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人后，我很少回家，确切地说，对我们各奔前程的兄妹三人来说，聚到一起并不容易。也正因此，每次回家，在家人都已沉沉入睡的午夜，我总习惯四处翻检那些过去生活的印记，我相信他们也有这样的习惯。在几经搬迁租来的卧室一角，现在还堆积着一些仅存的记忆，我们三人写于中小学时的日记、奖状、照片，当然还有早年看过的书籍，其中就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有那本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封面蒙着呛人的灰尘。
那是一个匮乏却又富足的年代，我惯常在山野中奔跑攀援，故乡的沟壑与田野是我的乐土。我常常想，也许因为读得太少，一些印象却反而如楔子般钉入记忆的深处。我记得，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带给我看的《少年文艺》里，记载了森林中的一次捕猎，还有为了一块青石板引发的乡村械斗；我记得，小学语文老师借给我的三本书《海的女儿》《闪光的生活道路》《写作词林》，其中一本还被弟弟撕碎了封面，还书时的羞赧仍在心头；我还记得，读中学时从同学那翻完《复活》，唯一记得的一个比喻句：玛丝洛娃的脸苍白得就像地窖中的土豆。地窖里的土豆与红薯，我是熟悉的，阅读带来的最初欣喜，仿佛在印证着我们的生活并不孤单，在远方，陌生的生活中也闪烁着我们的日常。
然而，那两本书是怎么得来的我已记不清楚，或许是在中学一次补课时，我和一个同学翻入一个破旧阅览室时的意外收获。书里描写的故事，远方那迷人而危险的海湾与荒岛，对我更是完全崭新的世界。阅读往往走在生活前面，我15岁第一次坐绿皮火车，22岁才第一次见到大海，对于整个世界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阅读经验的混同与修正。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段和古巴之间的墨西哥湾暖流，不走运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已经一连84天没有捕到鱼了。小伙计玛诺林对老人有着难以言说的温爱和关切，带着他亲手准备的鱼饵，老人开始了第85天的捕鱼。海洋在他眼里是个女性，“月亮控制着她的性情，如同控制着一个女人”，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在我最初的阅读里，那是怎样一个深邃动人的世界呵！在天空盘旋的长着长翅的黑色军舰鸟，不时跃出水面的飞鱼，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像大气泡一样的僧帽水母，还有那些姿态优美、行动优美的绿海龟和玳瑁。海明威对海龟的一段描写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对海龟大都无法冷酷无情，因为即使海龟被剖开、杀死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小时才停下来。老人又想，‘我其实也有一颗如此不服输的心脏，我也有跟他们一样倔强的手脚’。”
老人终于钓着了一条大鱼，然而经过两天两夜与大鱼的斗智斗勇、和鲨鱼群的搏斗后，筋疲力尽的他带回来的只是一条十八英尺长的鱼骨。那时，我的脑子里虽然有了一个“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老人的身影，但仍偏爱海湾的想象与故事的传奇。等到后来真的见到大海，真的和朋友一起坐在沙滩上看远方层层叠叠的浪花，等待黎明的到来，看到水族馆里五色斑斓的游鱼，却绝少想起海明威笔下那个强悍的老渔夫的故事。只有一次，是去东南沿海的一个岛上采访，遇着一个面孔黧黑、饱受海风吹打的老渔民，他同时也是岛上的老村长。他话不多，但酒量很好，喝到后来竟跳起舞来，我第二天醒后才知道，那些被他当饮料一样喝的药酒都是50多度的烈酒。这是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像桑提亚哥那样的老渔民，遗憾的是，没有从他身上挖出更多有关捕鱼的好故事。
后来再翻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却是被海明威的传奇人生所蛊惑。海明威曾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与西班牙内战，在非洲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曾身中237块弹片，头上缝了57针。1961年7月2日，由于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灵感丧失与性无能的折磨，他用一把12毫米口径双管英式猎枪轰碎了自己的脑袋，长期以来，海明威成为一位将写作与传奇人生完美结合的文学偶像。
小说中，老人的梦境出现了好几次，年轻时去过的非洲海岸还有海滩上的狮子，不断浮现出来。人到暮年，面对那些自己无力掌控的命定的失败，老人解脱于记忆中的远方，在那里，一切归于澄澈与平静，“它们（狮子）像小猫一般在暮色中嬉戏着，如同爱着孩子般爱着它们”。福克纳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变化，他总结道，海明威此前的小说人物“仅仅是为了向自己、向对方证明他们能是何等坚强的硬汉”，但《老人与海》不同，“他找到了上帝，找到了一个造物主”，有了“命定”和“怜悯”。老人逮住了大鱼又失去了它，大鱼命定要被逮住然后消失，失败是无可避免的，但又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在相仿的对手之间，即使倒下，并不能算被打败。
如果说桑提亚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海洋冒险搏斗，那么就像梦中所浮现的情景一样，他在青年时也与笛福笔下的鲁滨孙一样，有着去远洋探险的梦想与经历。《鲁滨孙漂流记》开篇中对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描写，是我迄今看到最令人信服的赞美。鲁滨孙就是出生于这样中产家庭的一个不安分的幼子：“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因此从小只是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
远行的诱惑，让鲁滨孙踏上一条航海的船，选择离家出走。经历了最初的风暴袭击、海盗劫船，鲁滨孙还当了两年奴隶，一度他交了好运，在巴西的种植业蒸蒸日上，似乎很快就能过上父亲过去不断称颂的中产生活。但骨子里对远方的渴望，让他与一些种植园主一起踏上去几内亚贩卖黑奴的旅程。结果，船在航行到加勒比海域时触礁沉没，全体船员只有他一人得以幸存，靠着从沉船上搬取的遗留物品，他开始了在无名荒岛上28年2个月零19天的生活。
这是绝对的异域，远超早年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想象。除了加勒比海域不同食人生番的部落，偶尔到岛上举办庆功的人肉宴外，从未有人登临。绝望与恐慌过后，鲁滨孙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理性与坚韧，当然在小说中，笛福用絮絮叨叨的笔调，不厌其烦地谈及《圣经》与基督教教义对这位几乎被上帝遗弃的子民所施加的影响。鲁滨孙用刀在木柱上刻上长短不一的刻痕记日；用帆布与刀具搭起房屋，开凿洞穴；在无意识的发现后他甚至种植起大麦和稻子，学会烤面包；制作桌椅甚至独木舟；烧制陶器；驯化山羊，为了排遣寂寞，还训练了一只能言善道的鹦鹉。在岛上的最后几年，他从生番手中救出即将被吃掉的土著，并为他起名“礼拜五”，教他说英文，使用现代火器，并使其成为基督徒。
在那个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殖民化狂潮与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鲁滨孙在荒岛上所施的殖民与教化，无疑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意味的资本主义代言人。但在荒岛的孤绝环境下，在那种将现代文明推倒重来的过程中，鲁滨孙提供了对穷奢极欲的资本游戏的反思向度，我一直疑心，后来在美国由梭罗等人倡导的极简生活的源头，很可能来自这里——“这样一来，我就记起了我在那座岛上王国的生活，我在那里不让粮食长得太多，因为长多了没用；在那里，钱在抽屉里不用，都已经发霉长锈，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完全遭受了冷遇，因为我很难瞧上他们一眼。”
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深感现代文明的脆弱，停电以后，或者身陷陌生的荒野，反而是那些最基本与简单的技能让我们生存。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的徒弟，走乡串户，为村人做家具做门窗。直到现在，我对那些谙熟某门技艺的手艺人非常尊敬，在我看来，是他们支撑起简约版本的所有文明需求，而很多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往往越直接有效。
荒岛脱困后，鲁滨孙回到阔别35年的故乡，亲人故去，物是人非，成了真正的异乡人。幸运的是，靠着正直的代理人，在巴西的产业让他成了一名富翁，娶妻生子，置办产业，年过六旬的鲁滨孙，成了真正衣食无忧的乡绅。
然而，妻子的离世，让鲁滨孙故态萌发，那种四处漂泊的念头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就如同旧病复发，并且复发得相当严重，让我难以抵抗”。也许，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句台词：“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老迈的鲁滨孙再次踏上旅途，又经历了一系列探险。
还记得，在我高考完填报志愿时和父亲的冲突，他那时希望我在本省就读，我却一心渴望离家越远越好，最好发配到有深山密林的东北为好。然而，结果我仍然留在了本省，最终说服自己的理由是，那里天气太冷，不适合有风湿病的人生活。
我有时想，到远方去，也许是饱经迁徙流离之苦的人类，业已写入基因的集体无意识密码。但对很多人来说，远方只是惊鸿一瞥的驻足与想象，好在，我们还有阅读，还有书页间所浮现的海湾与荒岛。
文 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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