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赵刚
今岁之春，闻上问（陈梦雷参与三藩叛乱案—引者注）再矣，（中略）年兄（李光地—引者注）此时身近纶扉，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遂使圣主高厚之恩，仅就免死减等之例，使不孝身沦厮养，迹远边庭。老母见背，不能奔丧;老父依闾，不能归养。而此时年兄晏然拥从鸣驺，高谈阔步，未知对弟子何以为辞？见仆妾何以为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为心耶？
夫忘德不酬，视危不救，鄙士类然，无足深责;乃若悔从前之妄，护己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灭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谁能堪此也？独不思当日往返，众目共瞻，今不恤舆论之是非，但思抑一人以塞漏。遂至巧言以阻寮友，而不及人议己之薄;造端以欺师相，而不虑人疑己之诬。阳为阴排（此处疑有讹—引者注）于大帅之前，而不思人恶我之反覆。掩耳盗铃，畏影却走，平日读书何事？谈理何功？岂非所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耶？呜呼！年兄至是已矣，知人实难，择交非易。张耳陈余凶终，萧育朱博隙末。读书论世，谓其名利相轧，苟一能甘心逊让，何至有初鲜终？岂知一意包容，甘心污斥，而以德怨，祸至此极！向使与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议论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绝裂至此。（陈梦雷：《与李厚庵（光地—引者注）绝交书》，此处引文标点参考了王钟翰先生在《清史新考》中的有关考证）
任何一个读者，看过这段文字，恐怕不会不为作者横溢的才情所折服，也不会不为作者的不幸遭遇所慨叹，当然，也不会不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作者为人出卖，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之绝交。这封信的直接缘由，是康熙朝轰动政坛学界的李光地出卖好友陈梦雷案。出卖者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为他冤陷者是他的挚友，日后以一人之力，完成截至康雍时代中国历史上最大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著名学者陈梦雷。该案掀起的波澜，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还涟漪不断。从李光地死后不久的知名文史学者全祖望，到日后的乾隆皇帝，都对李光地的行径嗤之以鼻。当代清史大家王钟翰先生更是博采广搜，写成《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一文（见《清史新考》），就此案的诸多问题，予以详细的考证。可以说，此事的来龙去脉，因为该文精彩的考证，已经非常清楚。从王钟翰考证出的细节看，这个事件最离奇之处，就是李光地在旁人看来于友有害，于己无益的情况下，悍然不顾当日社会公论，出卖自己的发小挚友陈梦雷。王先生认为李光地如此无耻的来由，是由于其“阶级本性和时代局限所决定”。这个解释似嫌空泛，仍不足以发该案之隐情。笔者认为李光地执意卖友的关键是要在辞章之学不及陈梦雷的情况下，从政治上打倒他，未雨绸缪，消灭政治上的潜在竞争者。这一点若从康熙朝帝王学术偏好的变化，李、陈二人不同学术风格及其可能的政治远景，以及理学阁臣和辞章高官之间的冲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难探知一二。
李光地卖友案本身并不复杂。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关系，按照王钟翰的说法，是“同年，同里，同官，情投意合，最称莫逆”（《清史新考》，141页）。“三藩之乱”爆发后，很快蔓延到闽南，也就是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家乡。李、陈二人当时都因省亲在家，身陷叛军。两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陈梦雷留在省城福州，探听叛军虚实，李光地则留在离福州六百里的安溪老家，负责转送陈收集的情报。他用蜡丸将收集的情报秘密封存，后来献给朝廷，对清军入闽平叛贡献甚大（《清史新考》，138页）。此事是李光地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因此事取得康熙皇帝政治上的信任，从此一步步荣升，到康熙四十五年（一七零六）后竟位极人臣。但是，李光地在给清廷的奏报中，没有提及陈梦雷的功劳。更有甚者，乱平之后，陈梦雷为人告发从逆。李光地作为当时唯一的知情人，不仅没有站出来说明当日情实，为陈梦雷辩诬，反而否认陈梦雷收集情报之功，声称陈梦雷虽然“其心可原”，但确实出仕叛军。结果，陈梦雷因叛逆罪，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发配关外，流放十余年。据王钟翰考证，陈梦雷深愤李光地忘恩负义，就在流放关外的前夕，写了这封轰动朝野的《与李厚庵绝交书》，宣布与之绝交。此信文情并茂，展示出作者非凡的才华，引起“万人惊叹”。李光地卖友案也成为康熙中叶以后上自皇帝本人下到朝廷重臣如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等人都过问或卷入的重大事件。李光地一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对当日和陈梦雷的约定矢口否认，称有关蜡丸书的所有功劳，都是他一人所为。但是，面对陈梦雷信中的凿凿事实，李光地的辩护终究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历史上，大奸大恶、背信弃义虽然史不绝书，但是，多数人如果不是因为大利所诱下情不自禁，或大难临头时迫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挑衅当日社会底线的。而李光地卖友案，从这个角度看，极其不寻常。此事发生于福建乱平之后，李光地本人因为收集情报有功，深为康熙信任。他这个时候如果为陈梦雷澄清，不仅不会触犯康熙，而且会因救友脱难而赢得皇帝和士林的尊重。而陈梦雷的冤情如果辩白，李光地在朝堂之上，还多一个铁杆盟友。从当日人伦道义和实际功利两方面考量，营救陈梦雷显然更有利于李光地本人。相反，李光地如果在旁人看来于人有害，于己无利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事先和陈的约定，背信负义，落井下石，就不是简单地抛弃好友的问题，而是触犯当日社会道德底线，面临的更多是来自皇帝、同僚、士林乃至社会舆论的鄙视和羞辱。三藩乱后，类似李光地、陈梦雷这样深陷叛军的臣僚不少。据王钟翰考证，当时的武将林兴珠和好友姚文燮也遇到类似情况。林、姚二人同时遭逢吴三桂举兵反叛。林先行一日，侥幸脱险。姚却不幸落入叛军之手。乱平后，姚文燮被控谋反下狱。幸有林兴珠站出来说明情形，才得以洗清冤情。林兴珠一介武夫，尚且懂得脱友于冤案，李光地身为理学名臣，以仁义道德自诩，更不应该落井下石。更何况李光地是所谓理学名臣，如此行不及言，又如何说服世人接受道学家们的道德高论？但是，李光地却选择了后者，断然否定陈梦雷在自己上蜡丸书中的贡献，诬陷老友，死不认账。李光地这样不顾廉耻和清议的动机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起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通过研读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才意识到其谜底要从帝王学问偏好和士人的学术取向的互动中寻找。李光地面对陈梦雷的不安全感，来自二人学术差异。李光地本人在《榕村续语录》中的一段话就此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说：
陈则震初入馆时，予劝之读正道书，曰：“君言是也，但吾意却大要将天地间事都理会得。如经济、文章，不能，人能我也无味。我都有了，然后以性命之书，为归根复命，末一着收结功夫。”某曰：“异乎吾所闻。古人本末先后，却是从此及彼，根本不立，就是华采，也不能极顶。”渠笑而不言。（《榕村续语录》，卷十六，779页）
案陈梦雷于康熙九年（一六七零）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因此，李、陈二人这番谈话可能发生于康熙九年以后，反映出两人学术选择的截然不同。陈是由博返约，先潜心经济文章之学，而后以理学性心之论结束。李光地则是先约后博，研习理学义理后，再博览群书。从李、陈二人后来的学术发展看，这番谈话竟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两人一生的学术选择。
陈梦雷一生潜心于经济文章之学，他不仅精通辞章，留下《松鹤山房诗集》、《松鹤山房文集》、《闲止书堂集抄》等书，以及《与李厚庵绝交书》那样辞情并茂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回京后，效力于诚亲王胤祉，凭借个人和王府藏书，以“一人独肩斯任”（陈梦雷：《进汇编启》，见《松鹤山房文集》卷二），编成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初名《汇编》，康熙赐以现书名。全书由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组成，每编内分若干典，共三十六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六千余部。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历算医药风水堪舆之学，下至经史子集佛道戏曲诗词之道。清人张廷玉评价：“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陈梦雷在进献该书时所写的《进汇编启》一文中也颇为自得地称该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松鹤山房文集》卷二），展示了陈梦雷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才华。
李光地则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一生以理学自傲，也写了不少理学著作，但是，他并没有理学创新所需要的思考能力，所完成的理学、经学著作看上去卷帙颇丰，有创见的却不多。对于他的学术，早在他在世的时候，同为理学信徒的方苞就以“平平”二字概括：“始与安溪先生（李光地—引者注）谈，以为得志，真天下才，今殊平平。”搞得他非常尴尬，不得不以“吾何能当‘平平’二字”来解嘲（《榕村续语录》，854页），至于他不长于文辞，则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有一次康熙和高士奇说起李光地，高士奇说：“光地辞章之学或非其长，到底读些有根底书，也算个读书人。”康熙说：“汝便是公道人，张英也如此说。”（《榕村续语录》，730页）可见他不长于辞章的短处是皇帝及当日士林众所共知的。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传统士大夫，包括李、陈二人学术追求的必然归宿。不过，李光地和陈梦雷如果同时向康熙“出售”他们各自看家本领，谁更能获得康熙的注意？传统观点可能会认为李光地会胜出，因为按孟森以来诸多史家的观点，康熙自亲政以后一直强调理学的重要性。当然，康熙即位后一直看重理学，屡屡表彰朱子及程朱理学，但是，他宣扬理学，只是想以此显示对于儒学的尊崇，强化清朝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实际上，他对理学家醉心的心性玄理之学并不热心。他真正关心的是理学家们既不擅长，又很轻视的文史辞章之学。对于这一点，从康熙二十年前后，就一直身处中枢的李光地有切身的感受。按照他的观察，
（熊）孝感（赐履）之后，便接上张敦复（英）、陈泽州（廷敬）、叶子吉（方蔼），至高澹人（士奇）、徐健庵（乾学），专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总是诗歌辞赋不相干的话。所以，如今修书，部部都是什么《菁华》、《诗余》、《群芳谱》之类，扰攘不了。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至今为梗”一语尤其值得注意，足见辞章之学在当时的主流地位如何让李光地产生如鲠在喉，不得不除的恨意。李光地列举的上述几位学者，都是康熙中期受到信赖的重臣。其中只有熊赐履是地道的理学家，著有多部理学论著。不过，熊本人康熙十五年因嚼签子案诿过诬陷他人，被逐出中枢。其他几位学者，固然于朱子持尊重态度，但学问重心则在诗文而不在义理。张英曾参与修纂类书《渊函类鉴》，陈廷敬于《康熙字典》编修贡献巨大，且本人长于诗文。高士奇、徐乾学都是以精通诗文典籍而获得康熙宠幸。因此，李光地指责这些人“专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或许是过甚之论，但是，他认为他们“总是诗歌辞赋”，道出的确实是实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康熙二十一年故去的叶方蔼外，这批人，特别是徐乾学和高士奇在政治上的黄金时代，恰是康熙十五年到二十七八年。
易言之，康熙二十一二年间陈梦雷撰写与李光地的绝交信时，徐乾学、高士奇等文辞之臣圣眷日隆。然而，这批文辞考证之臣崛起，并非如李光地如上所言，是他们有能力煽惑康熙，而是康熙本人的学术兴趣转向的结果。对于康熙这种转向，《清史稿·高士奇传》所引的康熙一段话曾有所透露。他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书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时下论清史者多看重档案而轻视《清史稿》，其实，《清史稿》在编纂过程中使用的不少原始材料，因为民国初年政治变乱已经逸散，有关史实反倒因《清史稿》才幸存一二，这是《清史稿》无法为他书取代的原因之一。著名清史学者王思治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给笔者等讲授清史课时，曾特别指出这一点。
《清史稿》记录的这个细节说明，康熙在研究汉地传统文化时，先从四书八股入手，然后因高士奇等人的影响，迅速注意到诗文记诵之学的意义和魅力，并以此为研习的目标。《清史稿》虽没有交待材料来源，但从明清文人学术传统及康熙日后学术追求看，是相当可信的。当时社会通行的确有八股讲章和诗文记诵两种学问，前者以研习“四书”、揣摩八股为主，后者则是讲求诗文写作。高士奇本人因为科举坎坷，从举业转攻辞章，并因此获宠于康熙。康熙对于传统辞章之学的兴趣，可谓至死方休。他命令编纂的《佩文韵府》、《渊函类鉴》、《康熙字典》，一直到晚年令曹雪芹先祖曹寅编纂的《全唐诗》等，无不透露出他在这方面不倦的热情。相反，他对理学虽然阐扬之声不断，但是，真正下功夫命人讨论李光地前引文所谓的“治道”，“道理”，还是康熙四十五年以后的《性理精义》、《朱子全书》，这已经是陈梦雷《与李厚庵绝交书》二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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