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中国前往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们用细腻的笔触留下了对近代日本的观察记录。一个世纪后，我跟随他们当年的足迹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发现在变换的城市景观下，昨日风物依然有迹可寻。
初到东京：住宅的感触
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厨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
——周作人《忆东京》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飞机在一片细雨中降落，窗外已经是东京了。身边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机场的标示牌即使看日文也能明白一二，并没有太多在异乡的感觉。直到去了趟洗手间，听到“音姬”发出的潺潺水声，才提醒我这是日本——一个以各种人性化细节著称、熟悉却也陌生的国度。“音姬”是个电子按钮，用以遮掩使用卫生间时不雅的声音。日本的卫生间还有不少巧妙的设计，比如带有温度的马桶圈，以及将洗手水收集起来再来冲马桶的水利用装置。今天来到日本，很多人正是从独特的卫生间文化，开始认识这个国家的。
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留学生都是乘船前往日本，他们在船上便开始打量它了。1913年，郁达夫从上海杨树浦的码头出发，一路观看“伟大的海中落日”和“天幕上的秋星”由日本海进入濑户内海，在第一站长崎停泊之后又继续前进。“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月海边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他在自传中写道。郁达夫的船在神户靠岸，他又改乘火车经过大阪、京都和名古屋，“且玩且行”，最后到达东京。
中国留学生多聚集在东京的文京区。这里在江户时代曾经有大量的武家领地，进入明治时代后，原有的幕府统治结束，广大的武家宅地遗址大部分转为教育机构和军事设施使用。1877年，东京大学在加贺前田氏的领地遗址上设立，四周集结了大量的出版社等机构，坪内逍遥、森鸥外、夏目漱石、樋口一叶等著名文人也在附近居住，文京区遂逐渐发展成东京的文教区。比郁达夫早到东京7年的周作人便和哥哥周树人住在这片区域，具体位置在文京区的本乡汤岛二町目的伏见馆，是一处专供学生来租住的三层木结构集体宿舍，称作“下宿”。
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周作人马上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的诸多差异。乐于记录周遭事物的习惯，也和他当时去日本留学的想法有关：其他学生去日本留学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他们想要看看日本是如何善于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周作人的想法是日本先学德国，又学美国，倒是看看它本来固有的面目对理解这个国家更为重要。在汤岛的下宿，周作人对第一个遇见的人、女工乾荣子念念不忘，因为她赤着双脚在房间里走动，和中国女子缠足的风俗截然不同，从而得出了日本人在生活上“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的印象，这种描述也贯穿了他对日本文化观察的始终。
对于住宅的感想同样如此。周作人在《留学生活回忆》中谈到周围同学对于“和室”风格的不适应：“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卧床，至于爬上壁橱去睡觉。”但他却能够对这种“和室”住宅安之若素：“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铺有榻榻米的房间以草席的块数来论大小，“学生所居以四席半居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糊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四席半的房间不过才7平方米左右，“四壁萧然，下宿只供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说起同时代那些西式住宅，周作人形容它们“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而之后的留学生活中，周作人到日本的乡间旅行，“坐在旅馆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是更加惬意了。
将行李放到住处后不久，我就去了那片当年留学生聚居的本乡。这里大部分都是由三四层小型独栋别墅或者公寓楼构成的住宅区，在周末的午后非常静谧，能听见微风拂过耳边的声音。很难想象这片区域都是木结构房屋的情景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引发的大火和1945年“二战”期间的东京轰炸对城中的建筑造成了摧毁式的破坏，唯一能够对上号的大概是“汤岛圣堂”，那其实是一处安放孔子塑像的孔庙。周作人说他平时出门无论去本乡三丁目，或者去御茶之水，又或是前往日本桥，都要经过它，也感慨过孔子对于东亚社会影响之大。汤岛圣堂在地震中也有所毁坏，只剩下其中德门和水屋两座建筑，今天看到的用来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也是后来重建。
倒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人看到当年和式建筑的模样，是在一个叫作“明治村”的户外建筑博物馆。它位于距离东京200多公里的名古屋乡下一片开阔的山间，集中了一批从全国收集的修建于明治时代、在灾难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建筑供人参观。其中一座木屋平移自东京文京区的本乡，是文学家森欧外和夏目漱石都曾经租住过的故居。周氏兄弟后来从本乡汤岛搬家到本乡西片町的房子，夏目漱石之前也在同一住宅待过。虽然那处房子和移到“明治村”中收集的并不是同一个，但建造于同一时代，这些房子多少会有相似之处。
在这处夏目漱石写下《我是猫》的和式住宅里，具有日式传统住宅必备的几个元素：榻榻米、用来分隔房间的障子（隔扇），以及玄关。障子起到分隔房间的作用，全部都拉开后，整个房屋就变得空旷通透起来，山间的风景一览无余。同时障子用纸张来糊制，还有保温、调节湿度，以及让日光温柔扩散的功能。萧红刚到日本时，给萧军写信，说“你一定看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写的是房间里那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夏丏尊留学日本期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日本的障子》。“（有了障子），阳光射到室内，灯光映到室内，都柔和可爱。至于那剪影似的轮廓鲜明的人影，更饶有情趣。”这也让我想起来谷崎润一郎写下的《阴翳礼赞》，谈论日本文化中那些昏暗幽深的事物所带来的独特美感：“我站在书斋的障子门前，置身于微茫的明光之中，竟然忘记了时间的推移。”
东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住宅于上世纪20年代初出现在文京区的御茶水一带，是提供给外国人和本地时髦人士居住的“文化公寓”。“二战”结束之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逐渐席卷了全城，取代了原来的木结构房屋。但在今天现代化公寓楼的内部，仍然有和式风格的设计。在文京区闲逛，当地朋友告诉我，和洋结合的房屋设计是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在家庭住房中最重要的一间房子是朝南连接着阳台式庭院的房间，它往往被设计成“和室”，人们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通过落地长窗最大限度地享受户外景致；这种现象在六本木或者港区那种具有豪华西式公寓的地段尤其显得突出，它说明一个钢混结构的现代空间中，核心要素依然是和式的。而障子依然是隔断房屋空间的理想应用，不仅在家庭当中，餐馆里用作大厅和包间的分隔也很常见。
就在我住的酒店里，一切都是西式的陈设和布置，仅仅七八平方米的面积，进门的时候却有一个明确的“玄关”区域，提示客人需要脱下鞋子再进入室内。这其实是木建筑结构时代留下来的习惯——日本作为岛国，湿气和雨水较重，将水气带入室内尤其会损坏木建筑，所以都在门口设有“玄关”。甚至去采访时进到办公室前也须得在玄关处换拖鞋。100年前，在周作人看来赤着双脚意味着某种纯朴自然的天性，今天在我看来，却会轻易瓦解一个严肃场合的气氛，因为将鞋子脱掉似乎是回家才会有的行为，意味着家居和放松。
东京街景：传统与现代之间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
——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
关于日本文化的描述，经常是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形容词来说明它多元融合特点，比如既传统又现代，保守又开放，繁荣又质朴。刚到东京，由对住宅的观察开始，继续在城中漫步的过程中，便是它既传统又现代的面貌吸引了我。
打动周作人的是他在东京所见的传统一面。这一方面是他在东京看到了中国消失的古风——街上招牌的某文句或者某字体让他流连。“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不像中国看中翰林的楷法，所以笔也做成那种适宜书写白褶纸的东西了。”另一方面是他接触感受了江户时代的民俗艺术之美后，担心日本在西化过程中失掉民族文化的本色。
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等一系列写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文章中，多次引用同时代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关于浮世绘艺术的评论：“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日本之都市外观和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部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恐怕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写下这番话时，和周作人的研究兴趣有关。他已经从激流勇进的新文学潮流中退出，埋首于中国传统之中，喜欢寻找那些幽深、冷僻的典籍，用现代的眼光去做重新诠释。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他也有同样钟情的态度。
周作人留学日本的1906至1911年正处于明治年代，他隐而未写的是一个在西化政策下发生巨大变化的日本社会。我在“明治村”中看到的风景，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明治时期的社会景象：园子里多数的建筑都具有西洋风格——江户时代房子的建造严格按照身份尊卑，明治政府破除了等级制度，房屋样式也就丰富起来。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东京的帝国饭店，是美国设计师赖特做的设计，1968年面临拆毁时将入口部分挪到“明治村”来保留，并复建了其他部分。“明治村”中还有一处建筑非常有趣，是一家移自神户的“大井牛肉店”，有着希腊式柯林斯立柱和拱窗做装饰。这家店1887年在神户开业，为停泊在港口的外国船只供应牛肉，1968年因为当地要修地下铁而拆除，将建筑移到“明治村”后，售卖牛肉“寿喜锅”来让游客体验。这并不是纯粹为了做生意——受到神道和佛教影响，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人几乎只有在生病进补时才会吃牛肉，明治天皇却带头喝牛奶、吃牛肉，以示文明之开化。用酱油、砂糖和味醂来做调料的牛肉寿喜锅就是这时发明的。
比周作人晚一些到达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西化的一面留下了记录。这和明治时代积累之后，进入大正时代的繁荣稳定有关，东京成为让人目眩神迷的东方大都会。此时到达日本的留学生写得最多的东京地标有两处——银座和浅草，这和今天中国游客最爱光顾的区域没有区别。比如1921年，郭沫若从上海去东京，田汉约他去银座的咖啡馆商议刊物的筹备，郭沫若描述银座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那里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那时银座有夜市，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着去银座散步的风气。茅盾就写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厅和舞厅，一边是摊贩高声叫卖。另一位同时期在日本留学的学生黄慧在《洋化的东京》一文中有她对银座街头的观察：“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很少不是穿洋服的人……厨川白村在《北美印象记》里说过，男女并肩走是北美人，女人略前男人略后是法兰西人，男人略前女人略后是英吉利人，女人在后男人在前是日本人。现在在东京，也容易看到北美式的法兰西式的英吉利式的日本青年男女了。”画家丰子恺则在回忆中自嘲：“闲却上午的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浅草的歌剧馆、上野的图书馆、东京的博物馆、神田的旧书店和银座的夜摊了。”
银座是东京近代商业发展的起点。东京的前身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江户，它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规划。以当时幕府、后来皇居的所在地分成两部分，以西的地形偏高，是将军大名的宅邸所在，叫作“山的手”；以东的地势低洼，是工商业者、手工艺人和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叫作下町。今天的东京市内轨道交通JR山手线，基本就是沿着山手和下町的交界线来修建。银座也算是在下町的区域，得名于1612年所开的银币铸造所。从京都迁到新首都东京来的明治天皇选择率先在这里建造西式建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这里有全国第一条铁路的终点站新桥，从横滨坐火车来到首都的西方人下车之后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另外旁边的筑地也有外国人的居住地，银座就成了对外展示日本风貌的窗口；另外一个原因，正好1872年发生了一场大火，银座的下町民居烧成了灰烬，成为可以重新规划建设的一张白纸。火灾之后，政府请来了爱尔兰设计师托马斯·华达斯设计了一条模仿英国摄政街的购物街，这成为银座购物街区的雏形。由于很早就有现代规划思路介入，今天银座的街道有如棋盘一般规整，从北往南依次是一丁目到八丁目，中间有一条中央大道贯穿。这种整齐的街道走向在“有如狂人做的拼凑手工般”的东京非常难得。银座原本是东京湾内的一座独立小岛，后来因为填海已经和陆地相连，但这片区域独特的格局和氛围，仍然让人感到它就像东京无边无际大海中一颗发亮的珍珠。
另外的浅草则走在了日本近代娱乐业发展的前沿。浅草在江户时代就是一片人口密集嘈杂的下町，尤其是在浅草寺西面的“奥山”区域，聚集有众多的杂耍棚和街头卖艺人。1882年（明治十五年），日本政府根据这一地区本身的特点开始了浅草公园的改建工程，将浅草寺西南面的广场填平，建造了新的街区，专门作为演出游乐的“第六区”。从此不仅“奥山”的传统杂耍曲艺迁了过来，这里还引入了近代化的游乐设施。明治二十年代，从高处远眺美景的富士山纵览场、日本全景馆、大观览车等游乐项目纷纷出现，其中12层的观景塔凌云阁更是把远眺观景的乐趣发挥到极致。日本最早的电影院就出现在六区的电气馆，到了明治四十年代已经有统计表明来看电影的观众超过了欣赏传统曲艺的观众数量。
不过，当今天我在银座或者浅草散步，这两个在东京最早开始近代化步伐的地方，让我感受到的却是传统绵延的力量。银座不仅是国际奢侈品牌的汇聚地，也集合有东京本地百年以上的老店。比如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江户时代、从售卖吴服（和服）起家的三越百货商店；1663年创业的以售卖和纸、专供皇家御用的线香和文房四宝为主的鸠居堂——它的名字颇值得玩味，由《诗经》“鸠占鹊巢”典故而来，谦指本店顾客（鹊）才是真正的主人。不仅已经扩大经营、全国连锁的老字号有着一席之地，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小店也在这里共处。周作人曾经在《北京的茶食》里怀念了一番他在东京时吃到的“空也”这家店的点心：“吃起来馅和糖以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我在银座的街上便找到了这家门脸极小的店。它只做一盒一盒点心的外卖，没有堂食。要不是提前5天做了预订，我也没有运气能够尝到它最有名气的点心“最中”。它是用糯米粉烘制成的薄皮，中间夹着北海道红小豆和白双糖在一起磨成的馅料，夏目漱石在《我是猫》的小说中也多次提到。看得出来，这家1884年开张的小店，一直以谦逊平和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在经营，以保证稳定的质量。我猜想，我所尝到的清雅甘甜的滋味，应该和周作人当年吃到的没有区别吧。
而浅草一带，并没有按照当年的路数发展下去，那里现在成了江户时代下町文化的保存区和体验区。周作人当年所感叹过的浮世绘，在这里就可以亲自感受从木板雕刻到印刷的制作过程，教授最多的作品，便是江户末期画家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和《赤富士》。在日本拥有最大浮世绘收藏的东京太田美术馆，馆员田野原健告诉我，浮世绘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江户时代的民情写照，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世纪中期，欧洲由日本进口茶叶，茶叶的包装纸上印有浮世绘版画图案，这引起欧洲人浓厚的兴趣，尤其印象派画家，对此大为赞赏。浮世绘在欧洲的轰动再传回日本，也让本国人重新打量浮世绘的价值，因为它原来不过就是供人观赏消遣、也可以无限复制印刷的图画，有的甚至技法粗糙。“今天，日本的当代艺术家创作时，也经常会加入浮世绘元素，这让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有了独特的身份标识。”田野原健告诉我。那些传统曲艺，在浅草也没有绝迹。周作人曾经对欣赏“落语”情有独钟，他本人就经常去本乡西片町街尽头的铃木亭欣赏，认为其中蕴含的幽默是对当时充满礼教色彩的中国文艺一种启发。我在浅草附近的一个表演场欣赏了一次“落语”，台上的人跪坐在垫子上如同单口相声般地讲着段子。它的视觉效果看上去非常单一，但台下有不少都是日本年轻人，很是享受这纯粹的语言艺术。
如此看来，当年周作人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其中之一的解释是日本在经历了明治初期短暂的全盘西化阶段后，明治中晚期便国粹主义兴起，一种“和洋折中”的观念占据了主导。这也和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模式有关——它善于从自身文化核心的发展需要出发，将引进的文化改造成相似而不同的日本文化。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存在着，传统依然没有被湮没。上世纪70年代，《亚洲史》的撰写者、美国人罗兹·墨菲曾经写东京的街景：“许多小房屋都保留着一块大小如桌面的微型日本花园……摊贩用传统声调叫卖红薯、板栗和烤肉串……大批身着和服的敬神者拥挤在按传统重建的寺庙……人们选购传统的和现代的货品：茶和啤酒，漆器和塑料，轴画和连环画杂志。东京既充满日本情调，又高度西方化。极少人为这种双重色彩感到不安，日本人的民族以及文化身份安详地漂浮在两者之上。”40多年又过去了，这段描写依然恰当。
春在东京：与樱花有关的一切
下午同友人至上野看樱花，花盛开，艳丽香酣，颇足悦目快心，游女如云，有散步者，有坐矮椅上品茶者，更有种种游戏点缀其间，雅俗共赏。花肥叶茂，名亦不一，最美观者，名八重樱，花片重叠如堆锦，灿烂夺目，日人尤心醉之。
——黄尊三《留学日记》
在这个时节到达东京，大概没有什么比日本人对樱花的热衷，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了。来东京不久，我便去了上野公园。因为鲁迅那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里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最熟悉的赏樱胜地。时间未到，只有一两棵樱树开出花来，却已经有日本人早早坐在树下划定的野餐界限内吃喝谈笑。路上经过的果子店、面包店纷纷推出了标明“时令限定”的樱饼、樱果冻，或者各种樱花馅料的面包；百货商店的橱窗里换上了樱花色的春装，各种樱花图案的餐具、酒具也陈列出来；走进地铁，JR公司的樱花广告告诉你它的列车能把你带到哪个著名或者隐秘的赏樱胜地。
与樱花有关的消费文化是近年才有的事情，多年前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看到的更多是和樱花相关的美景与人情。1927年赴日学习美术的倪贻德在散文《樱花》里记述了他在东京飞岛山的所见：“日本的樱花是随处都繁生着的。在神社的门前，在冷假的街道旁，都有她的芳踪丽影，淡红而带有微绿的花朵，迎着春风，在向着路人轻颦浅笑。东京一隅，樱花产生最多的，以上野和飞岛山最为著名。那儿植着万千的樱木，花开的时候，远望过去，就像一片淡红色的花之海……他们大抵在花下席地而坐。三五个人一个团体，男女互相依傍着，调笑着。有的在举着巨杯痛饮，有的在高唱着不知名的和歌。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头上的樱花，不过是借此佳节谋一次痛快的欢醉，以安慰一年来劳苦的工作的样子。”郁达夫也在《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中描绘：“春过彼岸，樱花开作红云，京都的岚山、丸山，东京的飞鸟、上野以及吉野等处，全国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是游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之诗，仿佛是为日本人而咏的样子。而祗园的夜樱与都踊更可以使人魂销魄荡，把一春的尘土刷落得点滴无余。”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说得没错，在号称“樱花王国”的日本，“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樱是蔷薇科的落叶乔木，适应生长在温暖湿润地带，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樱树生长，樱花遍布日本全境。樱花可划分为野生种及园艺种，生长在山野里的是“山樱”，树龄长，树干高大刚劲，有的高达一二十米，花多为单瓣，分为山樱和彼岸两个系；栽在庭院中的是“里樱”，是经过人工长期培育的园艺品种，种类繁多，色彩艳丽，花形各异，花的颜色有雪白、淡红、深红、紫红、黄绿等多种。花瓣有单瓣，也有重瓣的，一朵樱花少的只有五六片花瓣，多的则可以多到300多片，可分为里樱、染井吉野、早樱三个系。根据人工对樱花生长的干预，樱花的发展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上古奈良时代是野生种观赏时代，中古的平安时代是种植时代，近古的江户时代是品种形成时代，近世的明治、大正时代是科学研究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嫁接、压条、扦插等方法，园艺变种和品种的数量不断增加。
总的说来，经过人工手段的繁育，日本现今的樱花有200多种，占全世界的四成以上，其中比较名贵的品种有寒樱、河津樱、雨情枝垂、染井吉野樱、大岛樱、寒绯樱、雏菊樱，及一系列八重樱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染井吉野樱，约占日本樱花数量之八成，花形为粉红色花瓣五片。而最为奇秀的是枝垂樱。枝垂樱又名“瀑布樱花”，花色为淡粉红色，在盛开时远看像白色。舞动着垂柳一般的纤细枝条，枝上万花竞放，犹如垂下的粉红瀑布。九鬼周造曾在《祗园的枝垂樱》中赞叹“瀑布樱花”令人心庭荡漾的美：“此处能遥望到春日云空苍青，东山横翠葱葱，仿若能听到绿意氤氲，似水铃交响，润湿新泥。在其稍高的山岑处，枝垂樱静伫一侧，姿态流丽，待日暮仄，夜气蔓延，云空窈深，绀碧澄清，山色隐约，烟紫淡淡。枝垂樱尽管周身沐浴在现代照明灯光之下，其妖艳灵眇之姿依然叫人怀疑是否此刻已然渡过人间梦浮桥，踏入了幽世。云光石灯照樱色，叫人亲眼目睹了何谓真正的美之神祇。”樱花开放的时间，在日本是南北不同的。在温暖的冲绳，早在头年的11月就开始开花了，自南到北，先后开放，到比较寒冷的北海道，要在5、6月才开花，但多数地方在春光明媚的4月间开放。一年一度的樱花开放，盛开的时间却很短暂，只有7到10天。
在古代，樱花的开放便意味着农耕时节的来临，这不到一周的花期自它起始时就非常重要。山樱花开，农民就开始播种、插秧，因而这种山樱被称为“播种樱”、“翻田樱”或“插秧樱”。近代以来，樱花开放的预告被称作“樱前线”，用以为全国依次而来的赏樱、游览活动做准备。1929年，茅盾在《赏樱》中曾记述：“终于暖的春又来了。报纸上已有‘岚山观花’的广告，马路上电车旁每见有市外电车的彩绘广告牌，也是以观花为号召。”1955年以后，对樱花开放的预测日益精准，日本各地建起观测所，在距离各观测所400米以内确定3株标准树，其中5轮开花时就可做出开花宣言。这种准确的预测在上世纪60年代见诸报端。而现在，日本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中会对樱树开花时间进行预报，第一次预报是3月第一周的星期二之后，每个星期二进行日期修正，一直持续到4月的第四周。每天我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时不时冒出来的樱花开花讯息，手机的应用软件也非常智能地提示各大赏樱胜花开了几分。
奔赴目的地赏樱，是从日本的平安时代开始的审美活动，最初为宫中举行的“樱花宴”，只是贵族阶层的娱乐风尚。等洛中和洛外的寺庙神社、贵族的府邸、京都外群山中的山樱开放时，观赏它们的贵族一定会在那里竞相吟咏汉诗与和歌。这种宫庆花宴变成赏花活动且影响到普通的日本人，是从1594年丰臣秀吉在吉野的赏花活动开始的。这个武家贵族将花宴这一宫廷活动广泛渗透至庶民阶层中，使之普及成了民间活动。此后，上野忍冈和隅田川河畔也成为新的樱的名所，并作为江户庶民春天的游览活动之地，彼时的景象是“或歌樱下，或宴松下，张幔幕，铺筵毡，老少相杂，良贱相混。有僧有女，呼朋引类，朝午晚间，如堵如市”。如今，上流社会里有“观樱会”，是由皇室和内阁总理大臣邀请各界著名人士和各国使节等数千人组成的盛会；普通人则同家族或街道、单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在一起欣赏。
这些经久不衰的庆祝活动和层出不穷的樱花产品，不仅是日本人对樱花的热爱，更同日本人对岛国分明四季的感知有关，背后有绵延至今的独特审美意识。四季中的自然美与色彩美是日本美的相位，而人的生活与自然的密不可分是日本人美意识的又一特征。日本人在贴近和捕捉自然中，产生出对自然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性。在镰仓时代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曾这样精细地描绘四季的流转：“暮春消失为夏，夏尽非秋必至。春分已催夏，夏时已孕育着秋的气息，秋至迅即转寒冷，十月小春天气，草变青，梅也结蕾。树叶的飘零，非旧叶先落而后长新叶，是旧叶忍受不了新叶自下的萌动而凋落。底物推表物，顺序推移而渐次繁茂。”人以自然为友，人生命的悸动同季节的律动息息相通，在把握季节时令变化的微妙之处，体悟到人的命运。在文学作品中是“天人合一”，而在现实生活里，便是一次次奔向自然的郊游活动。难怪郁达夫曾感叹：“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游，也是我们中国人所不及的地方。”秋日赏枫叶时的胜景与赏樱的景状无二，而“岁时伏腊，即景言游，凡潮汐干时，蕨薇生日，草菌簇起，以及萤火虫出现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谑浪笑傲，脱去形骸。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虽系中国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盛大无伦”。
闲逛东京：神保町淘书之趣
从第一间起，依家挨户地搜索下去，到了铺子穷尽的地方，也是电灯射出黄光的时候了。我腋下夹着一大包的猎获品，又疲乏又兴奋，那种滋味是不容易形容的。
——钟敬文《谈读书》
从地铁神保町一出站，以神保町十字路口为中心，北从JR水道桥站到御茶水站、东到JR神田站的范围内，鳞次栉比地排列着180多家书店。这里售卖新书，更以旧书出名，每间书店的招牌都透着历史感。老店店面狭小，便把书一摞摞地排到人行道上。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中国留学生淘书的乐园。时过境迁，在这个已转为电子阅读的时代，仍能在神保町的大街上发现黑白老照片中的情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神保町的书店在当年有着令留学生们流连忘返的魅力。后来成为著名民俗学家的钟敬文30年代在日本，一有机会便去神保町。“每当星期日，我比平常起得更早，搭上电车直到神保町那书铺街的口子。在那里，你可托付他们代找寻所需要的书，你东翻西弄，结果空着手出去，也不至于挨受白眼。”周作人在回忆东京生活时，也感叹在神保町买书的方便。“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以至于他回到北平，觉得买书的乐趣少了一半，因为觉得北平当时只有琉璃厂的古书还值得买，外国书和刚出版的新书选择不多。而无论今昔，国人光顾神保町必去光临的是拥有三层楼的内山书店。这个名字与鲁迅的渊源颇深，在上海，内山书店是上世纪30年代在华销售日文图书的基地。神保町这间，正是由内山完造的胞弟在1935年创建，专门经营中文书籍，并向在上海的兄弟书店发送日文书籍，是彼时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对当时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在神保町闲逛之时，也在从各自的视角观察着街上往来的人群。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当时赴日的留学生在东京的最多，又尤以神田最甚，每晚往神保町望去，只见街上行走的大半是留学生且都头上顶有“富士山”，弃医从文的鲁迅极其厌恶这些追求升官发财的怪人，总咒骂他们“眼睛石硬”。而丰子恺却在《东京某晚的事》中反思更宽广的人性。在一个凉爽的夏夜，丰子恺和“下宿”的几位同学在神保町散步，遇见一位佝偻的日本老太婆，搬着很重的东西向他们求援，学子们不愿扰了雅兴，纷纷躲避，避开后却失去了原先的从容和安闲。丰子恺对这件事思虑良久，认为老太婆的错误在于将陌路视作家庭，但能有个“天下一家”的世界终归是好的。战争的摧残和个人的悲惨际遇，却令萧红在1936年的夏天走上神保町时备感孤独，满街的木屐声令她不安。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写道：“去的是神保町，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沿路走回来了。觉得很生疏，街路和风景都不同，但有黑色的河，那和徐家汇一样。上面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是穿着破皮衣裳，并且那黑水的气味也一样。”
神保町最为国人所知的佳话，是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的相遇。1921年，丰子恺举债留学日本，立志成为西洋画家，然而学习西洋画高昂的费用和日本美术界的繁盛令他望而却步。油画画工繁复、完成度高，天生诗人气质的丰子恺面对画布渐渐心灰意懒。失落、踌躇之时，他在神保町的旧书摊无意间翻到了《梦二画集·春之卷》。十多年后，他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激动心情：“随手拿起来，从尾至首倒翻过去，看见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速写，书页的边上没有切齐，翻到题目《classmate》的一页上自然地停止了。”那是一幅描绘在巨大贫富差距下，曾是同级生的一位贵妇和一位贫贱的人妻偶然相遇的漫画。“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因为这页上寥寥数笔的画，使我痛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怪相与人世的悲哀……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在丰子恺反复念叨的“寥寥数笔”中，他知道他找到了符合他的画风，“乘兴落笔，俄顷成章”。6个月求学归来，丰子恺凭借将这种东西结合的绘画风格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的漫画之父。竹久梦二也借此为一些国人所知。
然而，大部分国人所不知道的是，画风写意、内容严肃只是竹久梦二早期的风格，梦二当时最为日本人青睐的却是他的“梦二式美人”。竹久梦二美术馆的馆员中川春香告诉我，这些美人以梦二的恋人为原型，拥有一双大眼睛，眼睛上有睫毛，脸圆圆的，溜肩膀的身体，少许有弯曲的站立姿势，或拿伞，或持扇，与浮世绘中凤眼细眉的女性颇为不同。而这正符合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人们在西方审美的影响下，对美女的想象是拥有一双惆怅的大眼睛，充满伤感怀旧情调的美人图，既具有新奇的画风，又迎合了身处近代化浪潮中百姓的心态，在社会上风靡。在明治维新的浪潮过后，“梦二式美人”作为一时的时尚迅速沉寂了。直到日本“二战”后重建，在又一轮西化的浪潮里，梦二的美人图随着伤感的情绪又一次流行。时至今日，日本人对“梦二式美人”的喜爱源于人物本身的俊美可爱，而梦二设计的图案成为当下日本的流行元素。
在一家叫作矢口书店的地方我看到了竹久梦二《春之卷》的旧画册。正像丰子恺淘到的《春之卷》虽然是过时之作但却能给人以灵感启迪，神保町因有价值的古旧书籍丰富知名，被冠以“古书的麦加”之名。这大概和日本人看书但不藏书的观念有关——由于房间空间窄小，许多人看完书就将它们处理掉，这便成为旧书的来源。店主们根据各自的兴趣，搜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交叉有互补，综合起来神保町便囊括了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书籍和史料文献。而从初版的古籍到绝版的漫画，更是应有尽有，令书虫们心向往之。对二手书迷而言，视觉上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整墙古书全集套书上密密麻麻贴满的黄色标签。这种方式始于田村书店，标签上写的书价，原来用旧书界通用的密码符号，老板发现有些书客竟能看懂，便索性大方写明，而因黄色最易褪色，老板们通过褪色程度便可辨别书籍摆放了多久。然而，作为可与伦敦的查令十字街、巴黎的塞纳河畔相媲美的书店街，神保町不只是汗牛充栋，摆放在古书周围的，还有许多的趣味收藏。与美术息息相关的版画自不必说，各类画册、海报、黑胶唱片，乃至化石、矿物、万花筒，足可以满足一个收藏癖的大部分需求，而夹杂在古书店之间的电影院和拥有半百历史的咖啡店，更是能让吸满古旧书味的双肺，不时地换些清新的空气。
穿梭在神保町的小巷里，埋首旧书堆间，书虫们乐此不疲的趣味，既有“众里寻它千百度”，终获至宝的喜悦，也有同店主斗智斗勇的乐趣。在低价书堆里寻宝，从店门前的瓦楞纸箱里找到心仪的文库本，免费拿走，定有占尽天下便宜的窃喜。而识货的店主必对顾客有着高傲的眼光，甚至池谷伊佐夫在《神保町书虫》的书中，特有专门“应付”傲慢店主的“指南”。着装切不可过于庄重或随意，需打扮成学者或是收藏家的模样，若有太宰治的气度定是无往不利。更要形神兼备，万不能目光涣散、漫无目的地闲逛，要“一边看书，一边不时对照列了书单的随身手册，并且装出一副没有这本的惋惜表情”。然而，归根结底，能让书客们欣然承受店主的些许傲慢的，是在品目丰富基础上，图书的物美价廉。神保町的古书店不受不成文的公定价格约束，拥有定价的最后裁量权，各家书店因而能够开出更低的价格吸引书客。而旧书店的店主不仅是卖家，也是买家，在买进顾客的书时，凭良心购书，从不杀价，对任何询问有关二手书的问题一定亲切答复，为书客提供便利。贴心的服务与专业书籍的藏书量，使学者、读书客和二手书迷对神保町的青睐从未消退。
从本质上说，神保町能一直保持兴盛，来自日本人对阅读的热爱。上世纪初，日本人在读书时的进取精神便令当时的留学生深感震惊。30年代，一位留日学生戴泽锟曾记述东京的图书馆的情形：“日本的图书馆，仅就东京市而言，已不下千余所。随处都可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可是，东京市的图书馆虽然多到如此，然在事实上，还感到供不应求哩！每天早上8点钟后，每一座图书馆里所设的百余个位子，全都坐满了。如果来迟的人，都得在门外静候着，一直等到里面出来一个，才能顺序补进一个去。在每座图书馆的门首，至少都有五六十人是来迟的……不管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出版的名著，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文学的——只要在本国出版一两个月，日本的出版界，马上就印出译本来。跟着图书馆里也就购置了。”而图书馆中的人，“静悄悄的或是整理课堂的笔记，或是看自己带来的先生的专门著作或由图书馆借下来的书籍，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双眼晴注视在书籍上面，没有倦容”。
如今不用去图书馆，在公交设施上，最能感到日本人良好的阅读传统。即使在早晚高峰拥挤的车厢里，能有一点空间的乘客仍然会拿出书来阅读，这和玩弄手机的乘客相比，差不多各有一半。他们手里拿的书，多是一种叫作“文库本”的图书，它比正常书要小要轻，便于携带，价格也只有正常书的三分之一。“文库本”的图书里不乏一些艰涩的学术著作。在书店里还能看见布做的封套来卖，在公交设施上的人，经常会把书用封套包好，既为了保护图书，也是能够不让别人知道书籍内容，很好地保护隐私。当地朋友就说，日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书店特别多，除了神保町这样的书店一条街之外，走在路上，经常能够发现门脸很小的书店。这样的书店被称作“文化的街灯”，书店老板不是为了发财，只要能维持生活即可。
东京泡汤：仍然延续的小众之乐
虽风霜雨雪之夜，只有汤屋中永远挤满了客人。汤屋之在日本，绝不如在罗马和我国，为品茶清谈甚至于交际谈判以及和讼之处，而是为了洗浴的地方。那里并不设备茶，卧榻，而只放着一个最高的标尺和一架测量体重的磅秤。
——尤炳圻《风吕》
相比起在大街上常常能遇见的书店，东京的钱汤就不太好找了。现在来到日本旅行的人大多只知温泉而不知道钱汤，钱汤实际就是公共澡堂。相传在日本天正年间，定下规矩，“风吕资，永乐一钱”。风吕是汤屋的别称，永乐钱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货币，因通商流入日本，“钱汤”也就因此得名，意思是花不多钱就能洗澡。今天在日本，米、面和油等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资限价已经取消，唯有钱汤规定价格上限，比如东京地区就是不能超过460日元，如同“钱汤”之“钱”意义的延伸。
一个世纪前，钱汤是中国留学生笔下常常谈到的新鲜事物。这首先是和中国人对日本“清洁”的第一印象描述相关。周作人概括日本的习俗，列出“清洁”、“有礼”、“洒脱”的特点，其中“清洁”排在最首。日本文学翻译家尤炳圻在留日期间写下介绍日本人沐浴的《风吕》一篇，便引用明治时代的国学家芳贺矢一在1907年写下的《国民性十论》片段来说明：“像日本人这样盛行全身浴的国民，怕不复更有。东京市的浴堂，达百八家以上，此外中流以上的人家各自有浴室设备，平均百三十万的住民之中，三分之一是每天洗澡的。”在当时的中国，与其说一些地方因为水资源的匮乏达不到经常沐浴的条件，不如说风俗中并未形成这样的习惯。尤炳圻就继续在文章中写道：“吾乡虽为水乡，也自古有多洗一次浴和多说一句话一样，要多伤一分元气的传说。”于是当时在留学生中广为传发的《留学生鉴》中就专门有一章来谈“入浴”，有“浴场之温度”和“禁入浴之时候”的详细指南。
另一对钱汤的关注，来自对日本人身体观念的好奇。江户时代还有男女混浴的习俗，但之后就被禁令限制，只在少数温泉旅馆还有这种情况。尽管如此，男女只在一个由隔板隔开的大房间里同时沐浴，相互的声音都能听到，还是让国人感到不适应，却又感叹日本人崇尚自然的天性。女作家庐隐就写她第一次去钱汤慌慌张张地洗澡，连遮带掩地跳进浴池，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她看着“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那么自然，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站立，忽而坐下，各种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真值得歌颂”。周作人也在《谈混堂》中表达了“日本人对于裸体观念颇为健全”的观点。
根据东京都公众浴场业生活卫生同业组合（即“行业协会”）在2009年发布的数字：东京都内还有857家钱汤。倒退40多年，也就是1968年，东京都内有2687家钱汤。40年弹指一挥间，钱汤减少了三分之二。钱汤减少自然和家庭里普遍安装淋浴和泡澡设施有关，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淋浴与浴缸一体的西式卫浴设施只在单身公寓里，在一般日本家庭里，淋浴是和浴缸分开两部分的，人们冲洗干净后再进入浴缸。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如果去日本人家做客过夜，主人一定会邀请你来泡澡的。同样一缸水先请客人来泡，接着才是其他的家庭成员。而如果第二天还继续住，主人就不和你客气了，是不是让客人第一个享受浴缸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那么还剩下的800多家钱汤都是什么人在光顾呢？我在东京拜访了一位叫作今井健太郎的建筑师，他的事务所专门来做钱汤的设计，他本人更是一位泡汤达人，整天把对于不同钱汤的体验放在网上。从一位建筑师的角度，他更看重钱汤在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在日本，公共浴池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的，最早的浴池就是古代寺庙内的大汤屋。这种汤池不仅供僧侣斋戒，也是一种施善和救济设施，收留难民后要进行“施浴”，让他们清除身上的污垢。“施浴”是日本宗教追求纯洁的观念和伦理结合的一种形式，或许能够解释日本人为何酷爱洁净和喜欢洗澡的原因。而这种洗浴传统对应到建筑风格上，就是最正统的钱汤看上去都好像寺庙一般，有着三重屋顶。钱汤里面的装饰也有意思，一般的最大一幅装饰画都是积雪的富士山——这是日本人喜闻乐见的装饰画题材，也能让热汤中的人能够想象一下山顶积雪的清凉。随着西方影响的进入，装饰画还有了庄园古堡这样的绘画内容，或者用马赛克的形式进行镶嵌。
今井觉得钱汤文化不会消失。“价格便宜并且健康，我一周会去三次左右。要知道日本人家里空间小，泡澡都没有在钱汤舒服啊！”今井所作的钱汤设计会有一些不同于老式钱汤的改变，“我们根据钱汤所在的位置来定位钱汤的风格，比如位于涩谷这样时尚区域的，我们富士山的装饰画就会用那种浪漫卷曲的线条，整体内部的装修也很现代；在浅草寺附近我们也设计过一家，因为要体现原来江户下町的风格，我们都在墙壁上装饰有浮世绘，富士山也是浮世绘版画的画法；还比如在千驮木的一家钱汤，因为附近有莲光寺、瑞泰寺、清林寺这样的地方，内部就会营造出一种清幽宁静的禅院色彩。”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差异在装修风格和建筑材料，但它们都是简简单单只能淋浴和泡澡的钱汤，不是什么美容院和健身房。今井推荐我去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叫作“帝国汤”的地方，去体验“属于钱汤最本质纯粹的东西”。
到了这家“帝国汤”我便明白今井所说的传统钱汤的样子：有如寺庙一般的外观，采用木板来做钥匙的柜子，更重要的是从写着“女”字的入口进去后，发现管理澡堂的老大爷坐在一个木制高台之上，他同时能看见男女浴池的情况，男女之间也只隔着一道矮墙。于是我便如同女作家庐隐当年一样，匆匆忙忙淋了浴，拿着一块半大不小的毛巾连遮带掩地跳进池子，只露出个脑袋，这才能心平气和地观察周遭：钱汤的淋浴部分都是坐在椅子上进行的，喷头离地面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有两位大婶年纪的人在那里一边淋浴一边坐着交谈，另外一位年轻一点的女子也赤着身体在那里往身上打着香皂。男浴池那边传来了咳嗽声和说笑声。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是古老的，无论是挂钟、体重磅秤、烫发机，还是装在玻璃瓶子里供人补充能量的牛奶，我相信都没有任何改变。后来我通过翻译和老板娘聊天，问她有没有想过增加一些能够保护隐私的隔扇，或者提供食物、按摩、健身设备这样的配套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她倒是一脸惊诧：“就现在的状态，每天都有人来的。挺好的啊！”
这便是我感受到的东京了。它具有时尚前卫的国际大都市面貌，但对于传统，总是有人保存和遵守。于是经常突然就进入一扇窄门，轻易回到了从前的时光。
（感谢宋春颖、沈建国、孙玥辰、王澍、陈童君、王俊钧、祝丽君、夏瑛、宋婧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赵雯君、李美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 丘濂 实习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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