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22年，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那些坚持的人，因其可贵的坚持与担当，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事件的走向，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016年6月25日，下聂庄村
张焕枝的22年申诉岁月
张焕枝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枣树、一棵核桃树，核桃树干细弱，跟她齐高，已经在试挂果。两年前村里土地统一流转，退耕还林，她家村前的两亩地夹在太行山东麓下的坡地里，如今是一片风过簌簌的核桃林。下聂庄村处在石家庄西郊25公里的鹿泉市，若从一条山前的柏油马路进村，修整一新的村道边绵延着宛如江南风格的白粉墙，一些有远见的村民在山前大道开起了欧陆风情的农家乐，然而这一切风貌对于张焕枝来说尽可忽略。
聂树斌去世后的这20多年，对她来说是一大把循环往复、生死疲劳的申诉岁月。“那时候我才50岁出头呢，现在我72了。”她坐在屋檐下的阴凉里削着一大盆已发芽的土豆，老道地跟我们回忆着1994年之后的事，正如她在今年6月8日后几乎每天要那样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说着。时有车辆进村来到这座村最南头的四合院，再往南就是那段当地人称为连五寨山的太行山脉了，往西走一段上山的小土路是聂树斌的无碑的土坟，若没有记者的要求，张焕枝是不会轻易去的，对她来说扒开坟上枝蔓的山草就如同再揭一次伤疤。
她会把自家的门虚掩着，那扇门跟村里多数上了新漆、饰有楹联的门相比，一看就又矮又碜，但谁都知道这家女主人是村里的焦点，经常穿戴得如同城里人般整洁，因为随时要进城办事，回来后就是一拨一拨的不速之客。她有时都忘了对方是不是新客，最高法宣布聂树斌案启动再审后，很多含冤者来她家“取经”，她要问“你是第一次来我家吗？”不管生客熟客，张焕枝早已有种自来熟，拿出瓜果招待着。
张焕枝回忆起1995年4月28日仍然仿佛昨天。聂学生骑车带着三件夏衣来到看守所，想往里递衣服，小卖部的工人把他招呼到一边：“以后别送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他已不知是如何骑回家的，从此这个石家庄联碱厂的司机一蹶不振，在翌年吞下一瓶安眠药，人被救下来却引发偏瘫。22年的天人永隔之下，夫妇俩无一日不是背负着一个如巨石压身般的谜团，在时断时续的来自法院的音讯下，拼凑着一个从未得到过儿子亲证的奸杀案。
那年，是19岁的聂树斌工作第二年，他在鹿泉综合技术职业学校的校办工厂电焊车间做技工，初中学历，因为天生口吃得厉害，成绩平平，交友也平淡如水，却跟张焕枝很贴心。还是学徒工的他有时对母亲说学电焊挺好的，“学会了是我的本事”。张焕枝总以为他还是个自己翼下的孩子，从没跟他谈过儿女之事，村里若要婚娶也都要等到二十二三岁，她想过几年后把儿子住的东屋装修下给他娶媳妇。
女儿聂树慧早在石家庄市里做小学老师，儿子聂树斌也工作了，家里四口就属张焕枝一人务农，她打理着家中两亩玉米和小麦，兼做村里的卫生员，鲜少出村。那年聂树慧给弟弟买了辆蓝色山地车，这在当年的城市都算是新奇物，而聂树斌已经拉风地骑在家和工厂的两点一线间了，因为得意，他有时会四处转转再回家。
多年后，聂树慧痛定思痛，并开始相信是这辆车害了他。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没有回家，聂学生晚上去到厂里也没问着，厂里说“他没什么事啊”。很快，聂学生在联碱厂接到一张写着儿子“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他死活都不信。后来警察又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衬衣过来，叫他们辨认是不是他们家的。
石家庄《社会治安报》一篇题为《青纱帐静悄悄》的通讯写道：9月8日，一位市电化厂宿舍的工人说入夏以来，宿舍前常有一个20来岁的男青年来回转悠，总是发现有女同志上公共厕所时便跟过去……他骑一辆蓝色山地车，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9月23日下午，那个久违的骑车人出现了。“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经初步审讯，他交代了“我偷过东西，调戏过妇女，别的没干过”。9月29日，通过“政策攻心”，终于承认拦路强奸杀人。
张焕枝始终不信儿子有这个胆，如果问她为什么那么肯定，她捡着土豆闲定地说道：“我们生的他，养的他，知道他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那时，儿子和她聊天时也会涉及与异性的交往，她说：“那都是正常范围的男女交往，我这个儿子我能掌控。”她从对儿子20年不到的印象里搜索着他“乖”和“听话”的细节，比如白天他们不在家，让他烧水扫地，“虽然这活对他来说生疏，但他都能帮你干”。其次，这个孩子从小不难带，也不曾在成长期间给她带来过麻烦。
如今的张焕枝说起话来不再像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农妇，她讲着城里的用词，有理有据地告诉记者为何儿子不会杀人，跟当初判若两人。当时，她是在郊区公安分局前哭着求着，就是要问儿子犯了什么法，并要亲自见人，但次次被堵在门口。1995年3月初，案子在石家庄中院一审开庭，她在非公开的庭审后终于被准进庭看一眼，最后这一眼就是隔着七八米远，她大喊一声“树斌”，他抽泣中回头认出了母亲。“当时就感觉我儿子很委屈、无奈，有话要说的样子。”她坚定地说。
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此后二审没有开庭，只做了书面审理，直至4月25日，河北高院维持中院原判，此案告一段落，距4月28日被执行枪决，只隔了三天。瞬间的灰飞烟灭，让聂家陷入万劫不复的打击里，张焕枝这个在鹿泉生活了50年的农妇从那时起开始扛起法律的武器，一次次误打误撞地叩着法院的大门。那是出于最朴素的疑问：“我儿子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枪毙他要告诉我。”
2005年3月15日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2005年1月，河南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开展了一次例行的春节前治安排查，一名饭馆老板举报了一个怪异的人，至此，38岁的邯郸广平人王书金才被抓住，他在河南隐姓埋名了10年。当时，他和一个叫马金秀的湖北女人同居在工棚里，没有任何结合的手续，却生养了三个孩子。
这是最底层的相依为命，马金秀和这个无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一部分是因被生活所逼迫于无奈，所以甚至不用深究他的底细。他只是有个异常的习惯，即使在屋里也随时穿戴齐整，像是整装待发的模样，从不随便地袒胸露背。直到他被抓，这个谜团才解开：他是一个在逃10年的奸杀者。1995年10月3日，广平县公安在村里的枯井内找到一具女尸，后一天，王书金离开家乡广平县南寺郎固，慌乱地搭上县里的公交车，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个8岁的儿子，媳妇是家里用女儿给“换”来的，据说有点半疯癫。
那年，同为广平县人的郑成月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成教班毕业回乡。他刚刚转业进入广平县公安局，做了一名刑侦员。在翻阅县里过往的案卷时，他翻到一个80年代初的强奸案，正是14岁的王书金强奸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手段极其恶劣。他说：“我马上联想到，同样是强奸，同样手段恶劣，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手。”失踪使得王书金自然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郑成月通缉了他10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晚上，荥阳索河路派出所给他打来电话。
翌日凌晨，郑成月见到了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王书金。也许是听到了乡音，他轻叹一声，防线完全崩溃，吐了四桩奸杀案。他曾想过是否要那么爽快地一吐而尽，毕竟两个孩子还小，如果再多撑几年，孩子大些再归案也好些，但10年的精神压力已让他喘不过气，之后他和郑成月、代理律师朱爱民这样坦陈过。
这四桩案子，甚至把荥阳警方吓蒙了，在连夜审问后，确定他在河南没有作案，才允许郑成月为他戴上脚镣，把他带走。王书金带着郑成月一连在广平认了三个作案点，2005年1月27日，他带着郑成月来到孔寨村指认现场。
2005年春节后，《河南商报》的记者楚阳去郑州参加了那个河南治安大排查的庆功会。这时，他已经写了一篇通讯叫《河北摧花狂魔河南落网》，从此“摧花狂魔”王书金风靡各个报端。吃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荥阳那个王书金的案子在河北碰到了钉子。“有一个石家庄的落实不了，已经有个罪犯叫聂树斌，10年前被枪毙了。”楚阳回报社后，将此事告知当时《河南商报》的总顾问马云龙。
当年刚过花甲之年的马云龙是河南叱咤风云的老报人，也是《大河报》的创始人，因为操刀了首度揭露河南艾滋病的报道《艾滋病在河南》，被免去了报社副总编的职务。后来，他只能以顾问的身份为别的报纸运筹帷幄，这次他本能地察觉到这事有疑问，派了个叫范友峰的记者一连去了河北四次。
马云龙只是记得，当他亲自到广平找到郑成月的时候，那个已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颇有微词：“你一个河南的报纸来我这干吗？”马云龙表示了对他的体恤，说出了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郑成月稍感有了同道，给他看了刑侦笔录。“只要是见过王书金的人，能肯定99%是他干的。”郑成月说，而马云龙却已在心里假设：这1%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这就是一个冤案。
所以，在对比了王案的笔录，和之前零星的关于聂案的报道后，马云龙主持了一篇轰动全国的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发在3月15日的《河南商报》上。基于在案子侦破期间新闻操作上的原则和对郑成月的保护，他没有点出现场细节，而是用了“非亲临现场、亲自作案，他就不可能对现场情况做出如此精确的指认”这样的间接引语。
报纸甫出当天，马云龙带着范友峰和楚阳来到聂家，把报纸送到了张焕枝手里。初次见面，马云龙对她的印象就是个不谙世事，并坚信儿子不会杀人的“底层农村妇女”，但是她坚韧而执拗。范友峰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仿佛是又揭了次伤疤。“不要再提了，还提它干吗，孩子都死了10年了。”张焕枝一说就涕泪涟涟。
“阿姨，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不知道，我现在很迷茫。”张焕枝并不能读太复杂的文字，即使拿着报纸也要别人告诉她是怎么回事，这回她知道了有个王书金出现了，还是邯郸那边的。“你应该请律师。”“律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张焕枝当年跑了10年的法院，但她去了中院，甚至门都进不了，至于哪个庭判的，包括法官、书记员她一概不知。“那时候首先是感到无助，其次再感到害怕。”现在的她跟记者交流起来已头头是道。
就在那一次会面后，张焕枝的申诉生涯出现了转折，马云龙说：“她从此精神一振，变了。”在村里，她曾10年抬不起头，闲言碎语会有，例如“公检法说是她儿子干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干的？”但那次后，她感觉这些流言“都不存在了”。她又来到了那片阔别已久的孔寨玉米地，她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找到那个叫段月珍的承包户，“就是想把一些问题闹闹清楚，看看这片地里发生过几次命案”。对方确认就那么一次后，她更坚信了。
马云龙给她介绍了一名叫李树亭的石家庄律师，她就开始跟着律师研究起了法律用语。“城里人说的话我都不懂，我每次就让我的律师帮我分析，其实也学不好，但我总得走下去。”她告诉我们。李树亭第一次接到她电话的时候跟她周旋了半天。“我有一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张焕枝问了六七遍，就是说不出来。“阿姨，只要不是把天捅破的案子我就敢接。”两人见面后，李树亭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免费代理了张焕枝的申诉案，张焕枝开始有了“我的律师”，转战北京最高法，每每稍有动静都让李树亭帮忙解释。
她还记得她初来北京时的惶恐，那是在2005年上半年。她只是认准了要上哪班火车，下车后往哪个通道走，坐几路公交车，这就来到了最高法，除此之外的北京她都不熟，就像在漫长黑暗的申诉路上，她从没旁逸过一步。她住的是法院附近的招待所，15块一晚的价格，一个昏暗的屋里五六个人，只有一个公用洗脚盆。“我老是找便宜的吃，一两块钱的烧饼。”在北京，她也没有得到什么进展，最高法只是问她要她拿不出的判决书。
为了这份10年未曾见过的判决书，她第一次鼓足胆去敲了康某某父亲康老汉的门。她已经走进了客厅，跟人家说：“我是聂树斌的妈妈，我想让你们复印一份判决书。”康老汉的情绪陡然激动：“你出去吧，我决不管这事，是你儿子把我女儿害了。”这个石家庄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女儿死后一直都未曾走出痛苦。
直到2007年，李树亭在康老汉家复印到判决书，这是张焕枝第一次目睹到那白底上的黑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某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康的头、面部，致康昏迷后，将康强奸。而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颈部，致康窒息死亡。”
张焕枝又来到了北京，找到那个见过面的对接人。“你怎么又来啦？”她啪地在桌子上一拍：“我拿到判决书啦！”随之提交的还有一份刑事申诉书。当年11月，最高法给了张焕枝一封寥寥几十字的信函，让她交给河北高院，上面写着“已函转河北高院”，让她速与该院联系。
2005年3月24日，广平
“你们自己问”
北京律师朱爱民第一次在广平看守所看到王书金时是2005年4月的一天，那时，朱爱民特意试探了他一下。“石家庄那个案子，10年前就已经有个叫聂树斌的被枪毙了。”王书金瞪大了眼睛，望着朱爱民久久没出声。王书金心里当然知道，他在作案后的第四天就离开了孔寨，去到了市里的东风塑料厂，有一次警察来厂里排查，问到了他，他说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听说过。他有着难以置信的冷静，在老家做完案也是若无其事地张罗着人打牌。后来他还回过孔寨，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警察拉着警戒线，不过那时聂树斌还没有被抓。
马云龙请朱爱民担任王书金案律师，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新闻上若要继续追踪这个案件，就必须有合法代理人才好方便阅卷；二是他已直觉到一个将震惊朝野的疑案正在孕育中。果不其然，10年前早已销声匿迹的聂树斌案因为王书金案而从灰尘中抖落出来，而看似一目了然的王案又因为聂案而陷入一个至今还未有定论的罗生门。而马云龙、郑成月等等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原本可以在某个时段退出做个局外人。
当年4月，马云龙与记者找到马金秀，她在王书金被捕后半个月就另嫁了，她的生活能力让她无法不依傍男人。王书金在厂里颇讲义气，呼朋唤友地下馆子，还一个人付账，为此每年欠下一两千块酒债，要马金秀去还。他还总是和衣而睡，梦呓、惊醒，直到他被抓，一切都解开了。
马云龙发现一个难题，因为马金秀和王书金从来不算夫妻，是无法委托律师的。但她那5岁的大女儿可以，所以马云龙想让她作为委托人的监护人，去北京签那个委托代理协议。当时她新嫁的男人坚决不同意，怕刚进门媳妇万一有什么变数，后来，是《河南商报》出钱将这四个人一起带往北京，那男人才放了心一起去。朱爱民唯一一次与马金秀碰面就是这回，那时，大女儿才及桌角高。朱爱民在马金秀要离开时问了她一句：“如果王书金被判死刑，你愿意带孩子来见他最后一面吗？”马金秀在这件事上的“理智”至今让他牢记着，她说：“孩子还小，我不想他们的生活以后有阴影。”朱爱民就不再问了。
朱爱民把马金秀改嫁的事告诉了王书金，并劝慰他要理解她这么做是因为孩子小。犯下了四条命案的王书金不无舐犊之情，并说不怪她。这些年，他一直记挂着两个孩子，一直跟律师提起想看看现在的照片。朱爱民曾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非要在强奸后把人杀了，王书金的回答简单到让人惊讶：“瞅着都认识的，如果不杀她们，举报我怎么办？”
2007年3月，邯郸市中级法院对王书金一审做出死刑判决，让郑始终愤恨不平的是，在他移送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石家庄一案没有列入。“拿着政法委的命令，把我叫到邯郸市公安局，当着刑侦局局长、我们公安局局长的面，叫我把石家庄那个删掉。”所以，四桩命案，最终列入起诉的是三桩。
3月12日，一审开庭前，张焕枝来到邯郸中院，在办公室里认出了郑成月，那个时候省纪委就在他隔壁办公室驻扎，时不时传讯他。“她一进屋就哭，拉起我的手说：‘你为我儿子的事受了不少苦吧？’我也掉泪了，我说：‘大妈，我没你苦，你失去了儿子’。”郑成月倒背如流地回忆着。
2009年时，他从副局长的位置上被劝退，理由是“要给年轻人个机会”，那年他才49岁。直到今天，他成了这个举国大疑案中的明星警长，局里把他叫去，让他“不要老是对媒体提49岁退下的事”。
2005至2009年，广平看守所
“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郑成月的老家十里铺村就在王书金的老家南寺郎固北面一两里路，他中学都是在南寺郎固上的，自称在村里认识很多人。王书金所杀的女人中，有一个人的哥哥和另一个人的大伯子都是他的同学，村支书也是他的同学。王书金被捕后，郑成月立即叫村支书通知他哥哥给他送衣服，而王书金已然是家族的羞辱。书记给他回电话，他哥哥王书会无论如何也不管，“死了也不管了”。“好，那就我管了。”郑成月很豪爽，虽然王书金这个“叛道者”一直是乡族眼中的异类，但郑成月慢慢成了他最亲近的人。
从此10年，这个家族没有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连律师朱爱民都未曾见过，他的本村妻子也早已在他失踪后带着孩子改嫁。王书金曾经在广平看守所里问郑成月：“你跟我哥说了没有，怎么不来送鞋和衣服？”“书金，你想想，你哥抬得起头吗，他不理你就对了。”
“记住，判什么你都罪有应得，你让正需要女儿的母亲失去了女儿，正需要妈妈的孩子失去了妈妈，正需要媳妇的丈夫失去了媳妇，你想想人家是怎么过的，你死还不应该吗？你只要认罪这就对了。”郑成月这样对他说。在公安大院押着的时候，王书金很听话，每次做笔录都老老实实地招那个石家庄的案子，让郑成月觉得这个案子办得特别顺畅，所以不容置疑。他对刘金国也是那样说的：“凡接触过王书金的人，都会认为99%是他干的。”
郑成月和王书金的交好来自2005年押他回广平的时候。车至河南安阳休息站，郑成月喊了声“停车”。“书金，这几天没好好吃饭吧，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不对，现在都说清楚了还有什么事？就等着吃香的吧。”郑成月给他手铐上白布一遮，带他走进了餐厅，半晌没有新鲜饭菜，他看见门口有新乡烤鸡，那是当地著名的特产。他花27块钱买了一只，撕下一个鸡腿给王书金，“吃”。当时的王书金不无意外，拿着鸡腿窃窃地瞪着他，说了一句：“哎，长这么大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闲扯间，郑成月跟他提到10年来家乡的变化。“那时候咱们家里穷，现在都富了，村里都家家吃肉了。”王书金逃匿后几年，整个家族背负着在逃犯罪嫌疑人的阴影，随着他母亲的去世、前妻的改嫁和五个姐妹出嫁，家里只剩下一个说得上话的哥哥和老实的父亲。
就在开车带他回南四郎固指认现场时，村口出现一个老人：“怎么警车也来了？”他边说边让道。车过后，后座上的王书金平静地嗫嚅道：“我爹胖了。”郑成月方知那是他父亲，心中惊奇万分。“10年没有见他爸，居然没有痛哭流泪，没有上去相认，你说正常人做得到吗？”他对我说。
在广平看守所，郑成月看了王书金4年，对他关怀备至，也一直提防所里犯人欺负他。郑成月对他的印象总结起来是：“这个人从来不会笑，哪怕你讲再有趣的段子，我们都笑得受不了了，他也不笑。”王书金也从来不跟他提前妻、马金秀或孩子，在他一成不变的阴沉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回忆往昔时的任何感慨或追忆。回广平后，他成了一个完全的弃儿、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无根的人，只为身负几条命案而暂时留着气。
郑成月时不时给他一根火腿肠、猪蹄，让他吃好。郑成月说：“他心里有种温暖，他说我早认识你这个哥哥给我讲道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后来朱爱民去看守所看他，他会问：“我哥呢，我想我哥了。”律师都一头雾水，想着是哪个哥哥。他曾跟郑成月说过，无论今后去到哪边都认他这个哥哥。
2007年7月31日到2013年9月27日
邯郸，王书金的坚持
2007年3月，王书金一审被判死刑，但他随即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是：“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没有包括他的全部罪行。”他坚决承认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应属特大立功表现，法院应予以考虑。从此，这个案子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转局面。“上诉人干了被告的事，被告干了上诉人的事，以至中国刑事审判史上出现了二审法庭控辩双方角色换位的颠覆性奇观。”对于执业30年的朱爱民来说也是头一次碰到，“实属罕见”。
朱爱民告诉我，王书金在一审法庭上自我陈述时，主动提起诉状里没有的石家庄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阻止发言。在案件进入二审后，王书金开始堂堂正正地以上诉人的身份出现，围绕这个案子进行陈述。其间公众也有不解，既然难逃一死，为何要对着这一桩穷追不放，让审判出现罕见的翻转，对此，朱爱民也只能回应，作为被告的律师他能做的是“尊重被告的愿望”。
王书金也许没有想到，二审的过程时断时续，维持了6年，他自己也备受煎熬、血糖忽高忽低，在看守所里吃他最喜欢的方便面和火腿肠，吃到虚胖。2007年7月3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到2013年9月27日第三次开庭，河北省高院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王书金每次都认为自己“过不了春节了”，却成了磁县看守所里待得最长的人，至今，死刑复核都在等待最高法的核准。
朱爱民还要时刻提防的一件事，是观察王书金总是起起落落的情绪，从客观程序上来讲，在每次见他时都询问他是否还坚持之前的意见。2013年9月27日下午，河北高院二审裁定之后，朱爱民去磁县看守所看他，他戴着手铐的双手握着一瓶矿泉水，递给了朱爱民。“这是接受委托8年来拿到的第一笔律师费。”朱爱民为他的转变高兴。这个被家族抛弃的人在看守所里所有费用都是公家承担，朱爱民还给过他几百块钱，因为他觉得自来水不好喝，要喝矿泉水。
“这个案子就是我干的，为什么不认定？我就是去了那边，那冤死的人也会找我打架的，真心希望把这个案子搞清楚。”那次会见中他那样说，朱爱民跟郑成月一样，认为他在坦白的时候眼里看不出一丝虚假，是一种真正“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人偿命”的单纯和实诚。“应该在我告诉他聂树斌已经替他死了以后，他受的触动是很大的。”朱爱民这样告诉我。马云龙虽从未见过王书金，但每次从郑成月和朱爱民那里听得他的消息，都认为这个人虽然罪大恶极，却有种“朴素的农村特有的乡土伦理观”。
“没有认定就很不公平。他们应该惩罚我，不应该惩罚别人。别的对我都无所谓了，只要把石家庄这起案子认定下来，我心里就踏实了。”从他焦灼和不解的表情里，朱爱民觉得他也想尽快结束这件事，也许对他来说，到了“那边”是另一种新生，只消把这边的事情都了结清楚，灵魂就安宁了。
王书金在看守所里等发落的那几年，仿佛是人生真正得到“社会化”的开始，他虽不会读写，却看了很多司法类电视新闻。初见时朱爱民听不懂他半句广平土话，要河北警方帮着翻译，到二审时基本能跟他交流，很有“逻辑条理和法律知识”，跟过去那个负罪感写在脸上、自闭孤立的王书金判若两人。
“这里面还可以看电视，看新闻。我看到中央在搞司法体制改革，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前一段时间我看电视，说要给律师更多的权利，让律师说话，这样就会不出冤案。”王书金说。
2007年11月5日至2014年12月12日
两案对峙，各自僵持
2007年11月5日，张焕枝拿着最高法的信给到河北高院后，此案就陷入了长达7年的沉寂，一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宣布异地复查，移交山东高院。用马云龙的话来说，在河北的那7年是“纹丝不动”，沉闷得“看不到一丝星光”。此时的马云龙已经被撤了《河南商报》总顾问的职务，事件源于2005年8月一桩河南矿难中记者蜂拥领取封口费的报道，这位常爱顶风而上的新闻硬汉从那年起再也没有被任何国内媒体正式聘用过。
后来，他去到海口安家，在海边写书，并关注着聂树斌案的进展。他承认，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这件事是使他投入心力最漫长的。“每一次有动静我们这些人就会行动起来聚一聚。”他指的是和郑成月、李树亭、朱爱民等。
河北高院的沉寂和背后冥冥的掣肘真正让马云龙自感无力和渺小，每逢春节，他在海口打电话给张焕枝。“我只能劝她一句话，你咬着牙也要坚持，情况到了今天已经是最坏的了，还有什么能更坏？”他这样回忆道。如今，他回到石家庄的老家照顾患病的父亲，兼而写书，在最高法宣布聂案重审后他又开始“重拉战线”，与张焕枝等密切联系着。回忆河北高院按兵不动的岁月，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李树亭以为递交到河北高院后总算是跨了一大步了，觉得应该很快能纠正，于是当年国庆节，为了纾缓两年来的抑郁和压力，去了湖北黄冈一座山上出了两个月的家。“我当时觉得我能做的已做了，只要等结果就行了。”他对我说。至今这位居士还留着光头，这个案子不动声色地形塑着他的人生。
2010年后，李树亭还退出了代理，他的解释是，当时一拖那么久没有动静，的确是该做的都做了。律师风波在网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张焕枝的律师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她家从不缺律师登门拜访，有时候都一拨拨地来，那院子都快成了斗法逗秀的舞台，老人招架不住，也不懂法，只是一个个都应承下来。但是在解除委托协议后，李树亭觉得，他终于可以以公众的身份介入王书金的案子了，于是他来到广平县找郑成月，这次，去村里又走访个遍，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熟络。其实，他早在2005年3月就找过郑成月，当时这位秉公职守的老刑警认为他无权介入此案，没有理他。
除了李树亭，郑成月也去找了那两名女证人。“这一天15点开始下雨，到夜里还在下。那段南北土路一碰到下雨，就变成胶地，步行都走不过去，为什么她能骑着自行车从那经过？这两个人我找过她们三次，还是这样说，这样说就好了。”他对我说。
2011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全国60名律师和学者联名在石家庄开了个聂案研讨会，写就一份呈交最高法和河北高院的呼吁书，敦促重审。
直到2013年，王案的剧情又来了一次跌宕。3月末的一天，朱爱民接到一个电话，说王书金在看守所失踪了。“工作组的人和我说，别让我蹚聂树斌案的浑水，我说事是我干的，我就按实说。我说不管你怎么说，我肯定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及聂家人，我还是实话实说。”
那次模拟法庭上，王书金的脚底心被木板抽翻一张皮，被拖到审讯室的铁凳上坐了半个月，“屁股都结痂了”，但他还是没有在第二次开庭上翻供。
2016年6月27日
郑成月在南寺郎固
退下后的郑成月反而更忙了，总是不停收到记者的采访要求，常有人请他带去村里转一转。广平县城到南四郎固只有区区5公里路，郑成月熟门熟路，2005年10月，他在村里住了一个月，匍匐在王书金家的猪圈后，就为了等这个失踪的人出现。
王书金在认郑成月这个“哥哥”后，郑成月觉得理所应当该为他做些事，那就是如果他被执行后，应该把他的骨灰带回祖坟。而王书金的亲哥王书会早就和他“断绝了关系”，郑成月也知道凡是跟王书金有关的事，他都拒之门外。6月27日，我跟随他走进村里，这座典型的北方农村，仍然是一副前现代的衰败样，满是裸砖垒的平房，仿佛20年来从未变样。
郑成月来到村民王书银的家，他是王书金的堂哥，现在正经营着一个农资站，郑成月在当年办案时常去“打扰”他。那个农资站在一个破砖房里，里边又土又陋。“你跟王书会说说，王书金这事一定要办妥。”“我不跟他说，他不会理我的。”王书银就比王书金大一岁，却跟他无甚过从。“我们不跟他在一块玩，他上了一年小学就不上了，跟他没共同语言。”王书金刚一接触集体，就成了一个落单的人，低着头晃在乡间野外，村里人常看见他破坏庄稼，孤僻寡言。
辍学后，回家喂猪割草，空练就了一身力气。若问乡邻他有什么本事，一般都会认为他力气大，所以干来干去都是在窑厂搬砖。70年代“文革”期间，村里虽然都是吃菜根稀汤的，但像他这样的文盲也不多。“一方面家里穷，7个孩子，只有两亩地，吃也吃不饱。再一方面，他不读了也是因为他自己不爱读。”王书银说。不管怎么样，他哥哥王书会读到了中学毕业，还在村里当了木匠。
王书会是家里的顶梁柱，排行老二的他还有个姐姐。王书金在14岁时出事后，去少管所待了三年，从此就被永远钉在乡族的耻辱柱上，王书会更是对他“张嘴就骂，抬手就削”。郑成月总是认为，王书金缺少爱和温暖，“没有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郑成月曾经跟地方政法委的领导解释，为什么广平的凶杀案就是不绝，他说“贫穷是犯罪的本源”。
可最关键一点，在性禁忌更严苛的北方农村，王书金一直是在暗自疯长的境遇下摸索着这羞于启齿的本能，他曾经对郑成月说，他在冲动时就是控制不住，“如果能有人像你这个哥哥给我讲道理，我不会走到今天”。
90年代时，该村还是乡级建制，后在撤乡并镇中归于十里铺乡。村内王姓人口占了三分之二。郑成月带我去找王家的老宅，眼前的是一座荒弃的院子，院子里野草和树木已经疯长成一个小林子。站在南边的乱砖堆上，透过芜杂的树隐约可见两间东屋，四间北屋，王书金和王书会婚后都在北屋挨着住。如今，王书会的屋外墙已经粉刷了新料，而王书金的屋子还是他逃走时的模样。父母都过世后，王书会为祖屋上了锁，搬离了此处，仿佛要永远把家族阴影锁在这院里。耐人寻味的是，南边的邻居是一对新婚的夫妇，在知道出了个王书金后也搬走了。
郑成月匍匐在村里候王书金的时候，曾经找过他的前妻，他记得那个女人有点癫，毕竟她是换亲换来的，没人敢嫁给王书金。郑成月问了她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更确定王书金就是凶手。他若无其事地过了两年，到了1995年10月把最后一个女人奸杀后投井，因为被郑成月盯上而走上亡命之路。他从广平坐车到济南，到聊城，又到石家庄，回到原来干过活的鹿泉，因为没有找到活，又到了安阳、郑州、在荥阳砖厂安顿了下来。
郑成月熟练地向我演绎着王书金当年作案的路线，把作案点一个个指出来。王书金的记忆之强令人震惊，就是因为日复一日单调、沉闷的底层生涯，让他把每个不寻常的时刻镌刻在心。郑成月的记忆也很精准，他对这里寸土寸路都了然于心，由此可见此案对他有多重要。“可以说我是这个案子里很关键的人物。”他说。这几天，最高法宣布聂案重审后，他每天都接到记者的来电。他现在广平和北京两地都做着几个法律顾问的兼职。
尾声
2014年12月12日，是聂树斌案重现生机的日子，最高法宣布由山东高院进行异地复查，这是全国首例异地复查的案子。马云龙在几天后，把那些几年来抱团在一起的人请到石家庄，给他们安排食宿，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商量下一步怎么走。那个时候，李树亭虽然已经跟聂家解除了合同，但是他也过来介绍了那几年他去找的证据和线索，郑成月竭力推荐他再次成为申诉案的代理律师。当有记者问到张焕枝为什么又重聘李树亭时，她很快回答：“用我们乡下人的说法，他肯干活。”
当被问及聂树斌案是不是很快就要平反，老人的回答相当有智慧：“山东复查的结果我们挺乐观，但我还是不敢那样说，最高法还没有给我那个结论。”
下聂庄村村口竖起一排排白色的三层联排别墅，那是给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准备的，如果宅基地上不够住，其中一个儿子可以申请买那个房子，130平方米一套只要二十来万元。“我们家不具备这个资格。”张焕枝平静地说。
提到王书金，她的心里还是有所恨的：“假如他不做这个案子，我儿子不会有这个遭遇。但是从证据上看，他推动了我儿子的案子。”老人总是这么回答记者。
6月28日，朱爱民再次去会见了死刑复核中的王书金。6月8日，王书金就在电视上看到最高法的决定，他曾经跟律师说有次看见张焕枝在电视上出现，他也掉泪了。朱爱民把这最近的一次会面的对话贴到了博客上：
王书金：给他平反了，我的案子也就结了。
朱爱民：这是你的想法。
王书金：这事我想呢，早晚要有一个了断……
朱爱民：你紧张吗？
王书金：（摇头，回答得很快）不紧张。
朱爱民：说心里话。
王书金：是，不紧张。因为啥，咱知道杀人偿命，到时候了，早结束比晚结束强。
…………
朱爱民：假如说你现在见到聂树斌的母亲，想对她说什么？
王书金：头几天彭律师（另一名代理律师）过来和我说过，她恨我。我说她恨我不对，我招供在先，她申诉在后，这不怨我，还是办案单位造成的后果，这不应该于我有责任。
朱爱民：你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王书金：你见到聂树斌他妈，（跟她说）她恨我没有用，咱也希望她翻案。
（文中康老汉、王书会、王书银为化名）
记者 王丹阳 插图 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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