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俗化立国的土耳其，下一个路向是“伊斯兰化”吗？
恐慌
7月15日的土耳其政变中，总统埃尔多安躲过了两次死劫。当晚，他前脚刚离开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的酒店，就有25名士兵乘坐直升机携武器赶来。而当埃尔多安乘坐湾流4型商务机从距离马尔马里斯一个多小时路程的达拉曼机场升空后，又遭到参与政变的两架F-16战机雷达锁定和半空袭扰，但对方为何没有开火，则是一个谜。
埃尔多安少年时曾在街上卖糕点，据说要是有人想骗他，很快就会遭到一顿揍。当地老人说他：“打架从来不会逃。”这一回，埃尔多安决定以铁拳反击。政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在军队中展开了大规模行动。1万余名军人被羁押，高级将领中约四成被开除。军队系统将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从总理府管辖改归总统府管辖，将以往隶属于武装部队的宪兵、海岸警卫队、军队医院等改为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此外，土耳其最高军事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增加了文官成员，军事基地也将从土耳其主要城市中心撤走。
政变发生后不久，埃尔多安就将矛头指向了伊斯兰运动的领袖人物费图拉·居兰。以清除“居兰势力”影响之名，清洗从军队系统蔓延到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包括10名最高法院法官、140名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在内的近3000名法官和检察官被逮捕；1043所私立学校、1229家协会与基金会被关闭。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重新整合了政治势力和政治资本。7月24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和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等在伊斯坦布尔共同组织了反政变抗议集会。第二天，埃尔多安与两个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启动小范围修宪进程达成共识。作为回报，埃尔多安提出将所有针对反对党领导人的诉讼一笔勾销。埃尔多安还宣布将于8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一场盛大的民众集会，试图将持续半个多月的各地反政变集会推向高潮，凝聚社会支持。
一场失败的政变换来了与其期望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确定，埃尔多安与其带领的正义与发展党疾风骤雨般地巩固并扩大了权力。
如何看待当下的土耳其？舆论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一些在政变发生之初就欢呼雀跃的观察家说，土耳其失去了最后一次保住民主的机会。然而一个悖论是，即使埃尔多安政府真的在一步步走向极权，军事政变也从来不是民主的胜利——它不是民众革命，它的本质就是专制的，这一点在土耳其并不例外。
很显然，外界对于土耳其的一切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它是否保持民主，而在于另一种深刻的恐惧：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华尔街日报》说，埃尔多安将把土耳其带向1979年的伊朗。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朗从一个世俗国家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事实上，从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第一次赢得大选以来，这种恐惧就从未消失。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得以连任，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使其理想人选、有伊斯兰背景和宗教倾向的原外交部长居尔登上了总统宝座。那时就有观察家悲观地认为，世俗主义在土耳其遭遇到彻底失败，土耳其将逐渐改变其世俗发展道路。
世俗主义者的反抗越来越无力。1997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军方只是提出有关世俗主义和政治化伊斯兰的问题，来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总理就不得不签署保护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决议。在军方发出备忘录之后，埃尔巴坎被迫辞职，他还被禁止在5年内从政。时至2007年4月，针对居尔的总统候选资格，军方只是在总参谋部的网站上贴出了一个声明，称军方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允许任何破坏共和国基本价值观的活动发生。这份声明被土耳其媒体调侃为“网络政变”（e-coup）。正义与发展党的回应方式是提前举行大选，并大获全胜。接着，2008年3月，世俗主义的支持者以一场“司法政变”应对。土耳其首席监控官亚尔琴卡亚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禁止埃尔多安及居尔和另外69名党员在5年内参政。他在长达162页的诉状中指责正义与发展党企图利用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法、消灭宪法规定的世俗原则。然而，宪法法院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后，于7月30日以6票对5票的结果拒绝了针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各项指控。
对军方及其代表的世俗主义势力力量渐微的一种解释是：埃尔多安政府蓄意削弱了军方的权力。2011年8月，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确认了政府对高级指挥官的任命权，服务部门指挥官由对国防部长述职，改为对总理述职。但常常被忽视掉的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改革依然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必经之路。
持续仅仅5个小时的军队政变集合了一切失败元素。策划政变的总参谋部校级军官根本没有抓到政变目标——埃尔多安在近千公里外的海滨休假，他们也没控制住身处首都安卡拉的总理、内阁成员和国会，更没控制住媒体。军队的高级将领不支持政变，更重要的是，军官们没有得到土耳其民众的认可。没有一个反对党视政变为攫取权力的机会，相反，它们都在局势明朗之前就明确表示反对政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说：“我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批评者，我有很多的理由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执政党。但是，政变永远不是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办法。在我一生中，我亲历了三场‘成功’的政变和四场‘失败’的政变。所有这些政变都使得土耳其的问题更严重，人民更不幸。”
当埃尔多安在用手机软件Facetime接受CNN采访，并呼吁民众“上街去给他们你们的回答”时，土耳其民众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人们冲进了伊斯坦布尔机场，在安卡拉爬上了坦克。埃尔多安确认了自己与人民的政治契约，将其执政正当性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使得军人通过电视台来“代表土耳其人民”的努力化作泡影，原本占据优势的政变军人瞬间被还原为叛国者。
政变当天，埃尔多安在降落安卡拉机场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即使准备极为仓促，埃尔多安依然对发布会现场进行了布置：镜头里，他的身后摆上一张肖像，那是土耳其开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创立者。
集合一场政变的诸多元素，不难发现，对于拥有漫长伊斯兰传统，又以世俗主义立国逾90年的土耳其，以“伊斯兰化”一言以蔽之，这种判断与其带来的恐慌都未免太过草率。
复兴
土耳其军队被称作土耳其政治的“稳定器”。1960到1997年之间，军队成功实施了四次政变，颠覆有可能背离世俗主义的政府。每一次，军人都会还政于民。就这一点而言，军队确实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变的反复发生似乎说明：土耳其社会存在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发展逻辑。
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改造符合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模式为发展目标，走向民族国家。基于这种观念，他抛弃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遗产，着手对土耳其进行全盘改造：法律源自德国、意大利、瑞士；拉丁字母替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采用西方历法，使用西方节假日和着装标准。
对于伊斯兰这一土耳其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凯末尔开出了世俗主义的药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药方并不与西方模式相同。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指出：“西方的世俗主义，指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完全不去管宗教。而凯末尔世俗主义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要严格地控制宗教，宗教必须在公共生活中被消除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对于伊斯兰教的地位问题，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一位思想家格卡尔普曾提出，伊斯兰教应该退出政治领域，但在社会层面保留伊斯兰教，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精神依托。但凯末尔上台后“把伊斯兰教从公共领域彻底清除掉了”。政治对宗教的管控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在1925年，土耳其共和国颁布实施了“帽子法”，该法禁止成年穆斯林男性戴旧式的无檐毡帽，取而代之的是欧式礼帽。那些违法的人要么被罚款，要么被监禁。在一次为新实施的“帽子法”进行辩护的演讲中，凯末尔曾这样说：“压在我们头顶的这顶毡帽代表着愚昧、狂热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对进步和文明的仇视。我们应该用文明世界人们惯常所戴的帽子来取代土耳其毡帽，这样就不仅表明土耳其人与整个文明家庭成员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其他方面，我们之间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差别。”
施展指出，这场激进转型的一个问题是：“凯末尔主义只构成一个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用来形成一个公用身份的，但是作为土耳其的个人来说，生活中并不只有公共政治生活，也还有日常的精神生活。而在这个精神生活而言，民族主义从来给不出任何用于规范世道人心的内容。在穆斯林社会，传统伊斯兰教是用来规范世道人心的。”
对凯末尔主义的推行，使土耳其陷入一种分裂。一方面，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伊斯兰传统成为严防死守的禁忌；另一方面，在土耳其人的公共生活里，这种传统依然生机勃勃。
1946年以后，土耳其开始转向多党派民主政治体制。政治转型使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政党的根基浅薄，而传统宗教组织往往有很强的传播、动员和组织能力，民主化也就必然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无论什么党派，其政治活动总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
伊斯兰传统在1946年已经开始了复兴之路，教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47年，政府做出决定：在有关的教师和课程征得教育部同意后，人们可以自愿组织实施伊斯兰教育。1949年，政府决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每周两小时的宗教选修课，条件是必须有受教育者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授权，必须使用由宗教事务局和教育部共同编写的教材，教师只有通过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授课。同一年，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同意建立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其他宗教措施包括新的宗教职业高中的建立、《古兰经》课程的开设、宗教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在公共场所允许穿带有宗教色彩的服装等等。教育部于1947至1948年开始在私立宗教学校中实施了培养宗教领导人的计划。1949年，教育部先是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后又在伊兹密尔等8城市中开设了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甫课程（Imam-Hatip Kurslarl），这是一种短期的宗教教育学校。土耳其伊斯兰宗教教育开始真正进入了全面正规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民间的宗教组织从95个增加到5104个。1950年，当时的民主党政府规定，宗教课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必修课，同时恢复伊斯兰教的高等教育。1956年6月，政府又规定在伊斯坦布尔重开伊斯兰研究机构。在民主党政策的激励下，宗教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戴面纱的妇女人数、清真寺的数量等都有了大量的增加。1960年，军队发动了第一次政变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政变并没有将土耳其带回到凯末尔执政的时代。1961年的宪法明确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方面都是自由的，这回应了土耳其社会兴起的宗教需求。
“任何一个成功的宪政秩序，必定要包含着其形式（宪法典章）与质料（社会现实）之间的匹配关系，”施展指出，“倘若其匹配度很差，却仍要坚持其形式的话，则无法避免地会走向用暴力强制推行。”这就是土耳其反复出现以军事政变形式维护凯末尔式世俗主义这一现象的原因。而作为一个人口99%为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的各项政治安排里面完全没有伊斯兰的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调整
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是国家海事局的一名舰长，母亲是家庭主妇。由于家境贫寒，埃尔多安童年时在大街上卖过柠檬汁、香料和面包，在足球场里卖过纯净水和糖果。他曾回忆自己受到的宗教教育的影响：“我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伊斯兰宗教学校，我的生活轨迹在那时已经定下来，我学会爱国、爱他人，为国家服务、礼拜、团结他人等等。”埃尔多安常常朗诵那些蕴含着苏菲教派哲理的诗歌。他还经常运用伊斯兰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他宣称自己是伊玛目。遭到批评时，他反驳说：“当你们听到伊玛目这个词语时，你只是想到清真寺的领拜人，而在伊斯兰教中，伊玛目指的是拥有权威进行统治的人。”
早在大学期间，埃尔多安就追随了土耳其前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1970年，埃尔巴坎创建了土耳其第一个走向政治舞台的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发起了一场民族观念运动。埃尔巴坎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他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土耳其要建立民族秩序，结束西方化的进程，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应该与伊斯兰世界而不是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坚信土耳其应该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他甚至希望建立穆斯林共同市场，以伊斯兰第纳尔（Dinar）为共同货币，并且组建成一个穆斯林防卫联盟。
从表面上看，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是埃尔巴坎倡导的“民族观念运动”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巴坎并不对西化和西方持完全拒绝的态度，他将西方文化与技术分开，赞成土耳其通过技术革新走向强国之路。从本质上说，他与凯末尔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关切：如何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只不过，他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浸润下起步的。民族秩序党在1971年被取缔。1972和1980年，埃尔巴坎又先后建立了救赎党和繁荣党。埃尔多安在繁荣党内的晋升速度很快。1984年，他成为繁荣党Beyoglu区的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次年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繁荣党行政机构。1986年，他就当选为繁荣党中央行政委员会委员。
繁荣党在政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95年大选，他们与中右派政党真道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第一个执掌国家政权的伊斯兰政党。埃尔巴坎当选了土耳其总理。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土耳其军方用一纸备忘录将埃尔巴坎赶下台。此后，繁荣党的旧部又陆续组建了美德党、幸福党，但都未能东山再起。在力量的重组中，不同意见者分道扬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
过去的5年对埃尔多安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和繁荣党一道跌入过谷底。1998年，他因当众颂扬宗教诗篇被判刑入狱10个月。他接受了这个教训。在服刑结束之后，埃尔多安总结说：“我们现在不应将宗教象征用于政治实践中，而是指导信徒如何参与政治，也就是说不再运用导致世俗政权反感的宗教话语。”2001年建立正义与发展党时，埃尔多安在政党徽章的设计上抛弃了新月标志（这是繁荣党、美德党和幸福党共同使用的标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发光的灯泡。埃尔多安宣称自己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人”。
正义与发展党人和曾经的“民族观念运动”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意识形态和政策已经超越了以往伊斯兰教政党的僵化路线，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至少在行动上，他们不再坚持埃尔巴坎的信条，不再对西方和全球化持有敌意，相反，他们开始拥抱一个更加开放、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埃尔多安从上台起就努力追求土耳其加入欧盟，并根据欧盟的要求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除了改造军队系统，正义与发展党降低或者放弃进入议会选举需要的10%的选票门槛，降低政党获得国家财政支持所需要的7%的支持率门槛，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小型政党参加到选举中来。同时，该改革方案允许政党在选举中使用土耳其语以外的语言，包括方言和库尔德语。在经济上，他们积极将土耳其嵌入全球市场。在外交上，土耳其并没有完全转向东方。“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是正义与发展党人更青睐的语言和定位。2003年开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人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土耳其议会投票表决的时候，作为党魁的埃尔多安曾奉劝自己的议员们投赞成票。所有这一切，都和令人们恐慌的极端的伊斯兰政治相去甚远。事实上，就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土耳其还被西方视作伊斯兰民主化的典范。
土耳其著名政治学者齐亚·厄尼斯（Ziya Onis）认为，埃尔多安和他的同侪从繁荣党的失败认识到，世俗主义力量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世俗秩序是政治活动不可挑战的底线；同时他们意识到，在底线无法突破的条件下，必须通过民主化手段扩大边界的范围，因而成为民主的坚定支持者，这也促使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温和化。
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
怀疑论者认为，埃尔多安的温和化面孔不过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政治策略，未来土耳其会走向更为激进的道路。但所有猜测必须基于事实：过去14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4次大选的胜利，这是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正如这次军事政变中所展现的一样，埃尔多安很清楚什么才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土耳其的政治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传统的需求是什么？人们期待和接受何种程度的保守化？
伊斯兰政治在土耳其的兴起与经济结构及其塑造的社会阶层变迁息息相关。1927年，凯末尔政府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政策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工商业体系。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一经济策略的结果是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代表多是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代言人。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害怕竞争和全球化。
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土耳其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其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土耳其的中小企业搭上了转包合同的春风，并被迅速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有统计称，土耳其80%以上的中小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一半是在9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中的新建企业最多。这些企业发展虽然快，但他们在国家机构中没有代理人，政府政策总是支持大企业。在繁荣党执政前的10年内，国家机构和国家银行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只占总贷款量的3%～4%。
土耳其企业家阶层出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一个标志是，亲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工商企业家协会”是20世纪70年代由11家大企业建立的，而1990年中小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
这些中小企业与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有着尖锐的利益冲突。“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在1997年土耳其经济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军队干政：“寻租者”利益圈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进程。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主义经济学家穆斯塔法·厄扎尔对藏在凯末尔主义背后的“寻租者”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些“寻租者”都是靠政府保护剥削国内市场的掮客。这种话语在工人阶级中也大受欢迎。从繁荣党到正义与发展党，伊斯兰主义政党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这成功地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受益者与失意者都团结在了它们的周围。
在土耳其南部最大城市加济安泰普，Naksan公司是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最大的塑料袋制造商之一。就像新一代安纳托利亚商人，老板塔内·纳基博格鲁（Taner Nakiboglu）在美国接受教育，但却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与正义与发展党的许多领导人一样，他的妻子也戴头巾。在土耳其解除大学里的头巾禁令之前，家族里的女性为了躲避禁令远赴美国求学。任何人来到公司，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门口的白墙上刷着的醒目的《古兰经》字句。
安纳托利亚地区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大本营。安纳托利亚远离伊斯坦布尔，有着保守的、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传统。凯末尔革命作为精英主义运动从未在这里获得胜利。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专家昝涛指出，在讨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人们多会谈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但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现代化的挫折，现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在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后，往往倾向于从自身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促使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他们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这些地方的工商业者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方面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恰恰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14年来所遵循的路线。
这些“安纳托利亚小虎”被观察家称作“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国家的保守化？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奥默尔·塔什珀纳尔（Omer Taspinar）说，“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更关心利润最大化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他们更愿意保持政治稳定，而不是引入伊斯兰法，制造一个神权国家。
伊斯兰化？
执政14年，埃尔多安采取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策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1923年，凯末尔建立国家宗教事务局主管宗教事务。从2006年开始，该部门的预算翻了4倍。原本由副总理管理的宗教事务局直接划归总理管理。事实上，这一举动与其说是“伊斯兰化”举措，不如说是服务于外交。当时的总理达武特奥卢是土耳其外交的建筑师。他希望土耳其能够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对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穆斯林群体产生影响。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联盟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组织之一，宗教事务局的法国分支机构，也有同样的地位。在荷兰，宗教事务局为荷兰伊斯兰基金会支付薪水，看管140座清真寺。2011年，宗教事务局还与中国签订了一份协议，代为培养伊斯兰学者，修整清真寺。在宰牲节时，宗教事务局会将符合教义要求的羊肉远运至非洲不发达国家。宗教事务局甚至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由30个拉美国家穆斯林学者参与的峰会，这还是拉美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这次峰会的闭幕式上，埃尔多安语出惊人地宣布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至今，有两项政策引起了最多的非议。2013年，土耳其政府解除了有数十年历史的对头巾的禁令，那些在文职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被准许自由选择是否戴头巾。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头巾在政府机关、医院、大学和学校遭到禁止，它们被赋予了极多的政治内涵。1997年，土耳其军方还给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政府权威机构严格实施头巾法案。该法案在更大范围得到了更严格的实施，以至于那些只在下班期间戴头巾的女教师也不能被升职，甚至有些男性因为自己妻子戴头巾也不能获得国家公职。在1999年4月的政治选举中，美德党女党员麦尔维·卡瓦克绮（Merve Kavakci）被选为议会议员，她本来打算戴着头巾宣誓就职，然而由于遭到支持世俗主义的议员的强烈反对，很多议员甚至坚持要把她赶出议会。德雷米尔总统甚至公开指责她是“为极端伊斯兰政体服务的奸细”。在同年5月7日，宪法法院还对卡瓦克绮提出了起诉。根据凯末尔主义者的国家意识形态，任何身份诉求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所以都是非法的。
土耳其政府迎来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土耳其反对党称它是“对共和国的一个严重打击”。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迟来的改革。土耳其评论家齐亚·梅拉尔（ZiyaMeral）说：“当妇女开始公开在工作场所戴头巾时，摆在土耳其面前的挑战不是它是否越来越宗教化，而是土耳其最终是否将从一个严格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变为一个可容纳多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国家。”
另一项饱受争议的改革是在教育领域。1997年以前，土耳其义务教育只有5年时间。在学生接受完小学教育后，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是将孩子送入传统中学还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中包括为清真寺培养宗教人员的伊斯兰宗教学校。这些学校在常规课程外，每周安排13小时的伊斯兰课程。1973年以后，这种学校的数目就呈几何式增长。1997年，每10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在这样的学校学习。1997年政变后，土耳其军方对教育进行改革，将义务教育延长至8年，使学生进入宗教学校的年龄不会低于14岁。同时，大学入学考试体系对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毕业生提高了门槛。其结果是，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入学率从11%下降到了2%。其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75%下降到25%。2012年，正义与发展党颁布了“4+4+4”教育改革。这项改革将义务教育年限增至12年，但从5年级开始，学生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毫无疑问，埃尔多安治下，伊斯兰在土耳其公共空间的呈现越来越多了。但以此判断土耳其走上“伊斯兰化”道路并不客观。施展指出：“复兴伊斯兰与伊斯兰化是完全两回事，它有一个质的区别。复兴伊斯兰指的是在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政治不再那么严格地压制宗教了，而伊斯兰化指的是宗教要反过来控制政治。埃尔多安上台之后，他复兴伊斯兰的种种努力让外部特别是欧洲感到，土耳其似乎是在往伊斯兰化的方向走。但以头巾为例，美国都不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土耳其却禁止。埃尔多安允许妇女戴头巾，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宗教正常化的现象，并不是说允许戴头巾就是要伊斯兰化了，这是两回事。所谓的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进程，严格说来是把政治对于宗教的控制和管理逐渐放开。”
昝涛指出，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化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是站在西方世俗主义的立场上申论的，并没有真正站在土耳其大众社会的角度上看。从历史脉络来看，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也没有真正建立过所谓的教权主义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教权国家。现实政治力量强于宗教，国家有正常的政治运作。统治者为自己预留了很大的权力空间，也存在与伊斯兰教法并行的立法实践。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并不是凭空创建的，也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我们无法知道埃尔多安将来会往哪个方向走，埃尔多安他自己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法。”施展说。不管埃尔多安究竟是谁，挫败政变都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绝对权力。2015年6月份的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的席位没有过半数，尽管在11月重新选举时获得简单多数，可见在政治程序上对埃尔多安及其党派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至今依然有着加入欧盟的意愿，这些都构成了约束土耳其的外部条件”。
“现在摆在土耳其面前的难题是：对于这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应该实现什么样的长远的、具有创新性的政治秩序安排。”昝涛指出，政变过后，埃尔多安已经具备决定土耳其未来走向的机遇和能力。选择成为一个伊斯兰保守主义者，推动伊斯兰化的进程，还是扮演一个调和性角色，不完全抛弃世俗主义和土耳其现代国家的基础？短期主动权在埃尔多安手里。
（参考资料：《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历史机遇》，昝涛著）
主笔 徐菁菁 记者 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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