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会计师/摄影师，护士/瑜伽老师，记者/厨师/吉他手……多重职业身份的个体并不鲜见，但最近人们从英语世界里找到了“slash”这个词对应这一群体，并翻译成“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在欧美流行，并不绝对意味着它就是更开放和先进的概念。无论在哪个时空，传统价值观仍然更倾向于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兴趣与职业不符者大有人在，为了面包还是为了梦想，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陈旧命题，甚至如何骑驴找马，也是那些职业规划师上岗前的基础理论。这样听来，拨开斜杠青年这层皮，内心里也还是惨兮兮地写着：“我一共打了三份工”——朝九晚五是其一，晚五晚九是其二，周末还免不了有第三份。
咨询师、专栏作家玛西·埃尔博尔（Marci Alboher）一度在《纽约时报》主持名为“Shifting Careers”（职业转变）的专栏，2007年，她出版了盛行一时的《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压力下的职场求生术》（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并在此书中创造了“slash”这个概念——她本人显然也是一位“slash”，并且书名中连续出现了两次斜杠。该词在随后的几年开始流行。尤其是2007到2009年期间，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蔓延至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看上去波澜不惊，心里却颇为不安，特别是裁员带来的恐慌，在许多人心里留下安全感缺失的阴影。即便手中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却有随时可能失去之虞。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对抗这种不安全感，多打一份工，显然最直观有效。NBC在2011年的报道中分析，经济危机显然刺激了这一现象，2010年前后，“斜杠”生活方式追求者的数目显著增长。
同一时期，《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根据抽样调查，估测美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不再局限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而这部分人口的数字高达4200万。听上去，美国不仅仅是“自由的国度”，也成了“自由职业者的国度”。但“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认为《野兽日报》仍然低估了这个群体的数量，因为后者在做估测时依据来自劳动统计局的2005年数据，彼时，还未到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而后者对“斜杠”们的增长提供的助力，可以从“自由职业者联盟”的成员增长率窥见一斑。
无论怎样，纽约媒体人布朗女士（Tina Brown）的观察结论是：“我的朋友们再也不正儿八经上班了，他们都穿梭于gig之间。”美国通常用gig指代“活计”，进而，“零工经济”（gig economy）时代随之而来。
同时期，欧洲各地的媒体也相继发现这一现象。法国年轻人把CDI（无限期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形式归类于老一辈，他们既反感这种以合同长短分阶级的现象（另有CDD，即有限期劳动合同），也厌倦于长期从事同一个工作内容。报纸《巴黎人》（Le Parisien）根据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6%的从业者同时还有至少一份以上的其他工作，对这个群体的估测数量达450万人。法国社会学家盖兰（Serge Guérin）也认可经济危机对这个数字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地，他认为，朋友之间互相影响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斜杠们多元而丰富的世界会促进这种观念的流行”。
这样一来，人们见面时的惯常招呼用语“最近忙什么？”从原本的客套问候，变成了一个言之有物的实质问题。相对于“老样子”，我们越来越多地得到类似这样的答案：最近啊，刚接了一份航空公司杂志的活儿，每周只工作两天，这倒挺好，因为我一直在老东家担任咨询师，每周工作三天，这样两不耽误。当然我也不得不把三天这份工作按小时来收费。另一个好处是，为了我之前演讲的项目，我需要常常出差，这样一来，杂志的工作可以在路上完成。当然，演讲的项目可能马上要停了，因为他们最近开始清退不在职的员工。
上述回答所描述的状态几乎概括“斜杠青年”们的典型日常：他们拥有多种技能，东拼西凑地填满自己的时间地图，看上去忙乱，可仍然有种掌控自己人生的满足感，弊端自然也有，一项工作可能随时失去，但这毕竟不会像失去唯一一份工作那样可怕。
“斜杠”的另一个特点是，被青睐的通常是“写作”、“摄影”以及“编程”这一类工作，它们往往适合单打独斗，重视创造性，工作时间也极为灵活，最后一项对向往自由的年轻人无疑有致命的吸引力。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个人也能独立提供一项服务，显而易见，年轻人不再愿意充当大机器中兢兢业业从不出错的那一枚螺丝钉，继职业专一时代一去不复返后，如今许多人甚至不再拥有一份所谓的工作，而开始习惯于“项目”的生活周期。而项目的意义在于，他们只需在项目期内对雇主负责，进可攻退可守，无论是时间的灵活性，还是承担责任的时长，都显然明显缩短。
一开始我试图在网上寻找这样的“斜杠青年”，后来发现，原来身边正有这样的朋友。“80后”男生莫然，大学时学的金融，曾是电台DJ，后来在一家事业单位稳定下来，两年前，他开始积极参与帮助自闭症人群的公益事业，由此与儿童结缘，并开辟了一项给孩子讲故事的新事业，他作为“大眼哥哥”的身份越来越受欢迎，索性又决定利用制作视频扩大影响力。但问及是否会辞去那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答案却是坚定的“No”——产品经理/公益策展人/大眼哥哥，听上去他目前身上的“斜杠”还会继续多下去。
与若干斜杠青年们交流后，有一点容易察觉——中国年轻人更理智，他们会在副业上倾注更多的心血，却不会轻易放弃需要朝九晚五的那份主业。这种一个主业和若干个副业的方式，被埃尔博尔比喻成行星和它的环绕者卫星。事实上，对“斜杠青年”而言，行星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一份相对稳定的保障，承担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角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追求发展兴趣爱好，探索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重“将兴趣变现”，将其视作对自身技能的认可。
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多重职业提供了土壤。许多人的其中一条斜杠后面写着“uber”（司机）或者“airbnb”（房主），上述两大硅谷的明星公司，吸引了万千年轻人的目光，并且以参与其中为酷。除此之外，在网络平台上可分享的还有知识和技能，传授知识无须再借助一个教育机构，而是可以自由接驳。
就像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单身社会》（Going Solo）中所写的，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斜杠青年”们各自为政，从不长期处于一个固定的集体中，这样他们不只从家庭中抽离，也从有着稳固社会关系的工作环境中抽离出来。经济和自由精神或许可以解答为什么——更确切的问题是，如果有长期而稳定的工作，还为什么要选择颠沛流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个人主义不只扫荡了家庭观，也对一个人由工作产生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创造性破坏”。社会学家完全可以将现代雇佣关系称为“责任有限的合同”，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德国著名社会学者贝克夫妇（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Gernsheim）就写道：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莫说被雇用者不愿意，雇主其实也逐渐失去保障员工一生饭碗的能力。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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