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年，我的女儿即将上小学。有时候，我会因此展开一段遐想。学校只是人类历史中特定时期的产物，它与我们工业社会的到来紧密相连，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时，我们开始询问：是谁规定了我们一堂课的时长？是谁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学科课程？是哪些人确立了班级这样一种学习的集体？有没有更好的教育，能够匹配学校外部世界的飞速发展？
回顾教育发展的历史，有时候我难免设想：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字尚未出现，那我们做父母的必须通过亲自示范来教授子女生存技能。不管是对狮子还是对早期人类来说，教育都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因为学会并掌握技能的后代才能不断繁衍生息，壮大族群。这就好比热带草原上，那些精力不集中，或是没有学会技能的动物幼崽，无法存活太久。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人类有了语言之后的时期，人们分享信息的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多元和复杂化，很多领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超出父母的能力范围。于是，不同形式的学徒制教育应运而生。学徒制教育的出现首次将教育的部分责任从父母身上转移了，这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和外界的教育机构，各自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学徒制的基础是主动学习，学徒观察并模仿师傅的技巧和策略。就这点来说，学徒制教育合理地延续了原始的学习方法，即子女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来学习。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学是那些传统意义上不需要工作的人的专属地，这些人包括未来的神职人员、富家子弟，还有那些将毕生献给了艺术和文学的人，他们通常能受到富裕家庭的赞助。而这些人的早期教育往往是在家中完成。
如果我们一家人生活在18世纪的普鲁士，小孩子就开始需要送往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了。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主张人人平等，在当时具有十足的创新意义。这种要求人人参与的免费教育，就是我们今天义务教育的发端。这样的教育体系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中产阶级。
当然，事实上是，我们一家生活在21世纪的北京。而200多年前由普鲁士人开创的学校教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学校学习早已成为我们的传统，但是对于外部飞速发展的世界而言，它却看上去缺乏回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很多问题充满疑问：学校是一个封闭场所，还是一个开放空间？老师们是否仍旧满脑子集体意识，不在乎孩子们蓬勃喷发的个性？什么样的课堂才是精彩的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以老师为中心，抑或两者都不是？什么样的学生，才是老师眼里的优秀学生？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将教育作用发挥到最佳的好老师呢？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所以从地理和建筑形态上看，它们几乎都是闭合场所。这种闭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学校有它强大的意志和统一性，当我们的外部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个体化时，学校看上去似乎岿然不动。
对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说，学校和教师都越来越不敢或不愿试错。与其他产业相比，教育显得落后，它缺乏企业式的及时纠错与反馈机制，人们即使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也缺乏科学的严谨方法去测评改革的结果。学校不像那些游戏公司，一款新的游戏上市，马上获得上百万人的反馈，立即进行修补和调整。当可汗将他的免费线上教育发展壮大时，这套系统看上去足够灵活和个人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学习，根据自己的水平决定进度，学生获得了学习中的主体意识，开始真正享受学习。
那么，我们传统的依附于学校的教育，就变成了一个十足落后与正在萎靡的方式吗？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借助技术和设备自主学习时，是不是教育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学校以及教师这个职业，今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我带着这些疑惑，走进了北京的小学时，我试图观察它们的运作形态，以及在这里发生的变化。学校为社会培养将来的人才，它们不仅不应该落后，甚至需要具有超越当前的意识。尤其是小学教育，它是一个人进入强制性社会规范的起点，也是一个人心智成长的重要时期和场所。
我走进小学校园，获得了一次不同于普通公众的“内部人视角”。让我惊讶的是，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们很少谈论学生们的成绩，她们谈得最多的是学生们的运动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自我生活管理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在这些教育者看来，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孩子们的多种能力是紧紧咬合在一起的。情绪控制能力差的孩子，往往与人交往出现问题，很难获得自信和融入感，最后体现出的学习效果也不好；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没有头绪，这种思维上的混乱很容易带入学习中；协调能力不好的学生，参与运动少，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几位老师描述起她们眼中优秀的孩子：谦卑，追求公平，有规则意识，不逃避责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简称“实验二小”）的校长芦咏莉说，优秀的孩子往往维持着很高的自尊水平，而他们为了满足自尊，就会约束自己去实现目标，同时学会拒绝其他诱惑。很多家长追求孩子的成功，但却在用今天的标准看待成功。今后社会的物质财富不再稀缺，人们的选择变多，成功的人往往不再是“全才”，而是“有着很强支持系统的专才”。所以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充分了解自己，在适合自己的某个领域领先，同时这个孩子需要具备很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支持系统，去联合其他领域的强者，在强强联合中获得发展。“而幸福的人比成功的人还要多一个品质：随和。只有随和的人才能真正放松，这是获得幸福的要素。”
在这样对未来人才的描述中，再反观我们小学中的基础教育，芦咏莉认为，学校在帮助孩子建立非常核心的品质。比如学生们第一要做到不伤害自己，第二要不伤害（打扰）别人，第三是不破坏环境。当一个人与自我、他人和环境都和谐了，才能获得人生发展的长久动力。现在家庭教育往往过于追求给孩子自由，实际上有规范才能给孩子带来最大的安全与自由。
教师在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教师是每个人成长中必须面对的“权威”，在今天一个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化的社会里，我们该怎样与权威相处呢？芦咏莉说，教师是温和的权威，对孩子们来说，亲其师才会信其道。在鼓励孩子探索知识时，教师需要适度地退让；但是在学生的行为上，必须要求学生遵守一定规范。“真正的爱不是迁就，是给予孩子们成长的力量。但同时要给得温暖，让孩子总是看到希望。”
这种理念落实到课堂教育上，是老师对学习和对学生成长两方面的关注。教师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程度非常高的工作，他们既要对教学内容负责，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关注人的成长。在课堂上，中国的传统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而欧美国家基本进入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或互动。但是对于更加前沿的教育人士来说，以老师或以学生为中心，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日本学者佐藤学、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都在提倡“学习的共同体”，老师只是课堂的组织和引导者。北京实验二小的周晓超老师将自己的身份定为“学生当中的首席”，在课堂上要懂得“勇敢地退”与“适时地进”的艺术。实验二小的老师们试图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书本、课堂知识与生活经验、过去的知识与将来的知识在种种互动中获得连接。老师就好似在编织一张流动着的网，学生和老师共同构建的课堂就好似在打壁球，在一轮轮的思维推动中，获得生发于集体智慧的个人经验。
在我所看到的北京实验二小的课堂上，一年级的老师从学生入学之始，就培养着孩子们倾听与交流的能力。我听到的一年级下学期的数学课，老师通过五轮翻牌游戏，让学生们通过大量的互相辩驳、补充、提出新的问题、进行质疑，最后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在这个老师精心构建的学习共同体中，6岁多的孩子们互相激发和寻找答案的能力，让人吃惊。这也使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孩子们在群体中获得的认同和自信，在交往中习得约束和自由，他们面对的竞争和合作，恐怕不是任何机器和技术能够取代的。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不少朋友说，北京实验二小是“最牛”的小学了。当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将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时，他们在教育上的领先尝试，对我们有何意义呢？我想至少我们看到了教育领先者的努力方向；获悉努力、坚毅、规则、公平、担当，才是孩子们最核心的品质；我们意识到学习不是一种孤立的能力，它与交往、运动、自我管理等能力紧密相连。这样说来，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当中，类似的核心品质永远重要。尽管未来社会的知识将无限丰富，尽管教育机构总是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样的观念制造焦虑感，我们仍然需要看到教育的本质与核心。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拥有知识而缺乏品格和素养，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教育的成功。而知识，或许是未来社会最不缺乏的“财富”。
当然，我知道如果让家长们来讲述学校教育，可能是另一把辛酸泪。正如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所言，在美国也一样，或者说在很多个国家里，“抨击教师变成了一种时尚”。不过我想，与其让家长和学校（教师）站在抱怨的两端，不如尝试打开这个大门。对社会下一代的教育，本来就很难划清一个明确的界限——到底多少占比是家庭的责任，多少占比是学校的义务。学校有形的围墙确实存在，但是或许我们能慢慢扩展它的边界。我们希望走进学校，为学校和家庭形成一个教育的共同体，而试着推开一扇门。
文 吴琪 摄影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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