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50多年的时间，不丹就完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从封闭的君主制国家，成为一个开放的民主制社会。“作为一个脆弱的小国，不丹经不起失败。我们必须最初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这样说过。在传统与现代碰撞最激烈的首都廷布，如今是怎样一番景象？
流浪狗
每位在不丹工作的导游都要求身着传统服装来陪同客人。对于男性来讲，是一件用腰带紧紧捆绑后及膝的长袍“帼”，穿着时还要将衬在里面雪白的袖筒反折在外。“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口袋。”和导游索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从交衽的领口伸手进去摸出了钱包、手机，还有一张A4纸大小的日程表。“相比女人，不丹男人更爱炫耀双腿。”索南的这句玩笑是说不丹男人在长袍之下都要搭配黑色长筒袜，能显出腿部的线条，而女人的裙子“旗拉”是长及脚踝的。就在几年前，传统服装是必须穿着的，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检查和罚款，现在它是政府公务员、导游、公司职员、学校教师和学生等群体的着装规范。
然而很快就看到了索南身着休闲装的样子。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索南穿着T恤衫、短裤，脚下是一双人字拖，揉着还惺忪的睡眼，匆匆赶来医院和我见面。我们本来约好9点钟从酒店出发，可是他突然接到了我的电话——我被狗咬了。
早上我穿过酒店庭院去餐厅的路上，有三只酒店养的藏獒朝我跑过来，其中有一只假装用牙轻咬我，我猜只是一种表示亲近想要玩耍的举动，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它锋利的牙齿还是将我的皮肤刺破了。
尊重我的要求，不丹医生为我注射了狂犬疫苗。她特别解释，不丹是采用皮内注射的方式，和中国用的肌肉注射并不相同。这种注射方式主要是为了节省药剂的使用量，同量的针剂能给予更多的病人。我就诊的医院是首都廷布的吉格梅·多吉·旺楚克（第三任国王）国家转诊医院，这是不丹最好的医院，基本检查和药物在不丹都是免费的，狂犬疫苗也属于免费范围。
从医院出来我有些郁郁寡欢，毕竟刚来就突然发生了这桩麻烦事，之后旅行还要惦记着打针。回到酒店看到那只闯祸家伙楚楚可怜的眼神，我的气消了一半。索南安慰我，幸好不是流浪狗咬的，家养的狗健康状态可以保证。本来索南见面前准备的问候语是，昨晚睡得好吗？有没有被满城流浪狗的叫声吵醒？
我这才注意到首都廷布流浪狗数量之庞大，店铺前、树荫下、交通环岛周围、寺庙的转经轮旁或者任何城中的空地，都是流浪狗集结的地盘。它们白天处于慵懒的状态，基本都蜷缩成一个圈儿趴着睡觉。而到了夜晚，廷布便成了狗的天下。它们成群结队在街道上游荡，也为了争夺食物和地盘打斗撕咬。游客对流浪狗多有抱怨，这愈发成为蒙在旅游业上的阴影。首先是夜晚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让人不得入睡，其次就是被狗咬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今年4月的统计，国家转诊医院已经救治犬咬伤700余人，政府为此承担的花费是50万努扎姆（相当于5万多元人民币）。难怪面对我并不严重的咬伤，医院的建议是先观察再说。
相比不丹其他市镇，首都廷布的流浪狗是最多的，统计超过5000只，每100人就拥有5只狗。廷布的现代垃圾处理体系还不成熟，流浪狗除了获得喂食外，还能从大量的城市垃圾中找到不少食物；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廷布生活的狗缺少天敌，随着城市日益扩张，曾经捕食狗类的豹子全都退到更远的山林之中。
大多数国家对流浪狗的处理办法是“限期收容，逾期安乐”，否则它们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而在不丹人的佛教信仰里，狗是最接近人的生物——在不断的转世投胎里，今世为狗，下一世就有机会做人。因此，杀生绝无可能。从2009年开始，不丹政府联合国际人道协会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为流浪狗绝育和注射疫苗的项目。这样大规模绝育的方法在其他国家很少实践，因为漏掉一只，就意味着有可能又会出现一窝小狗。2015年6月新闻公布的数字是已经有2.4万只流浪狗接受了手术，它们的左耳都有三角形的缺口作标记。当地狗的寿命平均在12年左右，“要再过五六年的时间，这批经过绝育的狗出现自然死亡，流浪狗的数量才会下降”。
晚上回到酒店房间，我发现床头多了一本书，叫作《达瓦，一只不丹的流浪狗》，本地作家所写。“虽然旅行指南能告诉你一切，但我们认为往往是关于本地的故事、神话、诗歌和寓言最能让你了解目的地的文化和传统。”一条丝带将这张纸条系在上面。我突然觉得，咬人事件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得以让我从一条狗的视角打量这个城市。
“达瓦”本来是一条毫不起眼的流浪狗，因为会发出独特的嚎叫，成为廷布狗群中的首领。它出生在不丹西部的城市帕罗，怀着看世界的愿望来到了首都。“原来那些闪烁着的光不是星星而是车灯啊！”它很快学会了怎样在车流中横穿马路。廷布生活安逸，“这是流浪狗梦想生活的城市。宗教仪式每天都有，当看到那些白色的帐篷支起来，就意味着今天的食物有着落了”。不久达瓦染上了兽疥癣。它决定远走他乡，去寻找那个曾让病人通过冥想从麻风病中康复的洞穴。在全书的结尾，进入暮年的达瓦没有回归狗群，而是选择居住在廷布山顶寺庙昌岗卡拉康的空地上。“从那里能俯瞰整个廷布。它每天都能望着这座城市，就如同爷爷端详着孙一辈的成长，置身事外又保持关注。”
山谷中的首都
昌岗卡拉康是城中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当地人习惯在家中添丁后来到这里为孩子祈请一个吉祥的名字，它一度也是观看廷布风光的最佳地点。而现在，这个位置被廷布大佛（Buddha Point）代替。这座从廷布任何地方都可以仰望到的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佛像让我联想起国内遍地开花的大佛工程，通常地方政府会期待一尊大佛能够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即使是旅游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果然它和中国有关系。佛像是由一家南京的雕塑生产商制作的。工厂生产出不同规格的镀金铜片，经由不丹和印度交界的边境城市庞措林，再运到廷布组装。这和不丹最常见的泥塑佛像制造工艺截然不同。在不丹国家确认的13项传统手工技艺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泥塑佛像的制造。“首先雕塑者要有端正的态度和坚定的信仰；制作的过程中，泥土要混合多种草药以及‘圣物’；制作完成后佛像还要由僧人主持开光仪式。只有经过这些步骤，佛像才能被供奉。虽然只是简单的泥土，但却能让人在注视时得以净化。”后来我在不丹国家博物馆正好碰到一个庆祝小王子诞生的泥塑佛像展，其中的导语这样写道。不过，我的导游对这尊金色大佛赞叹有加。42米高的佛身以及莲花宝座内部还有10万尊8英寸高的贴金小佛像来做填充，另外有2.5万尊12英寸高的贴金小佛像排列于20米高的金刚宝座内的大殿墙上——这些都是他从未见识过的高超技艺。
廷布的全景铺展在眼前。整座城市位于旺曲河西岸，在狭长的、郁郁葱葱的山谷中呈南北向延展。它南北只有5000米长，东西最宽处不到2000米，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
1961年，不丹首都从普那卡迁到廷布。迁都的原因可能是普那卡的土地受到了局限。在普那卡时我看到原来旧都的房子已经湮没在森林之中，只留下最雄伟的普那卡宗堡，新城则搬迁到附近一个平坦区域。由于旺楚克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1907年在普那卡宗堡完成了加冕仪式，后来新国王加冕都在这里进行。2008年，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在普那卡宗堡从父亲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手中接受了象征权力的渡鸦之冠。2011年，他大婚仪式的首场庆典也在普那卡宗堡举行。廷布的海拔是2000多米，夏季气温凉爽。位于首都扎西曲宗堡的中央僧团，一直保持着夏季在廷布、冬季搬往普那卡的习惯。
一片有着棕红色屋檐、金色尖顶和白色墙壁的建筑就是扎西曲宗堡。宗堡最早的功能是用于战争中防御的堡垒要塞，早在12世纪，不丹境内就有许多宗堡，都是建在地形险要的战略要地。17世纪，第一次统一不丹全境的夏宗法王创立了一种将神权和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管理体制。夏宗是整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在他之下，杰勘布是寺庙住持以及僧团的最高领导，国家行政事务则由世俗统治者第悉来负责。宗堡从此成为宗教僧团和世俗政府共同办公的场所。
夏宗法王离世后，他的身、语、意的不断转世并不能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树立权威。最终在1931年，作为夏宗法王第六世心意转世的晋美多杰活佛在深夜被人用丝巾塞住喉咙窒息而亡，标志着夏尊转世到此终结。当时的王室对此保持沉默，一个解释是晋美多杰在免除税赋的做法上逾越了权力，挑战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由此牢牢把握国家的统治。
1953年登基的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在英国和瑞士接受过教育，他意识到专制的中央集权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开始尝试分权与民主，治任末期已经初步实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体制。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继续将民主进行到底：1998年，他宣布国王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将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他启动了不丹首部宪法的起草，设想让不丹实行两党选举制，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并对君主实行65岁强制退休；2005年12月17日的国庆节，他告诉全国，即将传位给王储，不丹将于2008年举行历史上的首次全国民主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和第一位民选首相。于是在2008年，不丹和平告别了延续一个世纪的世袭君主制，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国王担任象征性的最高元首，新政府负责执政。如今中央政府的10个部门中，内政部和财务部都在扎西曲宗堡里办公，国王办公室也在这里。全国20个行政区一共有20个这样的宗堡，扎西曲宗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他宗堡平时都允许游客参观，扎西曲宗堡只在17点半政府人员下班之后才对外开放。
每个宗堡的形制都不相同。不丹人都说普那卡宗堡是最美宗堡，因为因地制宜的建筑与时节美景相映成趣：春天宗堡门口的紫色丁香花会为洁白的高墙画上淡雅的图案；此时正逢夏日雨季，奔腾的父曲河与母曲河产生的水汽将高耸在山崖上的宗堡笼罩，有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缥缈。而相比之下，扎西曲宗堡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就显得中规中矩得多。那些经过精心打磨再用来砌墙的花岗岩石块，让建筑缺少从山中长出来的粗粝之感。所有宗堡都是用石块、夯土和木材修建，寺庙中日夜不息的酥油灯让大部分宗堡都受过火患之苦，扎西曲宗也不例外。让人赞叹的是，在1966年的重修与扩建中，扎西曲宗堡依然能够完全沿用传统方式——不使用钉子，并且完全依靠主设计师心中的建筑概念，不做任何规划和草图。
首都廷布就由宗堡开始，逐渐发展出现在的规模。不丹商人雅布·乌金·多杰在他的口述著作《彩虹和云朵》中，讲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来廷布谋生的故事。那时扎西曲宗堡前聚集着最多的生意人，都扎着帐篷，许多是贩卖印度那边进口来的火柴、香皂等生活用品。多杰也搭了个摊子，晚上做衣服白天来卖。后来政府嫌宗堡前太过杂乱，要求商人们搬走，“6年里搬了5次家”，他得到了政府分给的一块地，“地址是一排一号”。接着多杰响应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种起了苹果树，又在70年代初抓住了城市第一轮建设的机会做起了木材加工的生意。“如果和官员合作就能让买卖好做，于是我的合伙人里有了后来的财务部长和内政部长。”多杰逐渐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90年代退休之后还借着旅游业对私人进入的放开，在普那卡盖了第一家酒店。这位多杰不是别人，正是第四任国王的岳父。1979年，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迎娶了多杰的4位女儿做妻子。多杰的舅舅是1931年被暗杀的晋美多杰活佛，那场风波之后他们一度被迫流亡西藏和印度。第三任国王用贸易特权来补偿多杰家族的损失，第四任国王与4位女儿的婚姻则可以看作旺楚克王朝家族和夏尊转世活佛家族的最终和解。
在谷地里，扎西曲宗堡、国民议会大楼、最高法院和皇宫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形成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除了这壮观的一片，廷布缺乏通常标准下的首都气象，它看上去就是个背靠传统农业社会的乡镇。城中的建筑不高，密度不大，行人不多，街道不吵，一切都在节制中进行。我们从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转机而来，摄影记者蔡小川和我说加德满都太容易出片子了，随手一拍，镜头里就闯进来五颜六色高矮不齐的房屋、身穿艳丽服装的尼泊尔女子、额头上点着红色“提卡”的小朋友，还有平板车上叫卖的各色瓜果，或者撒满金盏花瓣的神像。可是廷布清淡得好像一股气。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丹研究中心的主任卡玛·乌拉告诉我，之所以城市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是受到一份叫作《廷布建筑规划》的约束。“它规定了所有建筑不得超过6层，并且一定要融入传统元素。”即使如此，建筑传统还在消失。“过去在乡村建房，都是由一位‘大木匠’来主持，他根据各家情况设计，家家样式都不相同。现在从印度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全部都是用钢筋水泥来建设。在这种前提下，要满足政府将近40页纸的传统风貌要求，最后的结果就都是方方正正的小房子，窗框、门楣、屋檐、外墙有着传统图案纹饰来做装点。”这些房子细看很像中国经过“穿衣戴帽”改造后的现代住房。“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正在做出改善。不过至少现在还是美的，因为它们还有这座美丽的山谷作为衬托。”
从封闭到开放
恬淡的外表下是一系列激烈的、戏剧性的变化。廷布被定为首都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公路建设为它需要的资源提供了便利——从廷布到边境城市庞措林的公路1959年开始修建，1963年投入使用。王太后、第四任国王的其中一位妻子多杰·旺姆·旺楚克在回忆录《秘境不丹》一书中描述之前需要步行的恐怖：包着浓雾和暗藏着毒蛇，遍布茂密森林的蚂蟥、蚊子、熊、豹和成群的野象随时可能对人发起攻击。路即将竣工时，印度制造的一辆威利斯吉普型客车通过拆卸的方式运到了廷布。人们第一次看到汽车启动的时候都相当好奇。“有人拿来牛饲料喂它，因为这个奇怪的东西要拉很重的东西，还要跑很远的路。”早年去庞措林坐车还需要一整天，现在路况提升，大概5小时能到。由于不丹大量从印度进口日常物资，这条路也被称作不丹的“生命线”。
印度为不丹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1961年，不丹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印度学来的操作。除了这条南北向的公路，另外一条穿过廷布、将国家东西贯通的公路也在1961年开工，全部都是在印度的资助下进行。和印度关系的确立，源于两国在1949年签订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作前提，1958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又对不丹进行了历史性的友好访问。居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不丹一直以来有一种不安全感。在殖民时代，不丹君主通过和英国人的周旋与合作，一直维持了独立的主权状态。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不丹奉行以物易物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在世界风云变幻时得以静谧安好。50年代之后，南亚局势动荡，孟加拉独立，锡金并入印度，不丹选择了与印度交好。至今印度对不丹的影响十分明显，它渗透在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廷布街头飘荡着印度的流行音乐；那些肉铺里的肉都是在印度宰杀完送来的，因为笃信佛教的不丹人不能杀生；人们开的日系车辆都是在印度合资生产的；东西向的国家公路正在拓宽，施工的工人都来自印度；每年不丹向印度出口的水电是国民收入最主要部分，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相比之下，在世界各地如洪水一般的“中国制造”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不丹，而且基本经过印度；它隐藏在廉价的服装里，价格充满诱惑的手机里，还有最近那尊山顶的大佛中。
一位不丹的外交官形容不印两国关系：“就像一个成功的女儿和她占有欲强的母亲。随着女儿长大和成熟，她希望少一些母亲的控制，但是母亲却难以让她自由发展。”不丹争取自主权的举动是加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试图在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上绕开印度。它先后加入了一系列国际组织：1962年，不丹成为科伦坡计划组织会员国；1969年，不丹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不少外国人就是从材质新颖、创意独特的邮票开始认识不丹的；还有最重要的，不丹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曾经担任不丹驻联合国大使的拉图·旺楚克告诉我，不丹至今坚持不与大国建交的立场，与中、美、俄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为的就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从容，不受牵制。1983年，不丹在帕罗的机场投入使用，不丹皇家航空Drukair开始飞国际航线，并且很快就建立了和印度之外国家的航路。而对不丹影响最为深远的开放政策要算发展旅游业的决定。1974年，伴随第四任国王的加冕典礼，第一拨外国客人来到了不丹，直到1981年游客总量才7800人。而根据2014年的最新统计，当年的游客已经达到13万人。旅游业带来的国民经济收入仅次于水电出口。
不丹开展旅游的原则是“高价值，低影响”。它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所有人的行程都要由旅行社安排。每人每天必须至少支付淡季200美元、旺季250美元的费用，它包括专属于你的车和导游，住宿和三餐，以及一般景点的门票。其中一定比例上交政府，剩下的是旅行社的收入。你可以在出发之前详细告知旅行社想去的地方，但就大区片来说不太可能去计划之外的地方，因为在路上都会有关卡检查你是否按照行程走。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到来的都是循规蹈矩的高素质游客，不会像尼泊尔那样成为嬉皮士的朝圣地，出现毒品泛滥、环境恶化之类的现象。
在廷布的安缦酒店，我见到了已经在不丹生活15年的总经理——美国人约翰·瑞德。安缦酒店是第一家进入不丹的外资企业。瑞德2001年第一次来到不丹为酒店选址做考察，而在此之前，安缦的创始人埃德里安·泽查已经为酒店能够进入不丹坚持推动了10年。安缦向来选择美丽隐秘又具有历史特色的地方来建设酒店，它的房间很少，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与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奢华低调的风格注定它是小众的，却有一群“安缦痴”（Aman Junkies）要追逐入住他们在世界的每一处酒店。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2001年不丹王室突然同意了安缦的进入。“说到底，是不丹想发展高端旅游业的想法和安缦的理念不谋而合。在安缦之前，游客们得到的住宿体验并不完美。”瑞德记得他第一次旅行时住的地方非常简单，热水和电都不稳定，条件太差的旅店就干脆直接睡在睡袋里。
2001年的旅行却给瑞德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从不丹东部回到廷布时正是9月11日纽约遭受恐怖袭击的清晨。他往纽约打电话占线，住的地方又没有电视——不丹1999年才引入了电视和互联网，只能靠另外一个有电视的朋友看CNN来为他传递消息。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同机美国人的电话，说国王要召见所有正在不丹的美国人，他专门安排了一个祈祷仪式。于是在扎西曲宗堡，瑞德和另外11位美国人见到了国王和4位王后。“30位僧人在念经祷告，我们被引导着点燃1000盏酥油灯，那是给亡灵指路的灯光。仪式之后国王和王后与我们逐一拥抱，问候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泪流满面，感恩在异国他乡能得到如此关怀。”瑞德本来对来不丹工作还有迟疑，因为他已经在巴厘岛的安缦酒店工作3年，妻子和女儿都安居在那边。这件事情之后，全家都同意搬来不丹。
建造一间符合标准的精品酒店并非易事。瑞德专门带了工程承包商去巴厘岛的酒店学习，他们答应得很好，可是干起活来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些墙和内饰，不得不建好之后又扒掉返工。可能20个人在那里锯木头，只有一个人原来有经验，剩下的都是才放下锄头来打工的农民。”好在大家愿意共同学习，政府也一路给瑞德的需求亮绿灯。“大部分调料和食品都需要进口，办手续时对方不明白，这些不丹都有啊？我就解释我们要求的品质是怎样的。”让瑞德觉得温暖的是，不丹是个人情化的小社会，他去廷布的市场，随便就能碰上政府的部长们也在那里买菜。“有一次外交部长问我工程进展如何，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他的办公室。他真的就在那里等着我。”
安缦在不丹已经有了5家酒店。除了廷布之外，帕罗、普那卡、冈提和布姆塘都有分布。瑞德第一次来不丹，觉得这片土地隔绝而美好。“我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国家锁上门，再把钥匙丢掉，谁也不要来破坏它。”可是不丹要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安缦也在尽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在不丹安缦酒店里没有游泳池和健身房，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人员会带你探索周边自然，因为随便走出去就有徒步或者慢跑的小径；房间里装有空调，但服务员会鼓励你尝试用林间的松果和树枝点燃壁炉；酒店还经常有传统歌舞表演，或者关于织物、佛教文化方面的讲座。在闲暇时间，酒店的员工会组织起来服务周边的村庄社区，捡拾塑料垃圾，还帮助儿女不在家的农民收割庄稼。在这样的酒店上班，成为年轻人向往的工作。高级经理塔西·诺布来自帕罗旁边的一个村庄。他告诉我，本来毕业之后考取了公务员，这是一个在不丹人人都向往的职业，但看到了安缦招聘的消息还是想来试一试。“在这里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人交谈。没什么机会出去旅行，这份工作便成了我看世界的窗口。”诺布说。
廷布的现代生活
廷布依然没有红绿灯。每到早晚出行高峰，在城中最主要路口的一个画着彩色花纹的交通岗亭里，都会出现一位戴着白手套的交通警察。他挥舞手臂，手势丰富，好像一位机械舞的舞者，总是引来游客拍照。据说廷布早年也安装过一套交通信号灯，但人们抱怨那太不人性化了，于是又恢复了交通警察指挥。
廷布也没有一个大型商场。在交通岗亭不远处有一家叫作Druk Shopping Complex的地方。Druk在宗喀语中是Dragon（龙）的意思，不丹称自己是“The Kingdom of Thunder Dragon”（雷龙之国）。它是廷布第一家类似商场的购物中心，以我们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商品市场。廷布最常见的是一种综合杂货铺，透过点缀着花朵的窗框可以看到里面一应俱全：从经幡、佛像和香，到方便面、饮料、肉罐头，还有面具、织物小包、柠檬草精油之类的旅游纪念品。
廷布有街道名和门牌号，但没有人记得住它们。当我把一个具体地址拿给别人看的时候，对方往往一头雾水，非要电话那边的人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啊！就是在×××对面，×××旁边嘛！说出位置来都知道。”那要寄信怎么办呢？索南说，信封上要写地址和人名，最关键的是电话，因为所有信件都会到达邮局，邮局再通知个人来领。
不必被廷布“古朴”生活的一面所迷惑，以为这里是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存在，那些时髦的地方隐藏在城市的角落。夜幕降临后，你可以在Mojo Park酒吧听个现场演唱，也可以在有着爱尔兰酒馆氛围的The Zone中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各种体育赛事的转播，还可以去全城最炫酷的夜店Viva City跟随音乐晃动身体。10年前来到廷布的游记作家马丁·尤尼兹抱怨他只能在一家瑞士非政府组织开的Swiss Bakery买到口味亲切的面包，如今在一些咖啡馆就能轻松得到。其中一家Corner Bakery除了有蓬松的牛角包外，还提供Illy咖啡豆制成的意式浓缩咖啡。它的旁边是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不过并没有经过美国品牌的授权，只是店面装饰得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家主要卖进口食品的超市，楼上则是一家电影院。这里是年轻人十分喜欢约会的地方。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廷布你能得到其他城市给予的一切，只不过选择少一些罢了。”房间里的旅游手册这样写道。电影院里只有两部电影正在放映，索南向我解释，其中一部是根据不丹民间爱情故事改编而成，另外一部叫作《Karma》，那是个人名，他也不确定什么内容。在不丹一度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一统天下，但本国电影协会实行保护政策加大了进口电影的成本，现在全部排的都是本土影片。爱情故事、宗教教义和历史史诗是三种老少咸宜的常见题材。索南的朋友帕吉·戈巴克投资过一部爱情惊悚片，“主角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为此在送审时担心了半天”。
我猜《Karma》有所不同就买票进去。它讲的是个现实故事：一名叫Karma的主人公戒酒康复后，又去帮助别人戒掉酒瘾。每当表现人物喝酒的场面，就会有行小字出现：Alcohol kills.（酒精害人。）饮酒的习惯在不丹久已有之，以前家家都会自酿一种叫作Arra的烈酒，用大麦、小麦或者大米蒸馏而成。宗教庆典、家庭聚会或者进行射箭这样的体育运动时都会饮酒。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则是随着酒类进口的放开，各种瓶装啤酒和烈酒随处能买，小小的廷布竟然一共发出了710张酒精买卖许可证。人们饮酒更加普遍也日益低龄化。酒精成为交通肇事的主要元凶，饮酒导致的疾病比例在不断上升。政府规定了每周二是禁酒日，禁止酒类买卖，各色酒吧在这天都会打烊。酒类广告在所有媒体上都是禁止的。
尽管影片里交织了几个家庭的悲剧，偶尔也会有戒酒俱乐部的成员在林间空地唱唱跳跳的情景。台下的观众迸发出欢快的笑声，宝莱坞的歌舞桥段百尝不厌。不丹现在每年有20到30部电影出产，电影工业正在蓬勃发展。整部影片制作粗糙，冗长拖沓，却有种单纯质朴的气息，一直在说教中劝人积极向上。那位饰演Karma的演员真卓·多吉曾经获得过不丹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参演过的影片超过10部。“他在不丹出名吗？”我问索南。“不丹还没有娱乐明星的概念。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整个不丹只有廷布和庞措林有电影院，其他地方要靠放映员将影片投放在临时的幕布上，索南并不认为这样的小国电影演员能有多大的影响。
翻看旅游手册，它还提到了一项独特的廷布体验——高原高尔夫球。“2350米的海拔，你的球在稀薄的空气中能飞得更远！”在廷布的地图上，城中有两片大型绿地，一片是昌里米唐体育场和射箭场，另一片就是皇家高尔夫球场。它就在扎西曲宗堡边上，黄金位置。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作为一项花费不菲的运动，在不丹有多少人参与？又是什么原因，能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修建一个巨大的球场？
想不到我之后因想了解环境保护而约见的采访对象、皇家自然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帕觉·多吉和球场的建设有关。多吉来自不丹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丹的第一任首相，他本人在80年代当过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热衷于环保事业，如今70多岁还兼任着国家环境委员会的顾问。多吉年轻时常常去印度的加尔各答度假，在那里他爱上了高尔夫。回到廷布时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驻在此地的印度军队准将贾甘纳坦，他负责训练不丹的军队，以及监督道路和桥梁的建设。二人联合说服了国王建设高尔夫球场，国王不久也成为高尔夫球狂热的爱好者。这座9洞高尔夫球场70年代中期就已经建成。现在不丹境内一共有7个高尔夫球场，其中5个都在军事基地内，一个在印度驻不丹使馆里，只有廷布这个球场对公众开放。
这天下午刚刚下过一场雨，球场上只有一位穿着红色Polo衫的中年人在练习发球，他是一位来自军队的军官。有几个工人在那里用剪刀修建草坪，据他们说球场只有一部割草机但是经常坏掉，他们只能一边手动剪草，一边等待零部件从日本寄过来。“最讨厌的就是周边农民养的奶牛，到处都是它们的蹄子印儿。它们还随处撒尿，你看球道上一块块斑秃，它们尿过的地方就不长草了。”一位叫里克·利普西的美国高尔夫球专栏作家写过一本叫作《在世界屋脊上打高尔夫球》的书，讲的就是他在廷布高尔夫球场当教练的故事。书里充满具有当地风格的球赛细节：为了强调无害环境，不丹人规定球要是落得离树太近就可以自由抛球，如果球杆碰到树木，会被取消资格；每几年还会有一场“牦牛公开赛”，优胜者能够获得新鲜的牦牛肉，第一名能得到最棒的大腿肉。
球场上突然一阵嬉闹声，原来是一群孩子进来练习打球。这里每周一、三、五都有提供给18岁以下少年的免费高尔夫课程，每年还有一次大型的集训，是球场和不丹高尔夫联合会一起组织的。球场现在有100多名会员，包括王室成员、高级政府官员和军官以及商人，只有他们能够支付得起每年225美元的会费，但高尔夫球正在以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
不丹身份
这天早晨，廷布竟然破天荒地堵车了。原来是连接首都到庞措林的公路上由于连降大雨，出现了滑坡。人们担心印度的汽油几天之内运不过来，就纷纷跑去加油，排出的长队造成了全城的拥堵，也让首都透出不安的气氛。
不丹的知识分子一贯生活在焦虑之中。在动荡岁月，他们害怕不丹被强国所吞并；在和平年代，他们又为不丹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忧心忡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不丹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他们恐惧不丹将会失去文化身份，被卷入外来文化的洪流。我得到了一本叫作《龙》（Druk Jounral）的学术刊物，它由一群不丹学者和媒体人发起出版。创刊号整整一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一个不丹人？
在我看来，不丹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已经十分尽力。它并不等一切都被破坏殆尽时才想起补救，而是一开始就格外注意。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脆弱的小国，不丹经不起失败，我们必须最初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建筑和服装这些涉及外表的事物都有遵循民族传统的规定，旅游业的发展更是设定了限制。尽管廷布具有日渐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又是不丹传统的保留和传播地：在廷布有国家手工艺学院，13种传统手工艺在这里传承和发扬，无论哪项手工艺，学生都会接受少则6年多则10年的训练；国家纺织博物馆里有织造工艺和纺织精品的展示，对面的纺织学院开设免费课程并以合理价格统一收购妇女们织出来的锦缎；国家传统医药学院是包括博物馆、医院、教学楼、制药厂在内的一大片建筑，去那里看病的病人并不比西医院少；在皇家表演艺术学院，学生们在4年的时间里要掌握民间歌舞、乐器、面具舞等不同形式的歌舞艺术。彩排面具舞的学生们汗流浃背，他们对将来能在戒楚节上演出充满了期望。
“这些还远远不够。”Shejun Agency的创始人卡玛·平措博士这样对我说。Shejun Agency是一个致力于记录不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组织，它的总部在廷布，员工则分散在全国做着田野收集。“你所看到政府提倡保护的都是可以系统展现、表演出来的，但传统文化还有一大部分是生活化的、分散的、无形的。”他说，当道路和电通向农村后，很多文化都转眼消失：人们出行不再骑马，那么饲养马匹的知识、制作马具的技艺就被人遗忘了；有了煤气灶、电饭煲，从前用柴火、大锅烧饭的方法也丢掉了；全家人围着电视机看节目，大人再不会给孩子讲那些关于英雄、勇气和爱的故事了。卡玛·平措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虽然不会要求人们退回从前，但不排除人们会从他们的成果中意识到这些老东西的价值。“柴火烧饭就是香啊！讲个睡前故事难道不是一天里最温情的时刻吗？”
卡玛·平措的经历充满传奇。他20世纪70年代出生在不丹中部布姆塘的一个佛教家庭，父亲是个在家修行的喇嘛。因为从小对佛教教义感兴趣，卡玛·平措在高中时和家里说想退学出家，随后他在廷布附近的寺庙当了喇嘛。不满足国内寺院所学，他又踏上了去印度寻求佛法的道路，在那边待了11年，包括学习和执教。当他再回到廷布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全国的教育都是用英文来进行的西式教育。你要是不会说英语，就相当于没文化，在首都一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于是他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下决心要熟练掌握英语来告诉身边的人不丹传统文化的迷人之处。牛津看中他寺院出身的背景，他顺利地被录取，然后他拿到了东方研究的博士学位。
卡玛·平措英文流利，谈吐优雅，有一种属于僧人的谦逊和温和。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英国剑桥大学先后当过研究员，最终如他当年所愿，又回到不丹从事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不丹人长久以来都在寺院接受教育，20世纪60年代政府才在印度的帮助下建立了现代学校。过去的寺院教育应该完全摒弃吗？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他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他读到不丹年轻人自杀率渐高的报道会觉得很伤感：“佛教教义告诉我们，身体是获得启示一个重要的媒介，人必须要珍爱自己的身体。佛教‘四圣谛’中第一条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所以你不能期待一个轻松的人生，应该更有耐心和坚韧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可是现代教科书中只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人身体的构成，缺乏解释人生这重要一课。”
“不丹的传统文化是异常丰富的。被确立为国语的宗喀语原来只在西部地区使用，推广到全国是近40年的事情。你要完整了解整个国家，需要懂20种语言。”卡玛·平措继续说，所以像皇家表演艺术学院所教授的歌舞种类还有待补充。他的团队深入到更广阔的乡间，拍摄不同族群的音乐、歌舞、口传文学，还有手工艺的制作流程。“它们在过去都是靠口传心授来传承的，老人家正在慢慢离世。”卡玛·平措认为道路和通讯的畅通不仅让不丹文化面临外部同化，它自身的多元性也被抹杀。“就像辣椒奶酪和牛奶甜茶成为全不丹人的餐桌必备。”
卡玛·平措还有另外一家叫作Loden Foundation的基金会帮助年轻人自主创业。“传统文化不一定就是陈旧的、过时的，它也可以拥有生命力并给人们带来切实的经济好处。”他提到了一个女性创业者的项目是经幡制作，因为现在经幡都从印度购买，不丹有能力生产丝绸，却很少人生产经幡。“50年前我们的大米还能出口西藏，几乎只有盐是需要进口的。在传统中寻找可以进行现代化加工的元素，也能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经济的附庸。”
我在廷布看到了更多的改良传统的实践。女设计师多吉·格鲁在纺织博物馆对面的店铺里售卖她混合了传统与时尚的成衣。“这是从不丹东部著名的织造中心伦奇宗买来的，一位女性要利用农歇时间断断续续织上一年。”她指着一块布满彩色菱形方格的布料对我说。她将布料接上红纱做了一条长长的坎肩，这样的衣服过去针对游客销售，现在不丹年轻人参加非正式聚会也会买它。在另外一家售卖不丹传统布靴的店铺里，老板正在赶做一份特殊的订单——来自廷布皇家学院的学生堪杜·旺楚克希望要一双不带靴筒、但有传统装饰花纹的“布鞋”。传统布靴只适用于节庆场合，但堪杜·旺楚克想将它穿到日常生活中。他已经有不下10双这样的“布鞋”。
“改良是必要的，但应该知道界限在哪里。”卡玛·平措给我看了一组他画的漫画，叫作“旗拉的进化史”。今天女性穿的旗拉其实是“半旗拉”，只是一条围合下半身的裙子，上面的布料因为穿着不便已经去掉。卡玛·平措的漫画里，旗拉越来越短，成为超短裙。“到最后这张图，你已经不能称之为‘旗拉’了。”
在“幸福”的指引下
国王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人物，他们的画像遍布于廷布的每一个角落。它像招贴画一样挂在建筑的外墙上，放在每间房子里最醒目的位置，存在于人们胸前的像章上。商家做广告也和王室有关：某某公司全体员工祈望小王子健康成长！这些画像有的是现任国王，有的是第四任和第五任父子两任国王，有的是第一任到第五任国王共同出现，变化的是发型与着装的时代风尚，不变的是气宇轩昂的神情与皇家气度。“第一任和第二任国王是为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奠定基础，第三任国王是‘现代化之父’，可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心中蓝图，是第四任国王开启了现代化和民主进程，现在的国王每天都很努力，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优秀。”索南这样对我形容。第四任国王的威望至今深入人心，他16岁继位，百年旺楚克王朝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他的治下。我们曾经在路上与老国王的专车擦身而过，那是一辆老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他单独住在林中的木屋里，依旧过着俭朴的生活。”
“当老国王宣布他要退位并让不丹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时，许多人都哭了，他们恳请国王不要这样做。我把这个情景向美国朋友形容，他们都表示难以置信。”不丹前信息和通信部部长英利·多吉告诉我。他当时是国家报纸《Kuensel》的主编，跟随在国王身边巡视全国——2005年末，第四任国王出发去到全国每一个区，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了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民主？像不丹这样的小国，将它交给一个人统治会很危险，如果国王不够优秀那怎么办？为什么要在一个太平盛世下引入民主？放眼全世界，基本都是在出现混乱时才想到民主，可为什么要等到有问题才去补救呢？”
不丹至今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大选。虽然选举的某些环节受到批评——比如“拥有正规大学学历才能竞选”、尼泊尔的非法移民不能投票，但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在过渡期发生任何动荡。“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国王替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就要发挥这种制度最好的功效。”不丹第一份私有报纸《Bhutan Observer》的前主编尼杜普·赞波这样对我说，“在选举期间，本来亲如一家的村庄或者社区会变得分裂，大家并不习惯这样的对立状态。我们就会引导，你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用争吵。所以我们的民主和印度、孟加拉等邻国的民主不一样，我们不会上街游行、喊口号、焚烧旗帜画像。不丹的民主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框架里运行的，不同意见者互相尊重、彬彬有礼，国会议员辩论的时候，也都非常平和。而当所有政治力量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国王就是统一与和谐的象征，他会出面给出解决方案。”
第四任国王为这个国家留下的另一笔财富就是“全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的概念。1979年，他刚刚参加完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六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机场接受一位印度记者的采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他如何看待不丹的贫穷，这位年轻的君王回答：“用GNH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比GDP更有效。”这迅速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它太符合在物欲里挣扎的人们对“最后的香格里拉”的想象。
这个灵机一动说出来的词被国王自己和不丹学者们不断完善内涵。仅仅物质财富的积累不能带来幸福感，GNH将国民幸福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平衡协调：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原生态环境的保存和保护，传承和弘扬不丹独特的文化遗产，行善政和老百姓参与的回应性治理。第一任民选首相吉格梅·廷莱在世界各地演讲不丹关于幸福的理解几十场，让“幸福”成为一种国家形象。英利·多吉说，在机场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前，拿着不丹的护照出国，每次边检人员都要看着“不丹”的国家名字犯嘀咕，弄不好还要去找领导讨论一下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看到你是不丹人，第一反应是：‘啊，你来自那个幸福的国家！’”
由卡玛·乌拉主持的不丹研究中心位于廷布一个安静的山坳里。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还停留在800美元的国家，每年都有来自各国的研究者慕名访问，讨论如何把GNH理念应用在国家发展中。幸福感并非不能够测量。中心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每5年做一次GNH的全国调查。在2015年的最新调查中，全国70万人口中的7153人被随机选中，他们遍布城市和乡村，分散在各行各业。访问的问题绝没有“你幸福吗？”这么简单，它是一份有着244个条目的冗长问卷。“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你相信因果报应吗？”“传统的手工技艺，编织、木工、绣花之类你掌握几种？”“你周围可以扔垃圾的地方够多吗？”……这些细致琐碎、有的看上去不太相关的提问要花费两个小时才能答完。66位调查员为此忙碌了半年。我到来的时候，卡玛·乌拉的小组正在开会商讨怎样根据调查结果对政府的第11个“五年计划”做出调整，他们将会把建议呈报给首相。
根据这次GNH调查，在全国20个行政区中，最发达的廷布在幸福感方面排名第六。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拉低了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一直以来，“出国留学+公务员”的成长道路是人们最向往的模式。公务员工资体面、住房有补贴、每年有固定假期，而且会成为受到百姓尊敬的“Dasho”——真正的Dasho称号由国王授予，意思为“亲王”，但百姓会用它来称呼政府高官。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职位出现饱和，高学历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又倾向于办公室工作，限制了自己的选择。
来到廷布打工的农民也成为失业人群的一部分。“他们被首都闪亮的生活吸引，希望跻身于城市生活，可是并没有技能，最后有的人只能靠捡垃圾为生。”杜普·赞波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靠对于土地的知识在农村自信体面地工作。”杜普·赞波曾经在《The Observer》上写过一系列专栏文章，抨击政府在廷布给低收入人群建设的叫Changjiji的住房工程。“廷布变得陌生了。在不丹人的传统社区里，应该有佛塔、有平时进行仪式庆典的公共空间，可是Changjiji就是一堆三层楼的房子挤在一起；楼上的人因为水压低没有水用，楼下的人却在那里洗菜浇花，在传统社区中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从来都是大家分享的，不管好事或坏事。传统社区里住着Dasho、喇嘛、农民、占卜师、巫医……各色人等都混在一起；那里标榜着‘低收入者’居住，却暗含了一种歧视。这样下去，城里如果发生了犯罪事件，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那个社区。与此相对，另外一片叫作Motithang的山坡正在成为高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区。”
当外界在想象中描绘不丹的幸福美好时，其实这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别国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不丹国内媒体对社会的阴暗面批评得不留情面。在《The Observer》这样的报纸上，失业、自杀、吸毒、卖淫、贪污腐败都是社论中常常出现的话题。发展私有媒体是第四任国王在帮国家完成民主过渡时的另一项举措。他希望人们能够热衷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参与，在社会问题一出现时就能予以重视，及早推动精英阶层做出政策改善。
“全民幸福是一种愿景。GNH所定义的幸福感就好像是灯塔里闪耀着的光，一直指引着我们的方向。相比5年前，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表达出幸福的人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卡玛·乌拉这样总结。
（实习记者杨文轶、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杨波、多吉、Trulku Rinpoche、张玫、Kunzang Thimley、王心阳、Neten Zangmo对本文的帮助）
记者 丘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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