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看完一本书，人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经常兜售这句改装的口号：You are what you read，读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从哲学上说，人分分钟都在变得不一样，除了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每一条信息的输入输出，不光因为一本书、一部电影，也发生在用新的姿势爬过同一道岩壁前后，目睹西班牙在欧洲杯上刷新各种纪录前后，看到那道彩虹前后，笑过“板鸭毒鸡汤”的冷笑话前后——总之，每一举一动一念之间；但话说回来，人总是很享受“标志”的戏剧性，而且至今生活在文字崇拜之中，加上大规模像阿根廷老虎足球俱乐部为球迷植入芯片的时代还将来未来，那，就还是继续谈论读书让我们变得不一样吧——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阅读的影响
“影响”是个很难丈量的东西——博尔赫斯在各个访谈中的矛盾常常被当作“游戏性”膜拜，其实用蒙特罗索的话说，根本不记得自己每次被问及时都说了哪些作家甚至多少作家，答案取决于对话时的不确定性、时间是否紧张、受访情形或者采访者施加的压力，说的多半不是真正的答案，而是当时推测对方期待听到的答案。所以很容易理解伊凡·克里玛在“天鹅绒革命”之后接受各国和各种报纸记者采访，最终被那些先入为主的问题激怒而变得反抗起来——人有物质基础，也有反应模式，但要由此预测和总结刺激的影响，只能叫作捕风捉影。
有意思的是，由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大获成功，咱们不少本土作家都乐于表白自己受到影响，除了莫言，陈忠实也回顾自己“应该是较早接触（《百年孤独》）这部大著的读者之一”，称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让他“对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这种文学源流上的坦承，不一定非得定性为攀附，但说帮助降低了（问世或者传世的）说服成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脱去民族主义的表象，《此间的少年》不需做任何“人设”也是旁证。
以我小人之心，总怀疑作家们这些千姿百态的趋避是出于职业上的焦虑，把“影响”放到危及自己作品之存在的高度，在主题、故事套型、诗歌意象等方面习惯性宣称致敬或者独创。其实咱们日常的、相对被动的、不用引发新创作的阅读，倒也犯不着那么较真。
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总有人对纸书充满了浪漫的怀想，以各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方式批判电子书、微信上的阅读“快餐化”“不高级”，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刚开始造纸、印刷的时候，社会上的反应可能是“哼，完全没有竹简的厚重”，或者“这也太低级了，怎么赶得上羊皮卷的精美”；总有人觉得漫画、绘本、动画片都是给小小孩儿看的，到了学龄就得有字的书才开卷有益。事实上，我们名曰进入图像时代，其实并不会读图，不光不会读西方美术，中国自己的那套东西也都大量留白；而动漫产业没有分级制度、没有健康的读者群，怎么扶植都没有原动力。
这些习惯和观念可以有一千零一种/n种/+10086种（现在流行说什么？）分解方式，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背后隐藏的单一的阅读方式——只注重文本内部人物的行动或者说符号的所指，忽视文本外部叙述的过程或者说信息的加码和解码。这话有点绕，一听就像课堂上催眠的big words，可能还得举两个例子醒瞌睡。
科塔萨尔的手表
我不是一个克罗诺皮奥，对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万火归一》基本只剩一团团模糊的印象，也没有专门去看过传记或者评论，但经常举《〈手表上发条指南〉之前言》开导情绪失控的朋友，还好几次买过师兄的译本送人。
回想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好像倒带跳转马德里那个移民混杂的区，大约6平方米的房间，楼下是KFC厨房，地板在夏天多此一举地暖着脚，高窗对着天井里大咧咧的床单裤衩、慷慨放进炸鸡的油云。那会儿本就不多的奖学金已经快要花光，心里还在计划买几本书、一顶帽子、绕西班牙小跑一圈的旅行，手头又在挤牙膏似的译一本话题不熟的书、硬生生准备一篇不够灵光的会议论文，总之，对钱和时间都向往，突然撞到这篇文字的玻璃墙，才看见钱和时间都“好像一只绝望的小手臂缠在你的手腕上”。
反复读了好几遍，感到不少噗噗上蹿的悔悟。父母俭省但对我足够照顾，我小时候很少撒泼耍赖要什么东西，印象中唯一一次请求是一只18块的小熊，蓝脸蓝身子、红黑格裙子，买到之后在步行街的凳子上摆弄好长时间，还一个劲儿地表达欢喜和抱歉。大学之后，经济没有独立，财务算是自由了，加上高年级出去做翻译、研究生实习一年，有了那么点可供支配的收入，开始给自己添置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或者随随便便就把什么列上心愿单。是真的长本事、长见识了，还是被这些东西囚住了？
从科塔萨尔笔端望出去，世界被颠倒了外观和次序，物件不是物件，是主人的主宰；国王不是国王，是万民的仆役；地位不是地位，是责任的牢笼；知识不是知识、是无知的贪欲——一切都不是自身，是它执著的对立。道理本来没什么石破天惊的，类似风月宝鉴但不限于淫邪，一面反人类中心主义的镜子，去照出自我说服、自我美化、自我陶醉那百分之三十；也类似“贪嗔痴”三毒的训诫，但佛教总有点凡俗之人敬而远之的意思，科塔萨尔这篇小文的巧劲儿，就在于手表之平常，能够说到每一个“表哥”、官儿迷、吃货、书呆子，那小手臂又如此具象，把我们的每一种身份、每一个愿望化为越缠越紧的巨蟒——“手表不是送你的礼物，你才是礼物，你被献给了手表的生日。”
从那之后，价值观仿佛得到坚振，倒不是就消极怠惰了，该做的事情照样认真做，只是不再发什么虚妄偏执的梦——越多的占有，不就是越多的让渡和失去吗？普通一个人，普通生活差不多得了——我先生过节过生日实在想不出什么礼物送我的时候说：“你被送给那个故事了。”
蒙特罗索的恐龙
蒙特罗索可能算不上一线作家，但是矮到说自己是“低地国家的代表”，又擅长描一些动物狂欢图，连苍蝇都在他笔下得了部总集，有趣得让人心痒痒。他1956年最终定居墨西哥，把1959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定名为“全集”，里面有个一句话小说：
恐龙
ta醒的时候，恐龙还在那儿。
读到这个微型小说，当时全世界都傻掉了，好像听了很大一个故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尔维诺都跑来点赞，富恩特斯还为他下一本书《黑羊及其他寓言》（1969）的英译本（1971）写道：“想象一下博尔赫斯的异兽跟爱丽丝喝茶。想象一下斯威夫特跟詹姆斯·瑟伯交换笔记。想象一下认真读过马克·吐温的卡拉维拉斯县的青蛙。来见见蒙特罗索吧。”
哇，是不是觉得好受推崇的样子，可是等等，蒙特罗索在书札《母牛》（1998）里有一段神吐槽，记巴尔加斯·略萨夸奖、引用他的“独角兽”，还抄下富恩特斯用一段很长的话说他的“鳄鱼”给读者带来无穷的解读。虽然他表示“呵呵”，我们还是得不平地耸耸肩，原来大牌作家是这么夸人的……
在逝世前一年出版的好友侧记《西语美洲的小鸟们》（2002）里，蒙特罗索还这样回忆了“著名作家和亲爱的朋友卡洛斯·富恩特斯”：“就像可以从一本书的某部分摘出来一样，我从来没参加过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那些聚会，原因有很多，包括我从来没被邀请……”注意他叫他的时候没有用昵称，甚至连名带姓地显出生分，而且那本书里写了除他自己共36位作家朋友，不见富恩特斯的章节，连对有些人那种半页、某个瞬间的速写也没有，这不让人好奇吗？
我正在译富恩特斯的一个小故事集，细读之中有很多佩服，但我的感情天平绝对是偏向蒙特罗索的，他是一只软软的小动物，只会来点温和的嘲讽，而前者作为人生赢家有太良好的自我感觉，好比说夸人的时候从来不会十指相扣举在胸口眼波闪闪，而是一掌拍在肩上站位很高地提点你，没了。在隐性的层面上，富恩特斯如同这个姓的本意，拥有很多的“来源”（Fuentes），是各种社会资源和资本的集合，而蒙特罗索什么都没有，境遇不同不相为谋，文坛佳话就留在纸上吧。曾经读到一篇论文讨论他作为危地马拉流亡者，为什么50多年里从来不在墨西哥政治问题上发表作品或者评论，其实没有什么想当然的政治不正确，他只是受到签证、移民法、大学和出版社工作的牵制。
再多的侦查留给论文去总结，这里想说的是，在我看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普通读者，无论新批评、形式主义还是文化解读，都少不了一颗八卦之心，不光要扒某一口径的、最后呈现的故事，还要特别关注信息被加工、传播的各个环节。阅读如果单纯摄取字面上的信息，正好变成信息轰炸的对象，要么被各种光环蒙得五迷三道，要么被各处揭秘撕得体无完肤。
发现你的阅读发现
回过头看，“手表”价值观是在文本内的发现，“恐龙”带出来的是文本外的发现。没有价值大小、能力高低之分，只是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各自的经验施以相应的判断。这一点说起来似乎很抽象，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比如为什么现在诗歌阅读显得小众，小说变成文学主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读者习惯了叙事中的情节信息，在时时寻求得到满足，而诗歌尤其抒情诗的字句过程相对难以把握；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公共说理经常“越说越僵”？在民主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辩论者知道理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而是说给“第三者”来定论，这也是跳出各方话语在看待论证的全过程；又或者，为什么现在食品安全问题那么多呢？前年圣诞节我到格拉纳达山上的吉卜赛人窑洞吃饭，朋友把我弄掉的生菜叶子捡到鸡圈，说，这“还是九月份咱俩爬山，我赶着回来播的种子”。这时候我才想起，大把花钱吃肉的城市人口很少知道也不关心猪是怎么长大的……
从我小的时候，社会上就在宣扬“批判性思维”，效果怎么样，刷刷朋友圈就知道了，毕竟我们还是从小被训练得重感受、轻描述，忽略对形态、过程的真正观察，放到阅读上，就是各种掩卷长叹拍案而起/转发，不去查证谁、什么时候（很多谣言都有几年前社会新闻的底本）、怎么写/剪切拼贴的、为什么这么制作，是正话反话、有什么意图、之前之后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其他的副文本。
是有点花时间，可读书不就是杀时间吗，这么说说，希望你拿起下一本书的时候，会变得稍微不一样。
文 于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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