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西安
如果在2014年9月后来到西安，早上9点路过城墙的南门外，会看到这个城市非常有仪式感地开启新的一天：南门前的吊桥缓缓放下，一群穿戴金色盔甲的士兵沿吊桥从城墙内鱼贯而出。在他们的外围，则是一个行色匆匆的现代城市的清晨：密集的车流环绕着南门广场前的盘道，一刻也不停息。围绕广场的大型购物中心墙上，巨大的LED屏幕变换着色彩和图像。远远看着那队手持缨枪、穿戴齐整的古代士兵，就像看着一幕发生在现代都市中心的穿越剧。
这是西安城墙管委会设计的守城士兵换岗交接仪式。看起来还略有点青涩的表演，是这座古城在摸索如何让一座城墙可接近、可感知的尝试，既传达着有关这座城市的历史，又担负着旅游的经济功能。城墙已经成为西安重要的旅游载体。自从2014年9月6日南门工程完工，正式开门纳客后，这座城墙已经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接纳了上百万游客。同期其他的景点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城墙上游人不降反增。
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不同的景观。箭楼恢复后完备的三重门三重楼历史风貌，环城公园内打太极、练猴拳、吼秦腔的市民“自乐班”，护城河游览线上古城与新城截然不同的风貌，还有在城墙围合的古城里，还存在着的穆斯林街区与老西安市井生活。城墙自身不仅是一个完整巍峨的古迹，还与城市生活连接起来，并且让一个城市具备了自己的独特标识——这是那些在工业革命中掘得万金，却丧失了自己独特面貌的城市所求之不得的。
在这些丰富的城市面貌下面，还有庞大的地下交通网络。交通问题曾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的顽症，古城墙因为体量庞大，据守在城市中心，也多年被认为是城市交通痼疾的罪魁祸首。但如今在西安城墙地下，从含光门—朱雀门、南门、文昌门—和平门三处下穿隧道，总长1894.5米，是西北地区城市下穿隧道中最长的，建成通车后，汽车以平均时速为40公里行驶，从西南城角到东南城角只需要6分钟，比修建前快了约3倍。南北方向由长安路向北经永宁门、或由南大街向南经永宁门，仅需要10分钟。承担如此多功能的建筑都隐身地下，因此南门广场在地面上显得相当平凡，甚至会让人产生“没有建什么”的观感。
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工程是西安的城市管理者和设计者对一个追问多年的问题的新答案：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对这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建设者有一段漫长的认知旅程。在现代城市发展史上，曾经有两个纲领性文件，一是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了城市具备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城市应该以功能分区的方式建造。但40多年据此纲领的建设实践，却发现过于强调功能分区将城市割裂为孤立的单元，忽视了人的互动要求流动连续的空间。城市功能的混杂，可以步行的环境，新旧建筑的共融，可能是更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于是1977年，一群建筑师在秘鲁马丘比丘发表了《马丘比丘宪章》，这份宪章是对《雅典宪章》的修正，更强调城市的融合，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才能让城市充满生命力。这一原则应用到古建与城市关系上，就是“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这两份宪章，都是城市建设上的现代主义宣言，代表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对城市理解的进步。但这两份宪章发布时，都没有在我国的城市建设领域引起回响。《雅典宪章》发布时，中国还在战乱中，政局不稳，何谈建设。《马丘比丘宪章》发布时，中国“文革”刚结束，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意识乱局中。缺乏理论指引，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之路大多是应急式的摸索，其中不乏极端观念的冲撞，也有不少对现代城市的误解。因此，我们的现代城市建设之路显得更为激进、粗糙，而且混乱。在这次南门改造工程中，地下网线的混乱就可见一斑。地下一共两万多米长的管线，分属市政不同时期的不同工程，但是大多都找不到清晰完整的建设资料。建设环节的混乱，最终都体现在城市外貌的混乱上。
西安城墙曾多年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观念冲突中。主张拆除它的人，认为城墙是裹缚在现代城市身上的破败外衣，既有碍观瞻，又制造交通困局。主张坚守它的人，又囿于传统文物保护的陈规，找不到将其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路径，城墙因此日渐失去生命力，成为城市中一座大而不当的孤岛。这些在城墙认知史上针锋相对但又颇为偏颇的观点，都代表着人们曾经对现代城市的片面理解。一座古城墙在城市中的困境，看起来事关交通、经济、生活等各种现实性问题，但最终又都可归结为意识问题。南门广场工程的总设计赵元超就如此感叹：“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意识——人们对好的城市、好的建筑的理解。”
什么是好城市？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有一些“模范城市”常常被提起，比如巴黎、伦敦、哥本哈根……《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说：“伦敦、巴黎如此受人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包含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在建筑、博物馆和公园等方面的巨额投资，同时它们也受益于城市在放大人类的创造性这一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现代城市，大多新旧共存，城市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建筑周期的局限就被轻易抛弃，而是与城中的新建筑和谐共处，并发展出方便人群聚集、使用的公共空间。这些城市在尊重古建并赋予其现代生命上的成功尝试，最终让它们在外观上摆脱了“世界是平的”咒语，具备极高的辨识度。
在城市建设的美学上，中国也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当代著名现代主义理性建筑大师马里奥·博塔，参观完北京故宫后，对中国建筑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没有必要生搬西方的东西，只要把故宫研究透就够了。你看，故宫只有两三种色彩、两三种建筑材料，用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营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建筑环境！”西安作为东方唯一入选世界四大古都的城市，也曾经得到过国外建筑师的赞美：“这个完备的农业文明下的府城，深深沉浸在仪礼规范和宗教意识中，虽然现在这些都和我们无关了，但它的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但理论上的赞美，并不会顺理成章成为现实。西安城墙从岌岌可危的工业社会的障碍物，到生机不在的破落孤岛，再到摸索出与现代城市的连接路径，用了60年时间。它从争执、误解、漠视的层层捆绑中脱身出来，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故事，不仅包含了乡愁情感、技术和经济上的创新手段，还有城市管理者对人和城关系的认识。“城市是世俗生活的承载体。要摆正人和城的关系，到底我们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来和城市共处。”西安城墙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的建设者李元这么阐述他对人城关系的理解。
但南门历史文化街区的建成，并不意味着城墙和城市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甚至不过才是个开始。李元告诉本刊：“西安城市规划面积约900平方公里，城市历史风貌区约200平方公里，只占现在西安城市的1/4。但这1/4，浓缩着周秦汉唐文化的精华，蕴含着城市的历史基因，是这个城市的根。”如今沿着城墙脚下走一圈，可以看到热闹的早市就在墙根下摆开，将并不宽阔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浓密的槐树绿荫下，重檐叠落的居民社区，还有古城西北角熙熙攘攘的穆斯林街区……它们既为西安提供着独特的城市语言，又等待着合适的路径与现代城市重新连接。如果城墙的复兴和南门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工程，能为更大范围的古城复兴提供风貌和路径上的指引，这座城墙才真正和城市融合在一起。
主笔/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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