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坏现象都是通过建构才被认识，被改变的，比如“家暴”和“雾霾”。命名是对事物有一种亲，命名也是一种实践行为，是要宣示面对的勇气和改变的决心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所以，自从女儿前年上了幼儿园，我心里就盘算如何保护她。想来想去只有一招最实用，就是在女儿上下学的路上，像丐帮弟子一样拿根棍子偷偷跟着，以防有人欺负她……
可我毕竟没实践这夸张的点子，因为我相信社会问题可以改良。12月9日，北京中关村二小一位家长发文，称儿子明明常受同学欺负，最近还被扣厕所垃圾筐，儿子因此失眠、易怒，经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她向学校反映此事，学校却只说是“过分的玩笑”，还让她“大事化小”。
十几天过去了，这事不了了之。但我探寻孩子保护方式的渴念却没有熄灭。
很显然，在这次事件中，涉事学生行为是否构成“校园欺凌”是各方最大分歧所在。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止校园暴力：教师手册》，“校园欺凌”具备三要素，即“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不均衡性”。明明被伤害是事实，但要证明其具有“重复发生性”就很困难，因为学校说第二天这两个学生还互动玩闹了。
舆论也因此打结：挺家长的认为，校园欺凌愈演愈烈，就因为学校总当“玩笑”轻描淡写。挺学校的则认为，这种事应让孩子自己处理，过分关注反使孩子受伤，以后也不好跟同学相处。
但这个“结”其实不难解。按照建构社会学的观点，认识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而不是被动的“反映”。事实像原料，要经过话语、文本、行动的转化，公共目光的关注，才能作为“社会问题”存在。（见林聚任《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研究》）所以，明明被伤害这事，可以建构成“玩笑”，也可以建构成“欺凌”。
照这意思，全世界没理可说，随意建构喽？非也，建构社会学还主张，语言不止于命名功能，它还具有规范作用，规定了人们思维和实践的方向。比如说，把农民工群体类型化为城市的“越轨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是政策排斥还是政策支持，就体现了不同的建构途径。
再回看中关二小事件。如果建构成“玩笑”，大事化小，可能纵容欺凌。台湾学生叶永鋕因为像女的，常遭同学羞辱，校方对叶在厕所内被强行脱裤的羞辱淡然处之，认为“只是好奇”。结果叶永鋕受不了欺凌而自杀。
有些家长也许会说，必要时鼓励孩子打回去。可被欺学生多乖巧弱小，打回去可能遭到对方更大报复，亦非良策。
建构成“欺凌”就不同了。对“欺凌”的社会讨论会对欺凌者形成道德压力。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交由家长、学生、学校、社会人士各方代表组成的学生事务委员会来处理欺凌事件，以程序公正避免纠纷。比如，明明父母要求批评肇事学生，合情合理。但要求把这事写进学生操评，让该学生背负一生的污点，估计就不会被委员会通过。
传统“大事化小”方式可行，是因为以前的学生多在村里或单位小学，处于熟人社会，发现欺凌苗头，家长可“上门讨说法”，用“道德共识”规范孩子行为。现在不同了，社会流动性加强，一个班里天南海北的学生都有，家长互不相识，校园欺凌又借助社交媒体成天轰炸家长神经，焦虑的家长也就更喜欢通过抽象化的法律规则解决问题。
中国很多坏现象都是通过建构才被认识，被改变的，比如“家暴”。还有就是，2005年前，国人基本没有“雾霾”概念。2008年，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口罩到北京参加奥运会，还激怒了国人，说他们“侮辱中国公众”“居心叵测”。最后他们向北京奥组委递交了道歉信。可在雾霾肆虐的当下，想起那几个外国运动员，我们难道不脸红吗？
有诗人说：“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在这个急速变革的时代，能坦然接受新事物的命名，又何尝不美好？命名是对事物有一种亲，命名也是一种实践行为，是要宣示面对的勇气和改变的决心。
资深媒体人，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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