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岁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到后来成为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都有话语权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一生不只是演绎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实际上，回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仅仅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建桥梁，也在东西方之间构建桥梁。正如一位建筑界同行所说：“贝聿铭的建筑仿佛变幻莫测的现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
纽约的新面孔
1948年，31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安静的校园，从他居住的波士顿剑桥小镇（Cambridge）来到大城市纽约。对这位东方青年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也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齐肯多夫是纽约长岛一位犹太制鞋匠的儿子，虽并不具备哈佛、耶鲁这样名校背景，但天性好斗，敢于冒险。“凭借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皮的非同寻常的第六感”，齐肯多夫熟练地进行了一系列大宗交易，从而攒下了不菲财富。在他的生意鼎盛时期，他投身各种眼花缭乱的经营活动，涉猎过船运，勘探过石油，赞助过百老汇歌剧，还曾收购一座监狱。“二战”后，由政府担保的低息抵押贷款，使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有能力实现拥有住房的“美国梦”。嗅觉敏锐的齐肯多夫不会错过这个时机。他预测到，各大城市中心地带一片片破烂的贫民窟将得以重建。在此目标下，他急需为自己的韦伯纳普（Webb&Knapp）招揽一批建筑师。
自诩为现代“梅第奇”的齐肯多夫，想网罗一批了不起但还不是那么出名的建筑师。齐肯多夫委托一个朋友去各地物色建筑人才，对方为他开了一份12人的名单，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贝聿铭就在这个名单里。当齐肯多夫问贝聿铭能否见面时，贝聿铭兴奋地“跳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了解不动产业务的极好机会。
1948年春天，贝聿铭与夫人找到齐肯多夫在纽约的办公室时，看到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挂满停车场照片的杂乱办公室中端坐着，窗帘上满是水渍。贝聿铭后来坦言：“我当时确实有点儿担心我来错地方了。那间办公室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而齐肯多夫则在自传中坦承对这位才华非凡、精明过人的东方年轻人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的话题轻易就从建筑界跳到了两人共同的嗜好：葡萄酒收藏。贝聿铭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贝聿铭所体现的是美国所想象的东方美德：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另外，还有一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理由，齐肯多夫极端迷信，当他知道他与自己的儿子以及贝氏父子都是中国的农历蛇年出生时，便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虽然齐肯多夫拥有的机会和描述的前景也给贝聿铭很大冲击，但他对于离开哈佛和是否回中国仍在犹豫不决。齐肯多夫说服他：“我们将要做的种种事情将大大区别于、优越于这个国家其他任何人正在做的一切，而你作为一名建筑师无法拒绝这样的挑战。”齐肯多夫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条建议，与贝祖诒给儿子贝聿铭的忠告不谋而合：优秀建筑的精髓不仅在于构思伟大的建筑物，而且要使它们与金融和经济要素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六个月后，贝聿铭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哈佛校园这块净土，从此投入一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新世界。后来有人形容，这也是贝聿铭向美国权力中心不断靠近而迈出的第一步。
新旧之间
实际上，这并不是贝聿铭第一次同自己的旧世界告别，尽管那个环境对他而言既熟悉又舒适，难以割舍——1935年8月13日，18岁的富家子弟贝聿铭从上海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远赴美国留学。在旧金山停留几天后，贝聿铭搭火车前往费城。在此之前，贝聿铭对美国的全部概念皆来自他在上海影院里看到的好莱坞出产的电影。
贝聿铭赴美留学的第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贝聿铭后来并没有解释他当年首选宾大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宾大建筑学院当时与中国有一种相对密切的关系，比如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等人都是从宾大毕业的，而他们后来又成为中国第一批建筑教育家。
遗憾的是，贝聿铭并没有对宾大建筑系一见钟情。建筑系在校园里一幢阴暗的维多利亚式的大楼里，学院人情冷淡。最主要的是，当时宾大建筑系的课程忠实地服从于从巴黎艺术学院移植过来的19世纪艺术体系。他们要求学生通过勤奋复制设计图，以及用炭或自己研磨出的中国墨汁制作精巧的透视图，来掌握古典设计的基础知识。这把贝聿铭吓住了。他自认为自己的特长在数理，从来没有想象建筑师还得像一位艺术家那样有精湛的绘画技巧才行。两个星期后，贝聿铭转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放弃建筑学，改学工程。
到了麻省，贝聿铭感觉更自在。“众所周知，贝聿铭来自一个富裕的中国家庭，父亲贝祖诒是一位杰出的国际银行家，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例如，当贝聿铭乘坐的船在旧金山停靠时，受到当地一家大银行行长的热情接待；当贝聿铭后来到达波士顿，他在当地上层社会也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波士顿几个世纪以来都和中国有很强的商业和艺术联系。”耶鲁大学的建筑史博士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Janet Adams Strong）介绍，她曾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过18年，任传媒总监。而贝聿铭本人也这样形容：“早在我能说英语之前，我就已经能够打入波士顿的社交圈。”
幸运的是，对贝聿铭恩宠的“波士顿圈”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他也是美国著名文学家爱默生的侄孙。他在贝聿铭所画的图纸中发现了贝聿铭的技能和想象力，他认定贝聿铭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感恩节那天，贝聿铭受邀去爱默生家吃晚餐，爱默生说服贝聿铭应该继续建筑学。贝聿铭向爱默生坦承因绘画技术欠缺、没信心成为建筑师时，爱默生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于是，贝聿铭听从他的劝告，放弃工程学，重新开始学建筑学。现在看来，得感谢爱默生让贝聿铭重新回到了原有轨道，否则我们后来就错失了一位影响甚远的建筑大师。
但在当时，来自爱默生个人的认可、鼓舞以及超越一般师生的情谊，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对自己所接受的建筑学训练的疑虑和迷惘。和当时美国的很多建筑学院一样，麻省理工仍然忠实于学院派风格，其根基是古典作品和规律性。贝聿铭与他年轻的同学们必须忍受用精巧的细节再现必修课程的古典主义比例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但他们也敏感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此时，德国和荷兰的先锋派们正在摒弃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并将它视为一个衰落的帝国。“我不满意古典装饰风格的训练，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灵感。”贝聿铭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看那些来自欧洲的最新作品，特别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正在做的作品。贝聿铭后来说，偶然在图书馆找到的柯布西耶的三本巨著对他有如“圣经”，“只有通过它们我才能看到建筑的新思想”。柯布西耶提出了一种极为耸动的理论。他认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而以往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旧风格都将被扔进垃圾堆中。在厌倦了“旧世界”建筑准则的年轻学生来说，柯布西耶具有令人目眩的诱惑力。
1935年，柯布西耶来到波士顿。即便不认同柯布西耶在建筑界发起的“革命宣言”，1935年11月，思想开明的爱默生还是请柯布西耶到麻省理工做了一次演讲。“勒·柯布西耶当时在哈佛和MIT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这两所学校都还是遵从19世纪的古典建筑教育风格。他的言论只是被当作一种猎奇好玩的东西。柯布西耶在MIT演讲的时候，说的法语，需要翻译成英语，所以除了个别学生外，大多数听众不懂，其中包括贝聿铭。但大家仍然被他先进的观念和他展示的照片所激发。”珍妮特·斯特朗说。即便如此，贝聿铭后来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身着黑衣、戴着镜框眼镜的柯布西耶“傲慢无礼，满口脏话。但在我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需要有人来震撼我们，让我们走出自满自足的状态”。
1938年，贝聿铭到纽约游玩。有一天，他去中央车站接朋友时，遇到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姑娘，她叫陆书华，正要去卫斯理学院读书。对陆书华一见倾心的贝聿铭忍不住“献殷勤”，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姑娘拒绝了。也许是天意，当天晚上，贝聿铭得知陆书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而耽误时，他便开始打电话要求约会，从而成就一段姻缘。
巧的是，陆书华的父亲早年也毕业于麻省理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陆书华本来也想像父亲一样进麻省理工读工程，但父亲建议她去附近一个“很好的女校”，于是她进入了宋氏三姐妹以及冰心都读过书的卫斯理学院。陆书华的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将之错译成“卢爱玲”。
当麻省理工还在维系旧有的建筑教育思想时，“邻居”哈佛大学却开始全心全意地向新流派敞开胸怀。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约瑟夫·哈德纳特大力提倡现代主义，而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upius）。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先驱，纳粹政府上台后，格罗皮乌斯离开了德国，在伦敦工作了几年后，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建筑学系主任，从此居留美国。与全心拥抱新思想的哈佛不同，属于传统派的爱默生对格罗皮乌斯不屑一顾。
投身哈佛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几乎没有他选，本想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为了谋生，贝聿铭开始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做了各种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这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作为建筑师的一种营养资源。
1942年春天，在陆书华毕业后的第五天，他们举行了结婚典礼；秋天，陆书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景观设计的研究生学位。贝聿铭本来就因为麻省和哈佛的合作项目对哈佛比较熟悉，有了陆书华这一层，他与哈佛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一些。有一天，陆书华的一位教授建议贝聿铭报名格罗皮乌斯亲自教授的研究生设计室工作。第二天一早，贝聿铭就走进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哈德纳特的办公室。
一直钟爱贝聿铭的爱默生院长闻听此讯，气得脸都红了。贝聿铭后来说：“当时他有被背叛的感觉。他坚信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教育方法，并且由衷地认为，现代主义运动是错误的。”不过后来贝聿铭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在麻省理工所受的训练。
1942年12月，贝聿铭正式入学攻读哈佛的研究生学位。“那时正逢‘二战’，班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为国家服兵役，班级规模变小，课程也没有以往那么正式。贝先生也想为战时尽一份力，所以他就自愿去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国防部门工作。”珍妮特·斯特朗说。贝聿铭效力的地方叫“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二战”爆发后，爱因斯坦曾经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白宫和从事秘密武器研究的物理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永久性的联络站，作为回应，罗斯福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
贝聿铭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根据情报人员送来的照片，找出炸毁目标的最佳方式，理由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如果你知道怎么建造，就应该知道怎么毁掉它”。贝聿铭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如何轰炸德国和意大利的桥梁结构，再找出炸毁方法。“但在我想出轰炸德国的办法之前，与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贝聿铭又被要求研究轰炸日本的办法。那是个完全不同的课题。因为日本的建筑多为纸木结构，在德国使用的高强度炸药用在这里效果不会很好，所以贝聿铭的任务又成了设计燃烧弹。但贝聿铭后来很不愿意提及这一段经历，他只是简略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很悲伤的一章。”
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定中。陆书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以照顾家庭。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秋天，贝聿铭回到哈佛，继续他的建筑课。
回头看来，年轻的贝聿铭接受建筑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筑思想最激荡的年代；也因为时代背景，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欧洲和美国建筑界的领袖式的人物。第一位就是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是我去哈佛的真正原因。”贝聿铭多年后回忆说。格罗皮乌斯推崇对于结构绝对“诚实”的表达，反对一切附加装饰。激进的格罗皮乌斯还把艺术史课从核心课程表删除，他还认为建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创造力的桎梏，因为学生往往慑于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建筑精品，被捆绑住了手脚。格罗皮乌斯与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包豪斯学院流亡者马塞尔·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为哈佛建筑系培养了包括贝聿铭在内，一批日后在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影响力的建筑师。
尽管贝聿铭被格罗皮乌斯倡导的新观念所吸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赞同他的每一个观点，他尤其不认同的是格罗皮乌斯对“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定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格罗皮乌斯坚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业化。先西方后东方，世界早晚都将被工业化。”这实际上也是柯布西耶曾提及的国际风格将席卷全世界。但贝聿铭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这种看法太过僵硬。
有一次贝聿铭打断了格罗皮乌斯的讲课，争论说“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我说‘气候怎么办？历史怎么办？传统又怎么办？’他说：‘很有意思，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项目，你得把这点向我证实。”几个月后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一张图纸，以及模型，这是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贝聿明解释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铭设计的这个作品曾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格罗皮乌斯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格罗皮乌斯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1946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受格罗皮乌斯之邀留下来任助教。实际上，接受助教这个职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彼时的贝聿铭还在等待着回中国的时机。如果有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届时就很难脱身。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特别教几个孩子中文的原因。“他们总想着以后早晚要回到中国。”1946年出生的贝建中说。眼看着中国又陷入一场内战，贝祖诒再一次写信劝阻了儿子，等到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1974年。
初露头角
“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实际上，美国建筑师学会责难贝聿铭和齐肯多夫合作。在哈佛，贝聿铭的同事认为这是一次职业自杀，认为他背叛了学术界和职业道德标准。但是贝聿铭意识到，随着逐渐庞大的家庭，他没法仅仅依靠助理教授的薪水维持生活，所以他决定搬去纽约，学习真正的房地产和商业——这些事情他在学校都没有学过。贝聿铭还打算带着他新学习的知识回到中国。”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尽管争议颇多，但齐肯多夫是对贝聿铭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他的人生也绝对值得一本厚厚的传记。贝聿铭评价齐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他坦言当初为齐肯多夫工作时，只是想学一些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美国之后，很少走出学术界，是齐肯多夫把我带入了一个新世界，我很感激他。”
在公司其他同事眼里，贝聿铭是一个从容不迫、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有人开玩笑说，齐肯多夫的体重超过了贝氏一家人的体重总和，但是没有人敢忽视贝的存在。“虽然两人从身材上看相差很多，但他们的气场是相当的，两个人都能感觉出这一点，不必挑明。”与贝聿铭工作了近40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Kellogg Wong）说。
刚加入事务所时，黄慧生并不清楚贝聿铭的出身，“但从他的穿着，他透着自信的特殊习惯，我能感觉到他出身优渥”。“虽然贝先生和我一样，个头都不算高，但他走进一个房间，他自然地就成为中心，他有这种自信和风度（bearing）。”作为密西西比出生的华人，黄慧生自认从小就有不安全感。“他的出身背景和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没见过博物馆，而他就出生和成长在美好的事物中。”
让黄慧生印象深刻的还有，有时候两人一起外出看场地。“十几岁的孩子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叽里哇拉地学说中文来嘲弄我们。我非常恼火，但贝先生毫不为意，只是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个气度黄慧生自认是学不来的。
贝聿铭的能力也为人惊叹。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如此出众的创造力令人目瞪口呆。
当年让齐肯多夫更加声名大噪的，还有联合国总部项目。当时联合国正在纽约寻找建造总部的土地，在与其他地产商几番谈判失败后，联合国几乎要放弃，考虑选择费城作为总部的落脚点。这时，齐肯多夫决定将他手上的一块地皮贡献出来，供联合国总部使用。尼尔森·洛克菲勒说服了他的父亲——约翰·洛克菲勒支付了850万美元，为联合国买下了这块地。尽管齐肯多夫此后有很多的大手笔，但他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为联合国提供了总部的土地。虽然齐肯多夫少赚了几百万美元，但却获得极高的知名度。此外，他拥有的与这块土地相邻的所有房地产全部身价倍增。
因为齐肯多夫得罪了纽约的一些权贵，他的公司只能在纽约城外寻找商业机会。贝聿铭从中学会了宝贵的一课，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再好的建筑计划都是无法实施的。所以他后来无论做什么项目，都十分注意获得政府的首肯和支持。
齐肯多夫的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其他城市的商业邀约也越来越多。如果齐肯多夫认为这个项目值得考虑，就会让贝聿铭进行实地考察。一旦确定后，齐肯多夫通常会乘坐公司那架DC-3飞机，“一边喝着马提尼一边听着助手对于目的地情况的报告”。他们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长时间地盘旋，以便让齐肯多夫和贝聿铭能够在降落之前好好观察这个城市。
很欣赏贝聿铭的齐肯多夫，每到一处都要很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极富教养和个性色彩的中国设计师介绍出去。与张扬高调的齐肯多夫相比，不卑不亢的贝聿铭更让人相处舒服。他从不炫耀性地用设计专业术语，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词语表达他的设计理念。正如《贝聿铭传》作者所言，他有着一种能够将房地产的实用性和设计的高雅性完美结合的天赋。
在齐肯多夫的公司里，贝聿铭逐渐搭建了一个以哈佛毕业生为核心的工作小组。此后的10年多时间里，以贝聿铭工作小组为核心的部门已有了75人，每年负责高达5亿多美元的项目。更重要的是，齐肯多夫喜欢独树一帜，每当贝聿铭提出一种想法，他都会问：“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就去做一下吧！”
这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无疑是大胆实践的最佳机会。后来，齐肯多夫渐渐成了一个父亲似的存在。贝聿铭的夫人后来说，齐肯多夫给当时“空空如也”的贝聿铭灌注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也给从小家教严格的贝聿铭带来了他所缺失的情感上的温暖。
自立门户
贝聿铭在齐肯多夫手下，固然设计了不少项目，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并没有建筑美学上的太大造诣，这也是让贝聿铭有点苦恼的。他也不愿意被永久地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只会设计房地产项目。
与齐肯多夫一起工作，贝聿铭也见证着很多人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伏的命运。50年代中期，当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新上任的总裁罗伯特·扬意欲重修中央车站。中央车站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闻听此讯，齐肯多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贝聿铭也跃跃欲试。他设计了一个颇有现代风格的双曲面大楼——如果实现这个，需要一个大手笔，需要拆除旧车站，在罗伯特看来，双曲面大楼是他接到的几个改建提案中，最出色的一个。然而，1957年，因为中央铁路公司巨亏丑闻，罗伯特·扬自杀身亡，双曲面大楼也灰飞烟灭。而此时的齐肯多夫也走上疯狂扩张的道路，这让贝聿铭非常不安。
1955年左右，贝聿铭向齐肯多夫表示了他的不安，流露出想离开的想法。“齐肯多夫是一个传奇的开发商，他总是渴望尝试新想法，做大生意，抓住所有机会。他在房地产行业赚了大钱也赔本不少。齐肯多夫想做些大事情。他喜欢让贝聿铭和贝的专业建筑师团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和贝聿铭非常亲近，两人就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当贝提出离开创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对他来说是件非常突然的事。”斯特朗评价。齐肯多夫表示理解，但仍挽留他们继续在公司工作，同时表示可以接一些自己的活。
但是这样的处理无法根本性地消弭贝聿铭对职业未来前途的忧虑。虽然贝聿铭在华盛顿、蒙特利尔、费城等地为齐肯多夫完成的大型规划，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像一些低收入住房和商业开发等项目，都有艺术性上的局限。“我知道如果我待在这家公司，我将永远无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项目。”事实上，贝聿铭一段时间里确实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排除在外，因为有些成员认为他是“房屋建筑师”（House architect）。因为这些原因，贝聿铭所追求的那些在艺术上有挑战、曝光率高的项目一开始就将齐肯多夫的公司和贝聿铭排除在外。他一直觉得，他和齐肯多夫的关系，使他丧失了设计林肯中心的一部分的机会，而这也是当时最受人追捧的设计项目。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
这个新团队聚集了原来齐氏公司设计部门的核心人马，建立了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I.M.Pei&Associates）。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信中说，12年不长也不短，“在一起，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所经历的划时代的事件，都将被未来世界中当代生活的记录者们重视；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的事业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建筑史进程，而我们对美好设计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改变，也将被记录在册”。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潸然泪下。就算在30年后，他依然感念齐肯多夫“教会了我如何评估一片土地；我看待一个地段的眼光完全地转变了”。齐肯多夫后来像是交了噩运：1965年，公司破产；1968年，个人破产，妻子飞机失事遇难；1976年，在曼哈顿大陪审团判定他没有交纳州所得税六个月之后，齐肯多夫因第六次中风，离开了他曾叱咤一时的世界。
急于寻求突破的贝聿铭很快遇到了一个颇为理想的项目。当时国家大气研究联合大学（UCAR）校长罗伯茨是一位前沿天体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领导者。他希望在科罗拉多博尔德建立一个新的科研实验室。像齐肯多夫一样，罗伯茨也想启用年轻、名气不那么大但有潜力的建筑师。七所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组成的设计师选拔委员会一致推荐了贝聿铭。
而贝聿铭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为了切身感受这一片空间的风格，贝聿铭徒步走遍了整个山坡，甚至在顶上露营，希望能切身感受太阳、风以及这一片无边无垠的开放空间。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于1967年竣工，它成型的设计是一座具有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和当时流行的野兽派建筑风格十分合拍，后来伍迪·艾伦在1973年拍摄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里还用到了中心的场景。从罗伯茨博士开始，贝聿铭与一连串大名鼎鼎的客户建立了亲密得可以称为合作的工作关系。
珍妮特·斯特朗说：“国家大气中心项目，使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探索建筑的艺术。尽管从近处看，还有一些细节显得不甚完美，但他独特的风格和建筑语言仍然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不断琢磨自己的建筑美学，做出更加自信和流畅的作品。”贝聿铭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艾佛森美术馆的设计。
1969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之前对这种建筑类型毫无经验的贝聿铭，创造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历史上的新纪录。艾佛森美术馆是贝聿铭后来一系列博物馆项目的开始。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
贝聿铭的建筑事业实际上也是美国战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战后，新建筑的需求特别广泛，因为几十年来没有建造任何建筑。随着美国向和平时期的经济过渡，贝聿铭独立职业生涯的开端和这次浪潮相一致。他早期的建筑反映了新科技的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MIT地球科学绿色中心）和文化机构的伟大复兴（比如纽约北部的艾弗森美术馆）。”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评价。
跻身名流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举世震惊。一场高规格的葬礼之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选择一种沉默的方式纪念亡夫。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修建总统图书馆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种传统。对43岁就当选总统的肯尼迪来说，他曾以为未来属于他的日子还很漫长，如果能连任，8年的总统任期之后，他也不过51岁，他希望退休后能在母校哈佛任教。1963年10月，肯尼迪亲赴哈佛大学选定了一块2英亩的场地，计划将它建成一个档案馆、博物馆、教育中心以及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个月后，他便遇刺身亡。
肯尼迪去世一个月后，杰奎琳把肯尼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们召集到她在乔治敦的住处，商讨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计划。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未来的图书馆“绝不只是与总统有关的信件和公文的贮藏室”，而一定要有教育意义。此外，肯尼迪是一位天性随和不拘小节的总统，他的纪念馆绝对不应该是林肯纪念堂、把林肯的宏伟雕像摆放在门口俯视众生的那种风格。此时的美国人民正对肯尼迪一家怀有强烈的情感，消息一传出，捐款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如何选择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时，杰奎琳一时不知所措，她找到肯尼迪生前密友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寻求帮助。身材高大的沃尔顿与肯尼迪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几小时，作为《时代－生活》的战地记者，他与82空降师一起，跳伞到诺曼底前线，并和他的朋友卡帕、海明威一起对随后的战役进行了报道。战后，沃尔顿也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他当时还帮助杰奎琳挑选油画来装饰白宫办公室。沃尔顿不建议杰奎琳对外公开招标，他说：“与其让那些不了解肯尼迪的评判员挑选设计师，还不如亲自选择符合肯尼迪口味的建筑设计师。”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挑选建筑师。
1964年4月，肯尼迪家族邀请18名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来波士顿，每人用不记名投票的形式选出候选者。在入围的6名候选者当中，贝聿铭排在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他们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的贝聿铭的影响力显然还不在一个量级上。
杰奎琳决定亲自去拜访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几周之后，考察团队在肯尼迪夫人的带领下驱车前往贝聿铭在麦迪逊大街的工作室参观。围观者将轿车挤得只能像蜗牛般移动，借助警察的帮助才穿过同样挤满围观人群的公司门厅。
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以接待杰奎琳。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
“那是一个重要的会面，你知道那时候每个建筑师都想拿下这个项目。”珍妮特·斯特朗说。杰奎琳为世人所知的形象是举止优雅。而贝聿铭见面时精心布置的举动悄无声息地显示了他的诚心。
贝聿铭向肯尼迪夫人展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作品。当时贝聿铭并没有太多耀眼的作品，没有大音乐厅、博物馆之类的工程，多是贫民窟改造、低收入住宅等建筑工程。但是杰奎琳对这些项目显示出了相当的兴趣，不停地问各种问题。“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珍妮特·斯特朗评价说。
在此之前，杰奎琳去芝加哥拜访过密斯·范·德·罗的工作室。当时这位大建筑师抽着雪茄，说话不紧不慢，一副淡然处之的神情，另外，此时的他已年近八旬，杰奎琳对这样一位人选当然持保留态度；在费城，他们又参观了路易斯·康的工作室，这位童年曾被烧伤一半脸的建筑师不修边幅，办公室更是乱糟糟的。一比之下，贝聿铭显得更像一个有风度、优雅、有效率、运筹帷幄的建筑师。一位建筑历史学家感慨说：“贝一走进房间，光芒也随之而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令人为之倾倒。换了你，会选择谁呢？”
1964年夏天，正与家人在意大利度假的贝聿铭得知自己成为一名黑马。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那时父亲的名字进了报纸上的字谜游戏里，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谁了。”贝聿铭的幼子贝礼中笑着回忆。
但是准备好好施展一场的贝聿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扰。先是地址发生变化。剑桥当地社会的成员认为图书馆会引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公开反对最初的计划。迫于压力，图书馆不得不重新选址。到了1968年，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又遇刺，杰奎琳嫁给了船王奥纳西斯，这使得本来就饱受重创的计划更加偏离了航线。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迅速筹集的2300万美元不断减少，严重的通胀也造成了余款的缩水。此后10年，能用在项目建设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社会思潮以及人们情绪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5年，无奈的肯尼迪家族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场地，把新址选在了波士顿城外一处偏远的填埋区。虽然对这个地址也不是很满意，但贝聿铭还是迅速召集了他最老练的手下，从设计到施工，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完成了项目。
1979年，在长达15年的建设后，肯尼迪图书馆终于落成。这是一座倚海矗立、黑白分明的现代化建筑。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调侃了一句说：“也许自法老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位建筑师能像贝聿铭这样，和客户持续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玩笑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这项持续了14年的工程，其中有10年都用在寻找建筑用地上。在此过程中，贝聿铭和同事一起为每一个方案做了十几个模型，因为每一个方案都有不同的用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肯尼迪图书馆项目成了贝聿铭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使得贝聿铭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将贝聿铭的公司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他后来经常说：“那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开始。”贝聿铭后来回忆说，杰奎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跟我的丈夫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贝聿铭与肯尼迪都来自哈佛，又出生于同一年；杰奎琳形容自己的丈夫很开通，没有一点成见，她觉得贝聿铭也没成见，两人之间交流得很顺利，“这有点化学反应的意思”。尽管肯尼迪图书馆的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贝聿铭与肯尼迪夫人的情谊并未因此而终结。1992年，贝聿铭还邀请彼时身份已为船王夫人的杰奎琳·奥纳西斯来北京参加了香山饭店的开幕式。
从巅峰到低谷
肯尼迪图书馆的效应，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贝氏事务所的业务一度四面开花，一位设计师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1966年，事务所搬到纽约麦迪逊大街600号的一幢办公楼里，贝聿铭与合作伙伴考伯和弗里德，这三个性格各异的人结成一个团结高效的工作团队。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其实事后的调查报告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么样，贝氏事务所的声誉当时遭到重创。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们坐出租车时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否则就会遭受一顿嘲弄。自此之后，贝聿铭的事务所门可罗雀。贝聿铭晚年在回忆此事时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IBM曾于1969年雇用贝聿铭设计该公司的办公大楼。贝聿铭的初稿也得到了IBM高层的认可。然后汉考克大厦风波之后，IBM不再和贝聿铭联系，而悄悄起用了另一位建筑师。汉考克风波也让贝聿铭与洛克菲勒家族失之交臂。1974年，洛克菲勒家族从四名候选人当中挑选了贝聿铭，来为其在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设计一所艺术馆。艺术馆里将收藏洛克菲勒三世捐赠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东方艺术珍品。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贝聿铭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当贝聿铭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后，却并未得到热烈的回应。其身边人怀疑，“洛克菲勒家族显然受到了汉考克大厦的影响”。无奈之下，贝聿铭以一封辞职信的方式体面地结束了双方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整个美国经济开始衰落，建筑业也跟着萧条。贝聿铭很早就在建筑界里有一个“名声”——如果你要按照预算来来完成工作，那么就不能请贝聿铭。这个大形势下，贝聿铭的日子更加难过。这给贝聿铭的事务所以致命打击，甚至一度到了破产的悬崖边。
汉考克大厦进行了彻底的修整，1976年10月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波士顿街头。后来还引发了汉考克公司、玻璃制造商以及贝聿铭事务所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诉讼，诉讼纠纷一直持续到1981年，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当事各方都同意接受和解，承诺“永远不再公开谈论大楼有关问题”。不过后来，波士顿人们也开始接受甚至欣赏起汉考克大厦，还有人将之比喻为“波士顿的艾菲尔铁塔”。
汉考克大厦风波让贝聿铭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150人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但是了解贝聿铭的人都知道，他笑容可掬的面容后面是坚强的意志。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罗伯特·盖蒂斯说：“贝可以和他的建筑一样咄咄逼人。”
贝聿铭令身边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超人冷静。他的合伙人伊森·列奥纳多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0年5月的一天，贝聿铭和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到了之后才知道，这一天，智利发生了大地震，而地震引发的海啸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横扫了西太平洋岛屿。仅仅14个小时，就到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为了预防不测，他们预订的饭店已经把最下面的三层楼全部搬空。可是这却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他告诉伊森：“我得看看这玩意儿。”
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家具已经搬走的空荡荡的大厅里。此时，他们已经得知，几个小时前海啸已经撞击大岛的东海岸，造成几个人丧生。这个消息还是没有吓倒贝聿铭。他和伊森两人紧紧抓住“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如约而至，但并没有想象中壮观，这还令两人有点失望。他们后来才知道，巨浪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了大片的土地；不到24小时，又到达了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列岛。临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乡村和一些房屋以及一些还来不及逃离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卷入大海。想起这一幕，伊森心有余悸：“我们很幸运，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东西打交道。”
1970年，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和朋友索尔古夫妇一起飞到柬埔寨游览吴哥窟。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原来柬共军队发动突袭，夺取了从旅馆回金边的道路。人们正惊慌失措地忙于撤退。索尔古给法国使馆发电报，后者建议他们向西逃跑。于是贝聿铭一家和朋友丢弃行李，挤到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在热浪和滚滚灰尘中行驶100英里到达泰国边境。索尔古的西方面孔可以提供保护，但对贝聿铭一家人来说就有点危险：一旦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就会被人误认为是逃亡的柬埔寨人。尽管其他人都忐忑不安，但贝聿铭还有闲情逸致在路旁的水果摊停下来尝尝榴莲的味道。后来贝聿铭一家安全抵达曼谷机场，他们在卫生间洗完澡以后接着飞往东京。在那里找裁缝重新做了一套衣服。两天以后他们穿着高雅精致的服装出现在巴黎，除了稍微有点受惊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容自若。
这副从容镇静的神情，同样出现在贝聿铭面对自己的职业险情时。肯尼迪夫人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依然准时绽放；事务所里也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也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的任何一位。与齐肯多夫共事的经历也让贝聿铭见惯了大风大浪。从他的表情来看，大家看不出任何惊慌不安的迹象。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黄慧生说。一个解释是，贝聿铭能跻身新加坡的建筑业是因为新加坡的银行家都认识他父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贝聿铭已在着手建设海外华人金融集团52层高的总部大楼。“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地方使我们在业务处于低谷时得以生存。”黄慧生说。同时，贝聿铭又在科威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开展业务。从小就在典型的中国大家庭长大的贝聿铭，对这种权威结构毫不陌生，与王公贵族们打交道，也游刃有余。让人惊讶的是，中东的那些权贵们很喜欢同贝聿铭打交道。在最艰难时刻，海外业务的拓展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
从名流到大师
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国家美术馆项目。
保罗·梅隆（Paul Mellon）被称为“美国最富有、最有学识的人物”之一，梅隆家族与卡内基、洛克菲勒家族一样，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那个小群体。保罗的父亲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em Mellon）是一位银行家，曾三次担任过财长。安德鲁·梅隆又是一位艺术爱好者，1932年，他斥资665.4万美元从当时的苏联政府手中购买了21幅世界名画。这笔资金相当于苏联1931年向美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3。80岁那年，梅隆在华盛顿捐赠了一座博物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位谦逊的富豪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而是取名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这在后来吸引了更多的人将艺术品捐赠于此。
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协助他工作的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卡特·布朗来自罗德岛，著名的布朗大学即来自他们家族。在他们物色的建筑师名单里有4人，其中两位是贝聿铭和路易·康——和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一样，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
路易·康不善言辞，言语晦涩，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阐述自己独特的建筑哲学：“我问砖头喜欢什么，砖头说‘我喜欢拱门’。”相比之下，贝聿铭显得优雅高效。他的事务所里都是常青藤名校毕业的建筑师，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梅隆与布朗乘私人飞机，亲自去视察贝聿铭的工作，艾弗森博物馆、德梅因艺术中心……飞机每到一个地方，贝聿铭的候选人地位就增强一分。特别是在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他们完全被说服了。他们视察了研究室，还在周围的平顶山上野餐。布朗回忆说：“我们急不可待地想进入那些充满赞美诗氛围的建筑，着手我们的研究。这些建筑有着准确无误的比例感和规模感——富于历史意义却又不失和蔼可亲。保罗·梅隆继承了他父亲的简洁风格。他转过身对我说：‘卡特，我很感动。’那时我知道贝就是我们要找的建筑师。”
梅隆与贝聿铭一见如故，不知是否因为两人背景相似——父亲都是银行家，父子之间感情若即若离。贝聿铭和梅隆后来也成为终身好友。
1968年，贝聿铭正式接手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项目。他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这块地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西大道和国家广场交汇形成一个梯形场地。附近多是古典风格的重要公共建筑。除了特殊的三角地块外，贝聿铭必须考虑的，还有与西馆的呼应。“可能是因为我中国的一面，我将和谐置于首位，这是一个整体比部分更重要的地方。”
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地块，贝聿铭苦思冥想了很久而不得。就在他很焦虑的时候，有一次他从华盛顿乘飞机回纽约途中，突然灵光一闪。他用红圆珠笔在一张草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连接了线上的两个点，画出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这就是后来的美术馆——和一个较小的直角三角形——后来的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贝聿铭这一笔可谓快刀斩乱麻，将复杂的难题简化。而整个设计的主旋律正是图纸上的这些三角形。这条线成为东馆设计的绝妙发端。难怪后来有人形容说，贝聿铭有一种罕见的“把迷宫一般的问题在脑海中重新组织、直奔核心的能力”。
贝聿铭对几何图案的坚持，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具体的建设上，都对既有现实是一种挑战。有人曾预言，东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建筑”，质疑人群中甚至包括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上对他坚信不疑的威廉·沃尔顿。但贝聿铭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他把东馆扩建比作还戴着牙箍的少女，要看它美丽的面容必须等到脚手架拆掉之后。
项目施工过半，已远远超出预算（国家美术馆最终造价为9440万美元），消息传出后，外界一片哗然。有人嘲讽贝聿铭的费用过高，说聘请贝就是“付钱，付钱，付钱”（贝聿铭的英文姓为Pei，与pay付钱发音相同）。但关键时刻，保罗·梅隆顶住了压力，他还是按贝聿铭的原计划进行建设。布朗回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贝说：‘让我们把这一切做好吧，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于是梅隆说服其家族基金会为项目提供超支的几百万美元。”
由于没有以往项目时间上的压力，贝聿铭得以对自己的设计不断斟酌，精益求精。1977年4月26日，贝聿铭60岁生日那天，他的部下送给他一块做成东馆那些混合三角形形状的大蛋糕。从一开始，参与东馆计划的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准的建筑，不允许有丝毫的折扣。
1978年6月1日，国家美术馆东馆开幕。来剪彩的总统卡特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它与国家美术馆原馆罗马式的建筑发生共鸣，却没有卑躬屈膝地模仿后者。建成后的东馆，在设计上有许多地方若明若暗地隐喻西馆，而手法风格各异，旨趣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外，贝聿铭与梅隆、美术馆馆长都有一种共识，他们不期望未来的美术馆高高在上，类若神殿使人望而生畏。而东馆很多空间的设计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它让美术馆摆脱以往的幽暗气质，更加亲民和明朗。开业两个月，就吸引了100万的参观者也说明了这一点。
贝聿铭自己对这个作品也非常满意，他说，国家美术馆项目可以排在自己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中的前三位。而这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保罗·梅隆更是由衷地自豪。他说：“我这一辈子，赞助创作了很多艺术品，但杰出的艺术珍品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东馆。它雕塑般的墙体气势恢弘，比例和墙体角度新颖又精准细腻，好似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主角，矗立在舞台中心。当初是我最后拍板用贝聿铭的，我也永远都会以此为自豪。”
梅隆对贝聿铭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完成这个伟大建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贝先生设计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角度（19度）。当时石匠们都强烈反对，说这个设计不可操作，这样石头会碎。保罗·梅隆先生就问贝聿铭：这个锐角很重要吗？贝先生回答：‘是的。’就这样做出了决定。这就是信任。贝先生并没有把这种信任当作理所当然，也没有轻易把他的责任转给客户。”珍妮特·斯特朗说。
有意思的是，东馆建成后，大家发现，游客最喜欢摸的，就是馆外面的那个尖角。开馆几个月后，它就被摸得脏成一片，贝聿铭请当时尚未撤走的建筑承包商清理干净；可几个月后，他们发现墙角又被摸脏了，不但如此，还形成了很清晰的上下两条线——很显然，上面是大人摸的，下面是孩子摸的。馆方就放弃了清洗计划。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们对这个建筑的亲近感。贝聿铭后来说他也说不出当时为什么不顾反对，坚持这个设计，“可能我也感到石材的尖角很诱人吧”。
现在看来，国家美术馆这个项目仿佛就是注定等待贝聿铭的。这个项目万事俱备：地处黄金地段，客户资金充足且富有眼光，时间充裕，让贝聿铭可以毫无局限地进行他对建筑艺术的尝试。一片赞扬声外，也有一些刺耳之声，有人气恼贝聿铭把国家美术馆变成“最时髦的郊区购物城”“一间奢侈的超级中转候机室”。但贝聿铭本人从来不反驳、不争辩。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是在“现代主义”已经不那么“时髦”的背景下，赢得来自建筑界和普通大众的赞誉和喜爱的。在国家美术馆东馆从设计到建成的过程中，建筑界又发生了一次激荡。1966年，路易·康的一位学生发表了一篇反现代主义宣言，“使建筑业受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猛烈的冲击”。就像贝聿铭一代对古典主义装饰风格持反叛立场一样，几十年后，这一批现代主义信奉者和实践者又站在被质疑、被反叛甚至被颠覆的位置上。但“贝聿铭却仍默默地奉行他的有节制的机构现代主义风格，这种美学在达到成熟境界时可以被描述成以精确开工进行设计建造的抒情诗般的几何学”。贝聿铭很少参加建筑界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他总是与这个圈子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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