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9-26 14: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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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去满园芬芳,只留一枝独秀。

作为主宰色的白和淡雅

日本人爱雪。富士山常年白雪皑皑,最早以之为主题吟诵的是万叶歌人山部赤人,“雪飘山巅上,一片如银白”。川端康成曾写道:“在雪中,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整个村子静荡荡地沉没在深渊之中。”结尾又有雪中大火。雪的洁净意象是直观的,是日本艺术创作中非常受偏爱的素材。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开场就是茫茫雪野,之后也始终有雪和雪的白贯穿,不时蔓上镜头的白色,与纯真的青春情思融为一体。

日本人爱雪,因为他们素来喜好白色。

日语中有“面白”(おもしろい)一词,现在是“新奇有趣”的意思,最早却意味着美的生命力,指“生辉的状态”。日本的古代神话中,天神往往以白鹿、白鸟这样的白色动物出现。中国许多朝代的龙袍多为明黄色,而日本平安朝的天子着白色。其实雪和月都是白色的,而花当中,也尤以白色的最受日本人喜欢。《源氏物语》描述的美人,都化着白粉妆,事实上,从平安朝开始,女子就开始流行浓施白粉。

淡雅的白色,无疑是日本的主色调,日本电影里,常有的元素也是在白的基础上调和出的淡雅。庭院里的梅子树,贴窗花的拉门,瞧得见室外的暖炉桌,梅雨时节走过的阶梯,樱花交织的山道,火车经过的小镇。这几乎是电影创作者共有的美学理念。

平淡风格的电影里,总有落后于时代的电灯吊在头顶,裸露的电线就在身后平铺直叙,谷崎润一郎就认为这种风景与民间茅屋调和起来,“实在感到风流得很”。朴素才得风雅的真髓。是枝裕和导演的《海街日记》里,四个女儿住的那所房子“大而旧”,固定镜头往往在拉门前一摆,日常的对话就拉开帷幕了。《情书》里也如是。

日本的糖不甜,烟不烈,清酒也不过20度,料理传统讲究清淡,和服色彩雅素,衣食住行总透着淡淡的味道。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情感表达也总是平淡克制。《情书》的观影过程好像一直在轻轻抚摸柔和的东西,情节也好,表演也好,一切都很淡。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讲述的是一对老夫妻为了与儿女们相见,从海边城市来到东京的故事。它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情感的段落。其中一幕描写的是上了年纪的妻子,在二儿子的遗孀的单身公寓里过了一夜,她盖着二儿子生前用过的被子,说道:“真想不到啊,能够盖着昌二的被子睡上一觉。”而这大概算得本片中最煽情的一幕。

小津的电影无一例外地给人这种“淡淡”的感觉,他曾说:“我在摄影方面颇费苦心,但在表演方面则要求演员不要夸张,将人的情感压抑到最低。”这种压抑情感的表演方法,或许正好用来表达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朴素感情,重复的日常琐事与细微变化,《东京物语》受到了广泛的共鸣,人们看完这部表达克制的电影,却痛哭流涕。

现代语境里的白,反映在家居生活中,就是对白色物品的偏爱。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无印良品的设计。它的设计哲学中,白的运用就处在极为显要的位置。白色的易污性是它的缺点,却勾起人们的同情,如设计师原研哉所说的“逃避颜色”,反而使触觉有了苏醒的空间。而与白紧密相连的“空”正是日本禅学的概念,用空的容器来引人注意。原研哉曾多次提到长次郎的乐茶碗,说它这个无光泽的浓缩体寂静无声,“宛如吞噬了一切诠释和能量”。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也被尊崇“虚空”的日本人解释出另一层含义——赤裸裸的国王披着“空”,因为空无一物,所以自信满满地准备好接受一切评价。

素简之美

所谓“素”,即添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趋于极致的一种美。

“素简”是日本文化当中最核心的美意识,不过,它和从西方流行至全世界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还是有微妙的区别,后者或多或少都与反消费主义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相关,日本人所说的素,却讲究“削减到本质,但不要剥离它的韵,保持干净纯洁,但不要剥夺生命力”,而且,素简美的意识也比极简主义出现得早得多。

物回归到了物本身,这是“素”这个审美意识的本质。

路易十四时期,以繁复著称的巴洛克风格趋于鼎盛,哪怕是现在走在凡尔赛宫镜厅的红毯上,也会胆战心惊脚底不稳,当年给谒见者的威慑力恐怕更厉害十倍。《权力的游戏》中那张铁王座由战败敌人的数千只剑打造,它反复出现,惹人垂涎。这都是繁复代表权力的典型例子。近代社会的等级不再如此森严,而是信仰“人生而平等”。这意味着物作为权力符号的价值逐渐消弭,椅子不再有“宝座”之意,而只需要单纯地满足“坐”这个基本需求,复杂象征权力的时代无论怎样,都走到了尽头。顺应这一潮流,人们开始率真地重新衡量设计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朴素生活的探索也逐渐成为设计者和使用者都在追求的理念。

但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去繁就简运动,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审美意识——“素简”的产生,却要早上将近100年,彼时还仍然是繁复称霸全球的时代,素的审美谱系自然是罕见的。原研哉在《欲望的教育》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说年长的京都人,提起“早前的战争”时,通常是指“应仁之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并未涉及至此。

开启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应仁之乱,发生在15世纪的室町幕府时代,尤比千利休活跃的桃山时代要早100年。文献中记载,时任第八代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政,荒于治国,“不爱江山爱艺术”。权力旁落,引发了这一场权力争夺之战。京都也因此大半化为焦土,著名的相国寺等古建筑都惨遭破坏,贵族宅邸也被洗劫一空,那些代表贵族与权力的物品当然也随之毁坏,城市不免空了大半。战争结束后,足利义政让位于子,但仍旧对艺术痴迷,于是他在东山修建了隐居所“东山御殿”。

现在叫作“慈照寺”的这处居所,与战前的风景大异其趣,它呈现出来的,是足利义政对朴素简洁的美的理解,大概是战争带给他的思考,与先前审美观出现极为对立的变化,历史学者称他“仿佛抓住了某种全新的感知力”。

足利义政的书斋位于东求堂,叫作“同仁斋”,是一处仅有四叠半大小的居室,仅以拉门隔离户外,书桌就置于拉门前,抬头就可将庭院景致收入眼底。绚丽和华美也曾在日本兴盛一时,例如受中国唐朝风尚的影响就颇为深刻。不过从足利义政晚期开始,日本就孕育出这样一种对抗华丽的素雅美的意识,及至桃山时代,这种审美意识日趋成熟,随着插花和茶道大师们的影响,日本人对“素”的敏感几由天生,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实施这样的美学观念。

日本普通住宅,由拉门、日式屏风和榻榻米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踏入之前需要脱下鞋子,客厅整洁有序,通常会有壁龛,上方悬挂画轴,也会插着当季的花。而千利休以后草庵风格茶室,其极端状态就是狭小的“一叠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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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和自然之美

素与简的具体表现,就是日本人偏好物的本色之美,并且常对自然抱有亲切感。加藤周一在《日本艺术的心与形》中总结日本美的特征,其中就有“尊重自然”,偏爱本色的美意识,从源流上讲,就是日本人对自然怀有的亲切之情。

日本是一个南北向的狭长国家,寒暖同时,木材的种类对面积这么小的国家而言,算得丰富,而日本人对木材的嗜好也从至今享受手工艺的传统上可以见得。桐、杉、松、樱属于相对柔软的木材,而坚硬的则有榉、栗、橡,黄色的桑,青色的黑柿,有斑点的枫,直木纹的柏,许多日本人能对手里的木头说出个一二三来。

日本人与植物亲缘深厚,他们常以树和花为家徽,酒常冠以植物的名字,一个“花形演员”则意味着这位演员已成名。所以古典作品中,格外青睐于描绘自然。《万叶集》自不必说,《枕草子》也因为清少纳言朴素地记录她眼中的自然而受到日本人喜欢。

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向世界传达了日本对自然的感情。他提到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曾把日本美术的特色,用“雪月花时最怀友”表达出来,“雪月花”代表着四季之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万物和宇宙的一切的,也代表着日本传统美的意象。

茶道当中,茶室建筑作为其艺术要素,也追求“外甬道有郊野之趣,内甬道有山麓之趣”。外虽由拉门与自然阻隔,但它是相当狭小的四叠半空间,直接坐落在自然之中,千利休对茶室的特别留意之处是,以雪月这色涂抹墙壁,以岸阴山之弱光设计窗户,更是直接将自然引入茶室了。

插花大师川濑敏郎,自幼师从最古老的“池坊”花道,擅用古老、质朴、布满历史痕迹的器皿当作花器,而且花束本身,也依据时节,去往山野里找寻最当令的花叶。他的插花习惯是先定器皿,断竹、朽木、被人视为破烂的铁板、水管等,几乎任何物品都可被他用来插花,再选相照应的花材和花器,谁主谁次已经很难分辨,两者都呈现出的自然和本色状态却是一脉相承的。他著名的《一日一花》始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废墟的早春也草木萌生,荒野和生命的对比给了川濑以灵感,他开始每日一幅作品,并在网上连载,一共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特别受到日本人的喜爱。

西方花艺有它的华丽与娇艳之美,对比之下,日本的花道但求野趣自然简朴,呈现生命最本色的美。后者提倡的“待花如待人”,用待人的爱惜之心对待花,这种待人之心,也是日本花道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插花的缘由,它往往又和人的道德品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常被推荐为女性的必修科目。

日式家居当中,木头保持原色,器皿雕刻后扔维持本来的形貌,它们经由人手踏实而仔细地制造出来,其中材料的本色之美就保留得十分完整。日本民艺的特点在于,它并非观赏性的工艺品,而是日常生活所需用具,其作者也是无名的工匠。日本民艺运动发起人柳宗悦在他的《民艺四十年》中,将民艺提炼为“普通民人日常所需的器具,也可称为民器”,因而本色之美,委实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当使用这些不论是陶器还是漆器的器皿时,会由衷地令人对它们所处的环境产生相应的要求,会希望那只漆木碗或陶瓷小钵,是置于一张收拾齐整的桌子之上,而桌子,则要处在简明的厅堂之下,这时候再放眼四周,就更容易欣赏到墙上的漆画、榻榻米的纹路,以及拉门之外满院的风光。从这个角度,日式器皿的本色与素简,其本质并不在于如何显示器皿自身的魅力,而是由此及彼,复原一种能够感知它们魅力的生活。

本色之美里面,还有对现代主义的抵抗之情。在中国颇有作品的建筑大师隈研吾,有一句著名的话叫“让建筑消失”。无论是竹制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竹屋,还是瓦制的杭州美院民艺博物馆,都崇尚将建筑化解在自然中,并且主张就地取材,让建筑设计不去关注体块造型,而重拾材料和人感官的联系。他在《负建筑》中写道:“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住得更舒服,而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

《阴翳礼赞》中,谷崎润一郎喋喋不休地讲述过往器具的恩慧,并设想:“假设我们有独立的物理学、化学,我们也就能独立完成以此为基础的另一种发展,日常使用的各种机器、药品和工艺品等,就会更加适合我们的国民性。”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自珍态度,也是追崇本色的美学传统。

本色之上,旧物更佳。日本茶道追求“寂”(さび)色,屋顶是茅草的黄灰,墙壁是泥巴的黄灰,房梁是木的原色,但这个字还是很难用词语准确地描绘出来,日本美学大师大西克礼就“寂”写了一整本《风雅论——“寂”的研究》,来论述何为寂。若寻找一些与之接近的词,则有“古色,水墨色,烟熏色、复古色”,总之是一些陈旧的颜色,感觉上,寂色的器物大概还有“磨损、朴素”的特点。

寂和日式幽默

世人常把“寂”和“佗”放在一起,后面一词是茶道专用。佗道的茶师,又崇尚淡泊朴素。茶道之宗千利休的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常用作诠释何为“佗寂”。牵牛花开了满园,千利休剪下一枝,然后叫徒弟把园子里的牵牛花都剪了,“舍去满园芬芳,只留一枝独秀”。日本茶道论佗的风姿,常认为一箪食、一瓢饮,自然而然就是“佗”了。茶道界另流传一个叫善次的人,更夸张,他一天到晚以饮茶为乐,到头来身无长物,只剩下一只生了锈的小铁锅。可谓素简至极。

“俳谐”(はいかい)一词源自汉语词,说的是谐谑取笑的言辞,通常是指俳谐连歌这样的文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尾芭蕉。

被称为“蕉门第一俳论家”的各务支考曾说“所谓俳谐,风骨在于寂与可笑”,这里面所包含的幽默感,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区别很大,后者喜欢变相讽刺,追求转一两个弯达到的智慧效果,可是日本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滑稽方式,尤其是“一本正经地装疯卖傻”。这种一本正经地玩世不恭的本事,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就有电视节目《世界奇妙物语》的经久不衰,以及《日和》漫画在中国的传播范围。

虽然日本人总给人以“不苟言笑”的印象,这是他们为人谨慎克制的一部分,但是日本人并不乏幽默感,虽然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日式”后面很难得加上“幽默”二字,他们的“滑稽美学”却是美学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将俳句推向顶峰的芭蕉翁和他的门人而言,“风雅”几乎就是“俳谐”的同义词。

大西克礼在《风雅论》中摘录了《荫凉轩日录》里的一则逸事。说的是细川氏的家臣中有一个叫作麻的男人,他被没收了领地,但奇怪的是,这人并没有因此而苦恼,而是甘守清贫,终日就以吃一种叫“思给纳”的食物为生。亲戚朋友们就笑话麻,他也不以为耻,作了首俳歌,这样唱:我仍“佗”之家,全靠“思给纳”,春夏秋冬不怕啥。结果主人听闻后,竟然很感动,又把领地还给了他。

所谓“思给纳”,是一种野草的名字,也有“过日子”的意思,甚至,还沾着“风雅”的边儿。这则故事中的反讽意味在于,明明日子过得很消极,却在消极中寻找积极,毕竟听上去“风雅”了嘛,否则,主人为何会感动呢。

芭蕉本人几乎一生都在游历中度过,主题鲜有豪壮,多写“秋风啊,掠过莽丛、旱田、不破关”这样的俳句,优哉游哉,很有一股子落魄侠士的味道。

大西克礼说审美意义上的幽默,“包含着对人生与世界的一切事物的局限、缺陷、矛盾和丑恶的一种消极的谛观”。而寂的语义当中,拥有诸多消极因素,比如“孤寂、粗野、残缺”,麻的故事听上去喜剧意味十足,甚至让人觉得可笑。这么一个凡事不理、粗野不堪的人,竟也冠上了“洒脱自在”这样的好名声,想起来也大大地不合理。这不由让人想到北野武在《菊次郎的夏天》中塑造的中年男人形象。菊次郎整日无所事事,行为处事也一派流氓习气,但是被派去带领小男孩走上寻找母亲之途,他也不以为意,把盘缠赌了干净就上路,一路上坑蒙拐骗,不是砸人家的车玻璃,就是在庙会上占人小便宜。可是这样一个人,又居然成了另几个游手好闲者的领袖,大家对他言听计从,任他摆布,想起来同样大大地不合理。可是他帮助小男孩完成心愿的意图,惹人心疼而令人无法拒绝,终于又十分合理了。总之也是一个十分好笑的人物。

菊次郎与小男孩为了搭便车,在一个简陋破败的公交车站等了两天两夜,很是符合寂所含的“寂寥”之意,不过菊次郎是不甘寂寞的,干了好些偷人食物、扎破汽车轮胎这样的坏事。松尾芭蕉作过一首《过冬》,就叫“倚靠在这房柱上,度过了一冬天啊”,被认为是“真人气象,实乃乾坤之寂声”,听着总有微妙的可笑。支考曾说“心知世情之变,耳听笑玩之言,可谓俳谐自在人也”,两者之间的气韵,不免给人以相通的意味。

(《日本艺术的心与行》,加藤周一著,许秋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日本风雅》,大西克礼著,王向远译,吉林出版集团;《民艺四十年》,柳宗悦著,石建中、张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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