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李陀很重要的作用是因1986年第六期起担任了《北京文学》的副主编。1986年第五期前，《北京文学》的主编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副主编是王蒙与苏辛群，王蒙是兼任，主持工作的是辛群。1986年林斤澜上任当主编，辛群退休了，老林拉了李陀当副主编，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崇原是编辑部主任。林斤澜与李陀、陈世崇搭档，成就了《北京文学》的黄金时代。
林斤澜当主编，是从1987年第一期使《北京文学》焕然一新的。从这一期开始，《北京文学》一下子开了五个专栏，挑头的是汪曾祺的“草木闲篇”。汪老头与林斤澜是一唱一和的老哥们儿，自然要助阵的。小说方面，李陀负责布阵，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放到了头条。这一期老林写的《新年告白》宣言，调子很低。他说：“融洽和谐，活泼宽松是春光，是百花齐放必需的气氛。到哪里去讨这气氛？原来这气氛是要自己创造出来的。”“《北京文学》能有多大能耐？一共才吃几碗干饭？不过是仰望春风拂面，有一些飘忽如柳丝的想法。”
现在回头看，李陀在小说推陈出新方面，比我们预想的要谨慎得多。《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出了大事，《北京文学》相对更显保守。不仅是第一期的亮相，之后若干期都没有重要作品的集束，记得我们当时很有出乎意料感，觉得李陀上台也不过如此。但李陀就是在不慌不忙中，将余华、苏童、刘恒，直至后来的曹乃谦、丁天，一个个把莫言、马原之后的一批人推了出来。
余华其实1984年就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了一个头条《星星》，写得很稚嫩。星星原是孩子王，兴趣于邻居家孩子学琴。父母给他买了小提琴后，专致其中，如入了魔。大家都无法容忍他的琴声骚扰，于是父母就把琴卖了。孩子失了琴想琴，后来他偶遇在电视上见到的拉琴的孩子，那孩子被他的故事感动，就邀他合拉一把琴。这样的小说可以为头条，可见当时《北京文学》的标准。那时余华还在他父亲的牙科诊所学牙医。
《十八岁出门远行》真属脱胎换骨之作。1986年余华在《北京文学》发表《老师》，还是那种写师生温情，细节娓娓道来的小说，写年龄拉远的师生距离，仅结尾是他成熟后常用的句式：“老师死了，就如黄昏的风琴声一样消逝了。”而《十八岁出门远行》叙述已变得非常老到。这个短篇的开头令人感觉并不新奇：出门远行，搭车，那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已经是人人传诵了。但叙述过半，车坏了，坡上下来的骑车人开始抢苹果，卸车，最后司机抱着“我”的背包坐上拖拉机远去，出其不意，才醒悟他写的是荒谬。而结尾与父亲的对话，“你十八了，应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了”，又是阳光灿烂的感觉。仅6000字，结构上有这样意外的跌宕，当初确实有耀亮感。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下奠定了位置，李陀的鼓荡起了极大的作用，他逢人便推荐。同样情况，还有1987年第二期推出的苏童的《桑园留念》。苏童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南京《青春》杂志上的，叫《第八个是铜像》，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片名。这篇《桑园留念》同样是他成熟的开端。与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营造一个空间不同，苏童的小说是叙述一个长度——从“我”第一次碰上肖弟毛头，到认识丹玉与辛辛；最后，丹玉与毛头抱在一起死了，名字刻在了石桥上；辛辛变成了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苏童的小说里有性，有感伤，那时他还是纯情少年呢。余华却对性情、感伤都无兴趣。《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他已经热衷“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一年后他在1988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现实一种》，还记得读他这个中篇时的颤栗心理：他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写亲人间连环的杀戮——从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打耳光、卡喉咙起，到逼孩子去舔血，一脚把孩子“像布一样踢飞起来”；然后哥哥平静地看着狗舔足底，将捆绑的弟弟活活舔死；再然后哥哥被枪毙，医生们分解他的器官。结尾医生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莫言后来写《檀香刑》，应该由他启发的。
《北京文学》的1988年上半年特别引文坛注目：第一期发了《现实一种》，第三期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淋漓尽致地写年轻叔婶的偷情故事，最后结尾是主角杨天青裸体扎在水缸里自杀，大家发觉他的“本儿本儿大”。张艺谋后来将它拍成了《菊豆》。第六期又推出山西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每篇都仅千把字。第一篇写亲家租女人，黑旦把自家女人送走，回来的路上念叨：“球，去吧去吧，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横竖一年才一个月。”第二篇写温孩的女人黑夜不给他脱裤，不下地，下地回来还不给做饭。老一辈就说：“树得刮打刮打才直溜。”温孩就把女人打了，压在她身上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以简练至极的“山药蛋”式叙述，写不动声色的真实残酷。之前已有陕西杨争光，但杨争光是《中国》推出的，曹乃谦是李陀在《北京文学》推的，不一样。这些小说也就是在林斤澜主编下的《北京文学》才能推出，还安然无恙，它们无疑给了刘心武压力。无此压力，是不会有《人民文学》1989年的小说专号的。
李陀在《北京文学》当副主编期间，更重要的工作是为莫言、马原之后的第二拨（他的排序是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他于1988年、1989年发表了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一篇叫《昔日顽童今何在》，“顽童”指1985年在文学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李陀感叹他们对1987年后文学的失语，他认为：“与1985年的变革相比，这次改变不仅更为激烈，而且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变革得更为彻底。”由此他对那些彼此熟谙的批评家的说法是刻薄的：“1985年才刚过去，他们似乎一下就从一群顽童跃进成为一群老头儿。”
另一篇文章叫《雪崩何处》，更明确认为，余华为首的这批作家意味着“作者文学的出现”。所谓“雪崩”，是指“工农文学时代的正式结束”，指“语言的解放”，“归根结底意味着世界的更新”。他说，“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汉语的新纪元，“今天会不会再一次重演这样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
现在回头，他显然夸大了这批作家的作用。因为本是各式各样、此起彼伏、参差不一在构成着文坛。但他对这批作家的推动，无疑帮助了这批作家茁壮成长。记得在《雪崩何处》中，他坦诚记载了自己用1985年的阅读经验，初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惶惑。他说，因此惶惑，对余华“写作的追踪和关切，也成了我对自己在写作阅读上所持的习惯立场和态度进行不断质疑的过程”。
李陀因此是他那代人中，罕见不断在甩开他人前行的。（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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