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接受“首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奖”——一个由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班的21位年轻作家评选出来的文学奖项，诺奖热门候选人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前不久来到了中国。他说：“当我第一次听说21名作家要给我颁奖时，我完全惊呆了。一个作家要得到同行的认可，往往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在梦中——难道我已经死了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奇迹。”
来北京后的一个下午，奥兹在人大给年轻作家们上了一堂创意写作课。在课上，他说：如果要我布置一个作业，你们猜会是什么？去写一个大概只占半页纸的小片段——一个丈夫和他的妻子，吃完饭后到底谁去倒垃圾？写作的时候要同时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同时对两个人表示赞同，乃至同情，但又要同时对他们双方都抱有讽刺的态度，与他们双方都保持距离。当然，最后不必去关心究竟是谁去倒了垃圾。
此行，奥兹在不同的场合下进行了几次不同主题的演讲，说了好多闪闪发光的句子，完成了很多动人的表述。但这个小小的课后作业却成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就好像奥兹告诉了我他在写作中最重要的机密。让我想起他曾经在那本被公认为他最好的作品，带有半自传性质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的序言里说的，他写那本书是为了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作家说他自己并没有在书中找到谜底。“作为读者，如果你希望在读过500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的罪愆，那么最好还是去读别的书。”别想从奥兹那儿得到答案。
为了解释自己出的题目，奥兹接着讲了一个流传在以色列民间的古老的故事：两个人牵着一头羊来到一个法官面前，其中一个张口说，这羊是我的。不出所料，另一个人说山羊是他的。法官听后，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都是对的。”回家后，妻子问法官：“一只羊怎么可能同时属于他们两个人，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说的都是对的？”法官说：“亲爱的，你一样是对的。”或许在写作时，奥兹就是在把自己当成那个法官？
那并不简单。如果你愿意花一点儿时间提笔试试这一题，就会知道，其实很难。而如果你需要奥兹推荐一些写作的样本，大概，他的每一本书都可以充当这个角色。不过，我猜他应该会首先推荐他的《乡村生活图景》，因为这本2009年发行的短篇小说集，刚刚才有了中译本。当然，几乎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也都的的确确可以充当合适的范例。
据说，这本书的写作基于奥兹很多年前的一个梦。在梦里，作家到了一个以色列古老的犹太村庄，那里空无一人。起初，他在梦里拼命寻找一个人，梦做到一半，他又成了一个正在被寻找的人，开始逃跑和藏匿。醒来后，梦里的古老村庄成为这本书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特里宜兰，它虽然不是梦里那样的寂寥、空旷，但是却同样忧郁，它正在衰败，像所有正被城市吞噬的村庄一样，它面临消失，即将被改造为富人们的度假胜地。在这个地方，奥兹讲了8个短小的故事，像那个梦一样，它们都关于寻找和藏匿，关于得到和失去。其中7个故事在相近的时段发生，彼此间拥有映照和关联，但这种关联是松散暧昧的，因此，你会在不同的故事里遇到熟悉的人，却并非进入罗生门。最终，每一个故事都留下一个谜，没有答案。
比如有一个关于村长本尼·阿弗尼的故事：一天中午，他正准备从办公室回家吃饭，忽然收到了一个年轻的阿拉伯小伙子送来的一张妻子写给他的字条：“别担心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字迹不慌不忙但足以让他觉得蹊跷。她去邻居家了？去买东西了？是不久就会自己回来，还是永远的告别，从此一去不返了？依照奥兹要求的那样，故事同时对双方表示出了同情和讽刺，他给出了足够的理由让这位妻子不再回来，也给出足够的理由让这次离开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很快，也许第二天，夫妻二人就会忘记。结尾，奥兹当然不会告诉我们答案，只是让本尼·阿弗尼坐在细雨中的长椅上，开始了等待。
再比如那个关于医生吉莉·斯提纳的故事：她的外甥刚刚出院，说好要到她家里休养几天。于是，在一个傍晚的公交汽车站里，她开始了等待。但直到末班车进站，她的外甥都没有出现。她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各种假设，他迷路了？上错车了？下错车了？她也开始四处寻找，企图发现一些线索，但最终，她连外甥的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外甥究竟为什么没有来？显然，奥兹依旧不会告诉我们答案。作者只是让斯提纳医生极尽纠结和慌张，并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会对这个孩子有如此的爱。当然，越是那样近乎神经质，越是让人觉得她的外甥没来的理由或许极其简单，甚至于他可能都并没有和她约好会在那天出现。
故事没有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也没有答案一样。但是，因为奥兹的铺陈，当读到这些故事时，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你原本知道答案，只是忽然丢了它。奥兹说，他正是希望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像你说自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到底丢的是什么。同样，有人可能在寻找一样东西，但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有人可能会害怕某一样的东西，但具体怕的是什么？有人在希冀一样事物，但你要问他究竟想得到什么？他回答不上来。”
奥兹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写作课老师。更有意思的是，这道写作的习题里，包含的不止奥兹的写作机密，似乎还有他的生活哲学。他几乎在以和讲这些故事同样的方式解答一切问题，在我们的采访里，他谈到每一个故事都同时包含着悲伤，但又同时都很可笑，就像“我的祖母以前常常说，这里疼，那里疼，到处疼，疼到几乎可笑”。谈到喜剧和悲剧并非来自不同的星球，“它们只是两扇不同的窗口，透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是人生共同的后院”。谈到现实生活几乎同时也是魔幻的，比如，“人际关系就是一种魔法，当一个男人成功地让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笑起来，这就是魔法”。乃至于谈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他为什么总是在推崇契诃夫式的结局，等等。
他总是在回答中首先建立出一对矛盾，然后用自己的逻辑把它们黏合在一起。他挑选的黏合剂，通常是那些生活中再微小不过的例证，而恰恰是这样，使他看上去似乎已经对生活达成了一种真正的理解。
这种理解和思辨从哪儿开始？无疑是作家身处，并感受到巨大矛盾的时候。但我想回到的时间点并不是1995年1月6日，奥兹的母亲自杀的那天。虽然，那一天，他的父亲和约瑟夫伯伯，乃之整个以色列的国民都在为是否向德国索赔而进行着争论，这足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格格不入的母亲之间构成无法化解的矛盾。虽然那一天，影响了奥兹此后的一生。而我想回到的地方，是基布兹。母亲离开不到3年，当时15岁的奥兹就离开家，选择到基布兹——以色列当时特有的集体合作社区里生活。
此前，奥兹处在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生活之中，每天面对着的是苍白与陈腐，而门外，以色列正在建国的热潮之中。在这种环境构建的矛盾里，奥兹的选择是，改变自己的姓氏——“奥兹”并不是作家的本姓，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力量”的意思，这无疑是一个人生命中要和过去诀别的重大决定。他说：“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这里的“他”，既是过去，是耶路撒冷，也指他的父亲——年幼叛逆的他将母亲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父亲。因此，基布兹是奥兹生活中毫无疑问的重要转折点。但是，这种转折的意义，并不是它带领奥兹走向了全然的反面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一种对生活的思辨。
“耶路撒冷的生活中，基布兹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和美学形态监督并塑造着耶路撒冷新的道德和生活。当15岁的‘我’来到基布兹后，基布兹的面目开始丰富，也开始更加暧昧起来。劳动固然光荣，集体固然昂扬，理想固然纯洁，但是，作为个人的‘我’仍然蠢蠢欲动，想找寻个体存在的意义。”作家梁鸿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就选择了一种自我辩驳式的复杂语式对这段时间进行书写。同时，奥兹还有一本叫《沙海无澜》的小说，整体建构在了基布兹。它讲的是一个在那儿出生的青年，渴望摆脱固有的生活，追求更广阔的自由而出走，但几经波折，选择重返基布兹的故事。“它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我’思想上背离基布兹完全相反。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奥兹真正的思考。奥兹没有以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衡量基布兹在以色列当代精神中的作用和价值，他在写一种生活的形式和内部可能包含的冲突。”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他不再以单纯的对错好坏来评判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生活，评判一切。
事实上，奥兹一生的写作就是从基布兹开始的。他在书中提及当时读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时所受的影响——“使我的创作之手得到了自由。”他这样写道：“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或者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劳神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在此之前，他几乎认为父母的窘困生活等等是不值得书写的。然而从那以后，他正视了“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备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作家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不堪，都像是得到了允许，开始进入他的写作。
于是，他才会在很多年的写作后对我们说：“我描写的单一主题是不幸的家庭”，“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很奇怪，当你从略显冗长和叠沓的叙述中跳脱出来时，你意识到奥兹是一个充满思辨和现实感的作家，但是，当你在读他的作品时，你感觉到他只在写家庭，他所有的文字都似乎在喃喃自语、循环往复地剖白着情感，夫妻、母子、父女，爱、婚姻、亲情。”梁鸿说。这种感觉，可能也来自于奥兹在写作中对现实和象征进行的完美杂糅。比如《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奶奶和细菌之间进行的对抗。“爷爷不得不每天早晨6点或6点半起床，拿着地毯拍子使劲地给她敲打床垫和寝具，晒晾被罩和枕头，给整个家里喷洒杀虫剂，帮助她无情地用开水煮蔬菜、水果、毛巾和厨房器皿。每隔两三个小时，他不得不用氯消毒液给厕所和洗涤槽消毒。……空气中弥漫着消毒灵、肥皂、乳膏、喷剂、毒饵、杀虫剂和爽身粉的浓雾，有些是从奶奶皮肤上飘出来的。”书中写道：“这些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于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区抵御其威胁。”于是，你无法分辨，奶奶究竟是在清除细菌，还是清除压在身上的苦难。
“虽然奥兹的作品包含着对以色列历史和政治的探察，但他似乎并没有一定想通过家庭来寻找以色列的命运，而是致力于呈现以色列命运如何渗透、改变、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个人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他致力于呈现：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纽带，它以何种悲剧的方式把大的社会冲突一一收纳并化为血液，由此生成个人的轨迹。”直到我们读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依然是如此。
再次回到奥兹的课堂作业，还会发现，他所提出的写作要求是可以让一个片段、一部作品经得起推敲的必要逻辑，但他没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写得迷人，什么样的语言更有吸引力。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它构成我们阅读奥兹的另一个重要的缘由，也因此依然要去他的作品中才能寻求解答。我能一下就想到的最好的例子，还是他那个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的小说《我的米海尔》的开头：“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种循环往复的语调和伤感几乎存在于奥兹的所有作品之中。它究竟迷人在哪儿，以至于打动了你，被打动的人自然知道答案。
记者 孙若茜 摄影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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