经济总量大幅缩水。
经济困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增强普京政权的控制力。由于无法自海外获得融资，债务缠身的俄罗斯企业必须进一步仰赖政府的支持以维持运转，危机中的银行业也需要政府的担保来提振信心。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损失最小的恰恰是挣取美元的油气出口企业，而他们也是普京政权的基本盘。在私营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巨型国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话语权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普京的地位在2016年将比2014年时更不可取代。无怪乎他在1月底告诉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对现状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欧亚主义的绝唱
但即使是普京这样一位枭雄，也不可能把需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的经济困难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时强加给国民。经历了后苏联时代的混乱无序与贫困萧条，俄罗斯人对普京的热爱建立在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普京”这个姓氏意味着对收入增长的预期和更多的消费机会，无条件的忠诚则并不存在。他们可以接受一个时期内的工资冻结和收入缩水，也愿意相信政府对“外国阴谋”的解释，只要这一切不是永久性的。但对外战争的长期化却会唤醒人们对阿富汗的遥远记忆，那意味着无止境的被盘剥、牺牲的常态化以及整整一代年轻人希望的丧失，因而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即使俄罗斯不可能像乌克兰或中东那样爆发街头革命，支持率的流失也会增加普京继续执政的难度。因此他必须早做决断，提前结束军事行动。
宗教因素则是结束海外用兵的另一层隐因。今日俄罗斯的1.43亿总人口中，有6%为穆斯林（路透社的估计则为14%），其中相当一部分与莫斯科具有离心倾向。而在5个半月的叙利亚干预行动中，俄军打击力度最大的却是逊尼派领导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阵线”等反政府武装，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这两个逊尼派穆斯林云集的地区强国也与莫斯科爆发了激烈矛盾。倘若来自逊尼派的敌意与俄国内固有的分离主义运动形成合力，在高加索地区或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制造恐怖袭击和政治动荡，潜在影响力将扩大到数百万人之众。将俄军撤出穆斯林教派斗争的最前沿，使中东问题重新成为中东人自己的包袱，也是明智之举。
然而无论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动出手，几乎已将成为普京欧亚主义地理战略的绝唱。这一酝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21世纪初达到巅峰的战略，本质上是希望在国土面积和人口大大缩水、常规武力以及经济规模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俄罗斯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它的对应物则是以转型后的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中欧主义”，即经济上与西欧一体化，安全上依靠“北约”，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秉承的以借助人口优势、发展全球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太平洋主义”。俄罗斯由于体量过于巨大，不可能亦不甘心被欧盟所吸纳，自然无法奉行中欧主义。因为太平洋部分人口过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实现太平洋主义转型亦困难重重。如此一来，返回过去三个多世纪里曾被历代俄罗斯领导人所反复奉行的欧亚主义，几乎成为必然。
欧亚主义的实质，在于通过地理攻势重新巩固因苏联解体带来的破碎西部疆界，同时培养中亚与高加索诸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莫斯科的向心力，最终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与可观劳动力数量的政治-经济实体。2011年莫斯科方面提出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欧亚联盟”方案，便是这一战略的直接反映。而普京在经过数年的酝酿和试探之后，选择乌克兰作为其欧亚主义最重要的练兵场，绝非草率之举：作为俄罗斯与东欧之间的“新边疆”，乌克兰南邻黑海，西接喀尔巴阡山，拥有4600万人口，穿越乌国境内的天然气管道网络对莫斯科更是意义非凡。倘若能彻底取得基辅当局的政治归顺——最低限度也要中止乌克兰的“入欧”步骤——长期依赖“能源大棒”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将获得地理上的坚实支点。
只是这次踌躇满志的赌博，最终以满盘皆输而告终。即使普京随后就以在叙利亚的反击分化了美欧联盟，并重新凸显出俄罗斯之于中东事务的重要性，他的“杠杆”至今也未能彻底撬动冷酷的经济制裁。莫斯科剩余的资金储备和中俄经济纽带可以保证俄罗斯不至于堕入1998年时的悲惨状况，但缺乏新投资和闲置产能的现实意味着普京的机动空间比1998年时的叶利钦更小。而希望从进一步国有化中获利的强力集团代言人，已经在和希望趁乱收购廉价俄罗斯企业、使之私有化的势力展开暗战，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普京的批评者、乌克兰裔美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莫托尔在不久前断言：普京政权的崩溃已近在眼前。这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他正确地指出：即使是强人普京也未能在俄罗斯建立简洁、高效的垂直权力系统；当危机来临时，控制最多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新寡头和地方领导人最关心的未必是中央政权的稳固，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不受损害。实际上，在最近一年多的经济困顿中，恰恰是类似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这样的能源巨头在从央行大笔借入美元，通过牺牲国家的政策空间来维持自己的账面平衡，而这些巨头的掌控者恰恰是普京最重要的伙伴。从这个角度说，今年2月3日俄联邦内务部再度通缉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或许并非偶然：整整13年前，正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整肃揭开了普京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实施“再国有化”的序幕。而出狱之后的霍氏长期以温和派反普京人士的代言者自居，并且不止一次暗示：假如普京被迫辞职，他愿意充当过渡时期政府领导人的角色。如果说从叙利亚撤军反映了普京实施战略收缩的意图，那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再度威慑则彰显了这位强人总统的决心：即使困难重重，他依然没有让出舞台中央的打算。
（参考资料：Joshua Yaffa，Merry Christmas，Mr.Putin；Andrey Movchan，What’s in Store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in 2016；Alexander J.Motyl，The Collapse of the Putin Regime in Russia等）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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